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的寻真之旅(一)

1896

2002年1月11日,刘晓波先生曾写:

「天安门母亲」理应得到的荣誉,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天安门母亲运动」,就是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国际支持。¹

历史却跟晓波先生开一个玩笑,他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最终没法亲自领奖,甚至可能因这奖项导致中国政府拒绝在他人生最后阶段出国就医的要求,但如他所说,这奖项是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国际支持。遗憾的,晓波先生为此奉献了他的生命。以下,我试从晓波先生经历过三次坐牢后到他再入狱期间(1999-2008)的著作和行动简单阐述他的寻真之路。

寻真是灵性之路,因为在寻真过程,人学会在真理下谦卑、被燃点讲真话的良知,并决心真诚生活。这反映在晓波先生《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一文。寻真不纯是一个理性课题,更是一份超逻辑超经验的理性直观。晓波先生对寻真有这样描述,

是以谦卑情怀对神秘之物的倾听,是以愉悦之情对生命之美的观赏,是以悲怆之思对必然宿命的挑战,是以激情之思对神秘之物的虔诚,需要灵感、直觉、想像、沉醉,也需要意志上的坚韧、敬畏和虔诚。²

将真只等同一种相联性的真理(corresponding theory of truth)的话就忽略了因真理带来给生命的厚度,即释放与责任。耶稣说,「真理使人自由」(约八32)。真理不但使人不再惧怕(free from),更因而使人有承担的自由(free to)。晓波先生说,

自由不仅源于天赋人权,也源于天赋责任。自由在给予我们自主选择权和牟取私利的道德合法性的同时,也把相应的自我负责和道德自律一并给予我们。自由之所以可贵,并非在于它鼓励不负任何责任的为所欲为,而在于它把每个人都作为能够自我负责的理性个体加以平等地对待。³

对晓波先生来说,寻真之旅不关乎对真理拥有,而是一个人自愿进入自省过程,从有限向无限的升华过程,包括拒绝将自己偶像化和培养出对他者的慈心和悲心。早于1989年3月,晓波先生曾写:

在中国,我为一个掺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着;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

我的妻子(陶力)曾在一封信中写到:「晓波,表面上看,你是这个社会出名的逆子,但在实质上,你与这个社会有一种深层的认同,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反对你的态度容纳你、宽恕你、吹捧你,甚至怂恿你,你是这个社会的一种反面的点缀和装饰。」⁴

晓波先生的自省进一步反映在其《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1992年)。其中,他诚实地表明他害怕其公众英雄形象受损,以致他曾活在由政府和自己谎言塑造的英雄角色中。2003年,在接受「杰出民主人士奖」时,晓波先生说,

这是十四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党文化的印迹,毛式思维和文革式语言已经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清洗,谈何容易!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⁵

真诚面对自己,以悔罪的心寻回良知和对真理的投降是晓波先生的灵性之旅。然而,晓波先生的反省没有令他卷入与世无关的修心领域。这可以从他在2000年代的活动见证出来。在肯定新一代自由知识份子转向了对超越价值的寻求时,他说,

当灰暗的现实令人沮丧之时,个人面对神圣信仰的祈祷和自省,使其在内心深处保存著道义责任和乐观希望。但是,我也有某种忧虑:这种对基督教对神圣价值的追求,是否会变成真正的精神资源,而不沦为文化新贵的「精神白领」──如同自由主义言说沦为牟取名利的手段,也如同所有过眼云烟的时尚。对超越价值的敬畏和勇于承担的良知,必须践行才有真正的道义力量。如果只是言说而不必践行,那么自由也好,信仰也罢,既不是道义,更遑论力量!(2002年6月24日)⁶

晓波先生的自省使他对人性有更深刻体会。2002年8月22日,晓波先生在讨论《人的问题》时,指出

在人的所有弱点中,最要不得的危害最大就是人的狂妄,狂妄将导致人的兽性极端发作,导致动物界也从来不会发生的疯狂──人对人的残忍。

我认为,在关于人的本体论哲学中,最大的谎言莫过于对人性完美的论证,完美的人必是狂妄之人。在一个善待人性的时代,安于完美就是破坏自省精神和道德谦卑,就会为后人留下最不完美的可耻记录。⁷

人的狂妄不只是个人,更化为由权威政治和民族主义等建立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人际相处的相关行为。这份狂妄没有因文化大革命结束而得到教训,反而已成为中国文化一部份。晓波先生说:

不受制度性约束的统治者,也不会养成尊重民意和向民众道歉的权力谦卑。纵容权力狂妄的独裁制度,只能养育出对权力满怀卑微的国民。⁸

狂妄者是一个说谎者,因为他的狂妄不是来自无知,而是恐惧。所以,谎言和暴力是狂妄者可以有的工具,不是诚实、对话和尊重。在这样环境,晓波先生向我们说,「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对于讲真话,我们可能问:谁决定真话?如真理一样,这不是拥有的课题,而是一个寻找过程。那么,重点是如何保障寻找过程的自由,其中包括不以言入罪、平等对话、理性讨论等。可惜的是,讲真话是中国变得很困难,因为如刘先生说「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⁹晓波先生说,

还有什么样的制度比逼着人们向自己的良心说谎的制度更野蛮呢!还有什么样的知识份子,比用谎言来掩盖谎言的人更懦弱、更无耻呢!还有什么样的民族,比这种权力与知识相互结盟的说谎更堕落呢!政治权力的腐烂还不能完全证明一个民族的彻底堕落,人们还可以寄希望于社会良心的道义力量。而一旦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群体也腐烂了,就是上帝也救不了我们。¹⁰

晓波先生对知识份子的批评不只反映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境况,即知识份子独善其身的心态和被利益收买,也带出他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对知识份子责任的委托。

  1. 刘晓波:《天安门母亲理应得到的荣誉》
  2. 刘晓波:《沉醉的生命》
  3. 刘晓波:《自由与诚信》
  4. 刘晓波:《中国当化政治与中国知识份子》(台北:唐山,1990),页162。
  5. 刘晓波:《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
  6. 刘晓波:《在日常生活中拒绝说谎──余杰文集序》
  7. 刘晓波:《人的问题》
  8. 刘晓波:《道歉,感谢与歌颂》
  9. 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台北:时报文化,1992),页13。
  10. 刘晓波:《向良心说谎的民族》

(封面相片来源:aktivioslo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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