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与凉薄的十字路口

1944

趁世界难民日(6月20日)临近,让我们一同思考在我们当中的寻求庇护者。他们是我们良心的启蒙者还是我们经济的负累?

香港是寻求庇护者城市

香港对寻求庇护者并不陌生。由1950年代末开始从中国涌来香港的中国人就是寻求庇护者(因经济或政治因素),而香港就成为他们的家。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来香港的中国人有100万之多。我们或我们的朋友中可能就是寻求庇护者的后裔。踏入1970年代中,因英国政府决定,香港成为接收来自越南寻求庇护者的第一收容港。由1975年至2005年,香港总共收容了超过20万名滞港越南人。

不论这是否香港人的意愿,香港为寻求庇护者曾提供最直接和最迫切的人道救援。所以,若说寻求庇护者建立今日的香港,这实不为过;又若说香港是寻求庇护者的避难所,这也不夸张。这段历史是香港的负累还是香港的成就?

在人性与凉薄的十字路口

自中国政府重新恢复对香港主权后(1997年7月1日),香港可以自行决定它对寻求庇护者的政策。虽然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不适用于香港,但香港政府以酌情权给予最后1000多名滞留香港的越南难民居留香港的资格。此外,香港政府没有改变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公约》)适用于香港(1992年签署)。

但在2016年1月,有记者询问行政长官梁振英,香港会否考虑退出《公约》时,他回应,「如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做。」他的回应不纯是他个人立场,更反映社会对寻求庇护者的关注。他的回应带出两个重要课题。

第一,在香港寻求庇护者的人数是否急剧上升,导致香港社会在财政上和空间上无法承载?至2016年,大约有11000名寻求庇护者在香港,而每年政府提供人道援助金额约8亿元及相关开支约10亿元。相对于2006年只有1800多名寻求庇护者,寻求庇护者人数上升是一个事实。人数的增加反映了相关政策被滥用、全球政治迫害加增还是交通方便?若是政策出现问题,社会应检讨,防止被滥用,但绝不可因有被滥用的可能而选择退出《公约》,因为这关乎人的生与死。一个真心有人道责任的政府绝不会轻易说出退出《公约》。它宁愿接受某程度被滥用,也不愿意牺牲受害者。反因对受害者的投入,它会用更创意方法思考如何可以帮助到真正需要的人。

第二,寻求庇护者在香港生活期间是否制造严重社会问题?我们承认有寻求庇护者犯法,但比例并不高。在追究寻求庇护者犯法的责任时,我们需要思考这是否纯粹是个人问题还是他们也是被罪者?例如,寻求庇护者每人每月可以获取3000元的人道援助,但不容许工作。以香港生活水准来看,这金额不足够生活。他们有些人只好选择打黑工,补助日常生活。

此外,香港政府没有资助其他团体,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合适的社交活动和生活支援服务。政府只关注他们生存,但对他们生活却没有任何关心。又审查寻求庇护者的申请往往要用上数年才完成,而这等候过程对人的身心健康是很大折磨。以上制度的理由不足以为寻求庇护者脱罪,但没有对制度的反省而将责任完全推在寻求庇护者身上是不公平。当有立法会议员建议为寻求庇护者设立禁闭营,防止他们带来对社会的坏影响时,这做法不只是一种对寻求庇护者污名化,更是进一步伤害受伤害者。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年。甚么令香港人引以为傲?成功落实一国两制(当然不是)、在全球排名头100所大学中有4间来自香港、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还是一个对陌生的无助者没有拒绝的城市呢?

面容,不是数字

寻求庇护者是面容,不是数字。每一个面容都有一个故事。他们渴望我们可以聆听他们的故事,而不是抱着怀疑态度跟他们相处。以下,我引述一个寻求庇护者的故事。

Poules是一名来自埃及寻求庇护者,他来港前是为当地基督教电视台工作的记者;因为埃及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宗教逼害在当地不时发生,身份证上有一栏是宗教信仰,基督徒的身份根本无法隐藏,只能默默地忍受伊斯兰教徒的逼害。他接受这份工作时必须断绝与家人的关系,因为他不希望因为他的工作为家人带来危险。 Poules除了采访当地基督教徒的情况外还积极参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融和活动。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Poules提起耶稣的话。兼爱是他一直追求的,直至他的摄影师在一场悲剧中连同其他23名基督徒示威者被军方杀害, Poules身兼摄影师和记者,他依然紧守岗位。「因为这能帮助到别人」这句说话是令他继续的动力。但在之后的一场冲突中, Poules 因为拍摄到军方向示威者开枪,六名军人把他打至半死,头部缝了14针,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一个月。在意识到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没有选择下 Poules 来到了香港。

「原本我的目的地不是香港。我有认识的人在德国可以投靠,可是无奈身上的金钱不足以支付那儿的签证申请,所以我才来到这里。」Poules原本的计划虽然被打乱,但虔诚基督徒的身份告诉他这也是天主的旨意,要让他来到香港,与香港的人诉说他的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很久以前耶稣曾居住在埃及,也完全不知道埃及其实是伊斯兰国教,那时的居民在耶稣到过的地方都建了教堂,但在转为伊斯兰国教时政府要居民要不选择转教,要不支付高昂的税费,要不为耶稣赴死。」Poules谈道,「现在基督教徒若要进去教堂,警察都会在旁持枪戒备,不是从周围愤怒的伊斯兰教群众的手中保护基督教徒,而只是保护那座建筑。」

Poules可以公开地讲述他的遭遇,因为他的难民身分已被确立,并等侯往第三国家。事实上,他每次讲述其遭遇都是一种伤痛。那么,有真诚的聆听者吗?有雪中送炭的路人甲吗?

基督徒的责任

我相信我不需很仔细解释相关圣经经文(好撒马利亚人故事(路加福音10章25~37节)、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马太福音25章31~46节)),基督徒也会自觉对寻求庇护者有一份责任。那么,教会可以有甚么具体行动?

第一,留意当下相关政策,并参与讨论、争取和制定对寻求庇护者的友善政策。第二,建立本地人与寻求庇护者的互动关系,让寻求庇护者不被隐形。第三,设计让寻求庇护者有成就和成长机会的活动。第四,建立关怀寻求庇护者的支援网络。第五,关注不同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进行公众教育和公众舆论。

(封面相片来源:n4chm89 /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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