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与捆绑：福音与当下香港社会

当下

这几个月，香港人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令人感到无助和无力，甚至伤心的事。最近一事，就是参与2014年6月反新界东北前期发展工程拨款示威，而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立的13名青年示威者，经上诉庭复核刑期聆讯后被加刑，由原审时的80至150小时社会服务令，改为全部监禁，刑期由8至13个月不等。这加刑是对热爱香港青年一种拒绝和否定。

另一事件是前后有六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其中关键重点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释《基本法》第104条竟具追溯力，并由此衍生「今天宣的誓，犯了明日释的法」的荒谬。虽然当事人可以上诉，但其中所涉及的诉讼费用远远超出他们的能力。当下另一事件是以高铁可以更有效运作为由，政府坚持在香港执行「一地两检」。争议焦点是香港境内地方实施中国法律。若这是可接受的话，这是否含意在香港地区也可以实施中国法律？那么，一国两制就不存在了。面对法律渐渐成为政权的工具，港人权利是否仍有保障？政权权力是否仍可以监察和制衡？教会可以如何思考这课题？

回忆

马太福音16章19节说：

耶稣说这话的背景是彼得对耶稣的认信，即耶稣是基督，永生上主的儿子。此外，经文中的你不限于彼得一人，而是认信群体，因为节18清楚说明这是教会。简单来说，天国的钥匙是给认耶稣是基督的群体。那么，天国的钥匙是教会权柄还是职责？这是权柄，因为这是耶稣给教会的，其他群体是没有的。这是职责，因为教会要行使捆绑与释放的权力。虽然教会有捆绑与释放的权柄，但教会不是天国。教会是天国的入口，但不是唯一入口。如亚伯拉罕一样，教会是上主的施恩具，成为众生的祝福。

所以，教会要有反省和自我批判机制，避免它自义地将自己等同天国，只维护自身利益，反成为对他者压迫的工具。所以，基督教本意是抗议（Protestant）就有这含意。抗议就是对以道德主义、自义主义和绝对主义式捆绑的对抗，让人从褔音中得到释放。我们如何从教会捆绑与释的权柄和职责回应当下香港社会面对的法治危机？

反思

第一，法律的捆绑与释放只有社会生活的意含，没有天国意含。所以，一个被定罪和入狱的人不代表他与天国无份；同样，一个被判无罪的人不代表他是天国子民。所以，教会要小心分辨法律与天国的捆绑与释放之不同，不要以法律对人的判决而决定对天国的理解。然而，教会很多时却犯了这毛病，以致教会不敢，也不愿在一些敏感议题上，表达与在困苦中的人同在。尤其是，当「跟车太贴 」（意思是不要太快对社会局件表态）成为处事心态时，天国的捆绑与释放已变得功能性了，不再是福音了。

第二，天国的捆绑与释放关乎个人的实存。所谓实存，就是人的存在的基础，意义和体验。这关乎人作为人的本质，其中包括价值。刘晓波先生的《我没有敌人》就带出这份实存的释放。他说，

实存的释放没有淡化法律对人捆绑的批判。法律或监禁对人捆绑是实在的，但没有终极意义，也不要让他对人有终极意义。面对当下的不公义，脸书朋友说，「虽然心怀哀伤、失望，但愿我心仍不播下绝望、仇恨的种籽。」

第三，天国是上主主权彰显。上主主权不限于教会，所以，教会相信，地上政权捆绑与释放的权力也来自上主。

这看法不是合理化所有政权，所谓，君权神授。反而这看法要求政权要知道它的责任，秉公行义。所以，罗马书作者保罗继续说，「作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节3）如何确保政权行使合乎给它权力上主的心意？除了期待贤者和有效率的制度外，监察和制衡政权权力是重要的。

第四，虽然教会不是政权，但教会有责任指出政权对捆绑与释放权力的滥用，即为自己利益出发，没有正确捆绑与释放，反让行善者害怕，因为教会应更认识上主对政权的心意。纵使在政府眼中，教会对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批判是政教不分，但教会对不公义的冷漠是异端，因为他们没有承认上主主权，并认为政权可以不受上主审判。

第五，监察和制衡政权权力另一工具是建立法治社会。法治（rule of law）包括：1.政府和私人在法律下的问责；2.公义法律（保障基本权利）；3.一个开放政府（法律制定、行使和执行是公开、公平和有效）；4.可获取相关资讯，并中立和独立对争议事件裁决。但当法治成为经济考虑（一地两检）和政治考量，这已破坏法治对政权的制衡和对市民保障的作用。事实上，香港本身已缺乏一个开放政府，又当中立和独立对争议事件裁决被动摇时，法治基础已变得更脆弱了。

偶像

政治的捆绑与释放不等于天国的捆绑与释放，但这两者绝不分割，因为天国是上主的主权，而其主权是全面性。重点不是政权是否承认上主主权，而是政权视自身是上主，不受任何外在约束，以自己约束自己的虚伪欺骗他人。圣经说，取代上主的是偶像。偶像带来的不是生命，而是暴力和扭曲。经历被上主释放的教会要有勇气批判压迫性捆绑和虚伪性释放，从而回复人的尊严。

（封面相片来源：mingboyyy / CC BY-NC-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