每年6月，世界各地都有人想起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事件。算起来，当年未出生的胎儿，如今也已年近30了。30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何记忆这场屠杀？我们如何面对屠杀？
这个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因为新一代的人已经是在不同的处境下思考。当年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与香港，透过电视机认识事件的人，如今已经和新一代一起，置身网路世界。换言之，只要我们愿意，每天都可以看见六四，就像看任何其他事件或戏剧一样。网路取消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同时取消了接受资讯的我们与世界的时空关系：除非你能成为网路上的行动者，而非只是讯息的被动接收者。
而随着网路时代一起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地位的转变。过去30年来，伴随着反抗记忆的消逝的，是经济增长的吸引。而在几次全球性金融风暴过后，经济已经成了精神，成了我们的灵魂。于是，与其不断追忆或探究早已过去的屠杀，不如抓紧眼前实在的机会。市场决定了记忆，也就决定了道德。干嘛跟钱过不去？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要你卖，总给得出一个价的。
这就是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Merezhkovsky，1865～1941）在《未来的小人》一书当中所说的：「不是中国在走向欧洲，而是欧洲在走向中国……战争会结束于和平，这将是『全世界的和平』，最后的宁静与天上的平静、天朝、从东方到西方全境的中庸王国、最终的结晶化、全人类的蜂房与蚁窝……甚至不是庸俗，而是卑贱，因为极限到满出来的庸俗就是卑贱。」
当一切都有价钱，一切就都没有价值──相对的价值以绝对的价值为基础，不卖才决定了什么可卖──当屠杀的记忆可以买断，屠杀就被抹消了。问题是，这是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价值几何？
我们的信仰无法绕过这个问题。在《沉默》当中，日本执政官开的价是信徒的命，这和初代教会面对的处境在某个程度上十分类似。而今，要你沉默，不再需要迫害，只需要买下迫害的记忆即可。在这点上，基督徒的回答当然是：不卖。
然而，如果说不出口，那不卖与卖的差别在哪？如果仅记着受难，却不能以纪念受难与复活为名聚集，教会究竟如何存在？记得大屠杀不等于纪念大屠杀，然而谁也不能谴责在屠夫家里记得大屠杀的人不纪念大屠杀──谁没有罪的就丢第一块石头吧──那记得的人怎么办？
基督教面对过这个问题。在16世纪，宗教改革方兴之时，有个18岁的法国年轻人拉‧波埃西，眼见新教徒受迫害，含沙射影地写了一篇《论自愿为奴》，在其中，他以上帝之名论称「上帝给我们每人的才分有多有少，是为了让强者为弱者付出，让弱者接受强者的赠与」──这当然对市场会造成伤害，因此如今这种说法肯定没有市场──但他这么说，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兄弟相爱」可以自足，我们为什么要任由掌权者予取予求？我们只要不理他就好啦！拉‧波埃西的主张，成了欧洲进入现代以来第一个诉求非暴力抗争的声音。
然而，非暴力抗争还是抗争，无声的纪念还是纪念，在屠夫家里谁敢纪念？当年的大屠杀，杀的不正是非暴力抗争的参与者吗？
在拉‧波埃西写就《论自愿为奴》后将近400年，另一个法国思想家西蒙‧韦伊重新考虑了拉‧波埃西的主张，并得出更贴近信仰核心的观点：「死亡肆虐时，服从的神蹟就在我们眼前爆射光芒」，但「基督教给人的激励，不在于对财富与权势的渴望，而在于人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价值当然是因为基督教宣称神造世人，神子为人赎罪。
就这样，韦伊将反抗的问题，透过对人性尊严的神学解说，连结到记忆屠杀的问题上，而这样的连结，正是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担忧的「未来的小人」的回答：当众人都忘记之时，基督徒不能忘记，因为在一切都显得相对、当屠杀记忆也可以买卖的尘世，我们的神是绝对，是交易的界线，是受难者最终的安慰，也是我们仅存的盼望。
（封面相片来源：cattias.photos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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