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愛講這故事

7月13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人權鬥士劉曉波在獲准保外就醫不到兩個月後，慨然辭世。留給人類社會的，是他那篇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被朗誦、於2009年向中國法庭提交的陳述文章：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中略）。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對比劉曉波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中國經濟高度發展背後所隱藏渾沌不明的人權前景，台灣在1987年解嚴前的民主浪頭上，何其有幸得到上帝恩待。在劉曉波過世這天，台灣教會公報社正巧舉辦《那一年，寄不出去的教會公報》新書發表會，回顧那個報紙刊載二二八事件40週年相關消息，就遭到警備總部沒收的年代。

當年擔任教會公報發行職務，因而第一線面對警備總部人員的黃淑貞回憶，每到報紙的出刊日，都會有人固定在第一時間前來索閱，當時她以身為台灣第一份報紙的員工為榮，只是單純的相信有讀者非常支持這份刊物。直到1987年2月20日，警備總部人員前來扣押1825期的《台灣教會公報》，才知道那位「忠實讀者」竟是情治單位人員。她在錯愕中被迫簽下「借閱單」，看著整批剛印好的報紙被帶走，從此以後每年只要到二二八前後，就會感到莫名的緊張跟害怕，症狀持續了好幾年。

時任教會公報總編輯的林培松牧師也回憶，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軍警開始補抓相關人士，他接到緊急通知，深怕報社遭到搜查牽連無辜，他連夜將社內的稿件焚燬，心中感到無比的沈重，自忖《教會公報》已被政府列入黑名單之中；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發生後，也有人稍來消息，警告二二八事件的往事恐將重演，要身在台南的人們小心戒備。林培松說當時他全身籠罩在驚恐的情緒之中，每晚頭痛耳鳴難以成眠，他只能爬起來祈禱，向上帝訴說自己實在擔不起如此重擔。

同年高俊明牧師被捕入獄，更讓他感到無所適從，只能戰戰兢兢度日，直到1984年高俊明獲釋後，林培松才鬆了一口氣，並下定決心在自己任內，要出版對抗戒嚴與獨裁的《活路》副刊，希望能夠「開活路，救鄉土」。這份《活路》副刊也終於在1986年順利問世，想不到才剛出版第4期，因談及二二八事件40週年，便連同《教會公報》一起遭到查扣沒收，當時他人正好在新竹參加長老教會總會會議，很快就獲得總會支持，決定抗爭到底。

此後，上演了一連串的抗爭，先是有3月11日超過70位牧者上街抗議政府打壓言論自由沒收《教會公報》；4月5日更有台南市多間教會兵分七路包圍市政府，迫使市長親自出面道歉，而這些被沒收的報紙，也戲劇性地在最後一刻運抵群眾運動現場，整起事件和平落幕。這件傳奇般的歷史事件，在今年解嚴30週年的時刻，還登上了7月11日《自由時報》的頭版。

每當慷慨激昂的談起這些發生在30年前往事，都會讓我想起台語聖詩〈我真愛講這故事〉，彷彿那是一場距今未遠、自己曾親身參與的往事，每一張留下的照片都是經典，每一幕都有如親眼所見。然而，30年的時間，約是兩代人的差距，若不是有人願意不厭其煩、一次又一次地訴說，這些故事恐將無人記得，背後值得珍視的價值，也將不再受到重視。

曾有人模仿不知民間疾苦的基督徒禱告說：「感謝耶穌把所有的苦都擔完了，我們只要快快樂樂過日子就好。」這段嘲諷的禱詞深刻的影響著我，提醒自己聽到任何一個值得傳頌的故事，都不把它當成「過去完成式」，聽聽就罷。讀聖經時，深怕自己忘記現代仍有人受著耶穌時代同樣的苦；看到劉曉波，就慚愧於自己缺乏「以愛化解仇恨」的勇氣。

我真愛講這故事，是因為我們如此的健忘，需要不斷的被提醒，所以要將這故事傳頌下去。我真愛講這故事。

（封面相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