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放與捆綁：福音與當下香港社會

當下

這幾個月，香港人經歷了一場又一場令人感到無助和無力，甚至傷心的事。最近一事，就是參與2014年6月反新界東北前期發展工程撥款示威，而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立的13名青年示威者，經上訴庭覆核刑期聆訊後被加刑，由原審時的80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改為全部監禁，刑期由8至13個月不等。這加刑是對熱愛香港青年一種拒絕和否定。

另一事件是前後有六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其中關鍵重點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解釋《基本法》第104條竟具追溯力，並由此衍生「今天宣的誓，犯了明日釋的法」的荒謬。雖然當事人可以上訴，但其中所涉及的訴訟費用遠遠超出他們的能力。當下另一事件是以高鐵可以更有效運作為由，政府堅持在香港執行「一地兩檢」。爭議焦點是香港境內地方實施中國法律。若這是可接受的話，這是否含意在香港地區也可以實施中國法律？那麼，一國兩制就不存在了。面對法律漸漸成為政權的工具，港人權利是否仍有保障？政權權力是否仍可以監察和制衡？教會可以如何思考這課題？

回憶

馬太福音16章19節說：

耶穌說這話的背景是彼得對耶穌的認信，即耶穌是基督，永生上主的兒子。此外，經文中的你不限於彼得一人，而是認信群體，因為節18清楚說明這是教會。簡單來說，天國的鑰匙是給認耶穌是基督的群體。那麼，天國的鑰匙是教會權柄還是職責？這是權柄，因為這是耶穌給教會的，其他群體是沒有的。這是職責，因為教會要行使捆綁與釋放的權力。雖然教會有捆綁與釋放的權柄，但教會不是天國。教會是天國的入口，但不是唯一入口。如亞伯拉罕一樣，教會是上主的施恩具，成為眾生的祝福。

所以，教會要有反省和自我批判機制，避免它自義地將自己等同天國，只維護自身利益，反成為對他者壓迫的工具。所以，基督教本意是抗議（Protestant）就有這含意。抗議就是對以道德主義、自義主義和絕對主義式捆綁的對抗，讓人從褔音中得到釋放。我們如何從教會捆綁與釋的權柄和職責回應當下香港社會面對的法治危機？

反思

第一，法律的捆綁與釋放只有社會生活的意含，沒有天國意含。所以，一個被定罪和入獄的人不代表他與天國無份；同樣，一個被判無罪的人不代表他是天國子民。所以，教會要小心分辨法律與天國的捆綁與釋放之不同，不要以法律對人的判決而決定對天國的理解。然而，教會很多時卻犯了這毛病，以致教會不敢，也不願在一些敏感議題上，表達與在困苦中的人同在。尤其是，當「跟車太貼 」（意思是不要太快對社會局件表態）成為處事心態時，天國的捆綁與釋放已變得功能性了，不再是福音了。

第二，天國的捆綁與釋放關乎個人的實存。所謂實存，就是人的存在的基礎，意義和體驗。這關乎人作為人的本質，其中包括價值。劉曉波先生的《我沒有敵人》就帶出這份實存的釋放。他說，

實存的釋放沒有淡化法律對人捆綁的批判。法律或監禁對人捆綁是實在的，但沒有終極意義，也不要讓他對人有終極意義。面對當下的不公義，臉書朋友說，「雖然心懷哀傷、失望，但願我心仍不播下絕望、仇恨的種籽。」

第三，天國是上主主權彰顯。上主主權不限於教會，所以，教會相信，地上政權捆綁與釋放的權力也來自上主。

這看法不是合理化所有政權，所謂，君權神授。反而這看法要求政權要知道它的責任，秉公行義。所以，羅馬書作者保羅繼續說，「作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懼怕，而是要使作惡的懼怕。」（節3）如何確保政權行使合乎給它權力上主的心意？除了期待賢者和有效率的制度外，監察和制衡政權權力是重要的。

第四，雖然教會不是政權，但教會有責任指出政權對捆綁與釋放權力的濫用，即為自己利益出發，沒有正確捆綁與釋放，反讓行善者害怕，因為教會應更認識上主對政權的心意。縱使在政府眼中，教會對社會的積極參與和批判是政教不分，但教會對不公義的冷漠是異端，因為他們沒有承認上主主權，並認為政權可以不受上主審判。

第五，監察和制衡政權權力另一工具是建立法治社會。法治（rule of law）包括：1.政府和私人在法律下的問責；2.公義法律（保障基本權利）；3.一個開放政府（法律制定、行使和執行是公開、公平和有效）；4.可獲取相關資訊，並中立和獨立對爭議事件裁決。但當法治成為經濟考慮（一地兩檢）和政治考量，這已破壞法治對政權的制衡和對市民保障的作用。事實上，香港本身已缺乏一個開放政府，又當中立和獨立對爭議事件裁決被動搖時，法治基礎已變得更脆弱了。

偶像

政治的捆綁與釋放不等於天國的捆綁與釋放，但這兩者絕不分割，因為天國是上主的主權，而其主權是全面性。重點不是政權是否承認上主主權，而是政權視自身是上主，不受任何外在約束，以自己約束自己的虛偽欺騙他人。聖經說，取代上主的是偶像。偶像帶來的不是生命，而是暴力和扭曲。經歷被上主釋放的教會要有勇氣批判壓迫性捆綁和虛偽性釋放，從而回復人的尊嚴。

（封面相片來源：mingboyyy / CC BY-NC-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