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愛講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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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人權鬥士劉曉波在獲准保外就醫不到兩個月後,慨然辭世。留給人類社會的,是他那篇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被朗誦、於2009年向中國法庭提交的陳述文章: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中略)。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對比劉曉波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中國經濟高度發展背後所隱藏渾沌不明的人權前景,台灣在1987年解嚴前的民主浪頭上,何其有幸得到上帝恩待。在劉曉波過世這天,台灣教會公報社正巧舉辦《那一年,寄不出去的教會公報》新書發表會,回顧那個報紙刊載二二八事件40週年相關消息,就遭到警備總部沒收的年代。

當年擔任教會公報發行職務,因而第一線面對警備總部人員的黃淑貞回憶,每到報紙的出刊日,都會有人固定在第一時間前來索閱,當時她以身為台灣第一份報紙的員工為榮,只是單純的相信有讀者非常支持這份刊物。直到1987年2月20日,警備總部人員前來扣押1825期的《台灣教會公報》,才知道那位「忠實讀者」竟是情治單位人員。她在錯愕中被迫簽下「借閱單」,看著整批剛印好的報紙被帶走,從此以後每年只要到二二八前後,就會感到莫名的緊張跟害怕,症狀持續了好幾年。

時任教會公報總編輯的林培松牧師也回憶,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軍警開始補抓相關人士,他接到緊急通知,深怕報社遭到搜查牽連無辜,他連夜將社內的稿件焚燬,心中感到無比的沈重,自忖《教會公報》已被政府列入黑名單之中;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發生後,也有人稍來消息,警告二二八事件的往事恐將重演,要身在台南的人們小心戒備。林培松說當時他全身籠罩在驚恐的情緒之中,每晚頭痛耳鳴難以成眠,他只能爬起來祈禱,向上帝訴說自己實在擔不起如此重擔。

同年高俊明牧師被捕入獄,更讓他感到無所適從,只能戰戰兢兢度日,直到1984年高俊明獲釋後,林培松才鬆了一口氣,並下定決心在自己任內,要出版對抗戒嚴與獨裁的《活路》副刊,希望能夠「開活路,救鄉土」。這份《活路》副刊也終於在1986年順利問世,想不到才剛出版第4期,因談及二二八事件40週年,便連同《教會公報》一起遭到查扣沒收,當時他人正好在新竹參加長老教會總會會議,很快就獲得總會支持,決定抗爭到底。

此後,上演了一連串的抗爭,先是有3月11日超過70位牧者上街抗議政府打壓言論自由沒收《教會公報》;4月5日更有台南市多間教會兵分七路包圍市政府,迫使市長親自出面道歉,而這些被沒收的報紙,也戲劇性地在最後一刻運抵群眾運動現場,整起事件和平落幕。這件傳奇般的歷史事件,在今年解嚴30週年的時刻,還登上了7月11日《自由時報》的頭版

每當慷慨激昂的談起這些發生在30年前往事,都會讓我想起台語聖詩〈我真愛講這故事〉,彷彿那是一場距今未遠、自己曾親身參與的往事,每一張留下的照片都是經典,每一幕都有如親眼所見。然而,30年的時間,約是兩代人的差距,若不是有人願意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地訴說,這些故事恐將無人記得,背後值得珍視的價值,也將不再受到重視。

曾有人模仿不知民間疾苦的基督徒禱告說:「感謝耶穌把所有的苦都擔完了,我們只要快快樂樂過日子就好。」這段嘲諷的禱詞深刻的影響著我,提醒自己聽到任何一個值得傳頌的故事,都不把它當成「過去完成式」,聽聽就罷。讀聖經時,深怕自己忘記現代仍有人受著耶穌時代同樣的苦;看到劉曉波,就慚愧於自己缺乏「以愛化解仇恨」的勇氣。

我真愛講這故事,是因為我們如此的健忘,需要不斷的被提醒,所以要將這故事傳頌下去。我真愛講這故事。

(封面相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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