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是一场集体行为，目的是寻求社会转变。这文章重点是社会运动参与者的经验。第一，参与者在社会运动的经验对其身份建立的意义；第二，这经验对参与者在后社会运动的社会有何角色；第三，在一个比前社会运动的社会更打击参与者的后社会运动的社会，参与者可以如何转化他们在社会运动经验。以上课题将以香港雨伞运动为个案探讨，从催泪弹驱散起算，明日正好是雨伞运动的三周年。
我将分别应用人类学者范金纳普（Arnold van Gennep）和特纳（Victor Turner）对阈限（liminality）的理解和灵性传统的灵性黑夜作为分析框架。简单来说，阈限关注过度期的经验，并前阈限、阈限和后阈限之间的辩证关系。灵性关注人向终极关怀迈向的超越而带来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转化经验。阈限经验不是自我说明，反需被解释。那么，灵性为此提供一个诠释工具。
阈限与社会运动
按人类学者范金纳普理解，过度仪轨是在分离仪轨与整合仪轨之间。他认为过度仪轨是人类和社群生活的普遍经验，他称这经验为阈限仪轨。阈限可以在任何地方或时间发生，但其悬置状态也是社会和道德的，因为它解放前阈限状态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连系，并对将来持开放态度。特纳描述阈限是「纯正潜能的瞬间」。有别于社会学者涂尔干认为仪轨是外在于人，范金纳普的关注包括仪轨中实在的人类经验、生活事实和过度时间。他们的不同反映出仪轨不只是那些被珍视的社会文化价值，更是产生文化和制度的来源。对此，特纳进一步发展范金纳普的阈限概念。他具创意地认为，
第一个社会是有如建构、分类，并对政治、法律和经济位置有分级系统和不同种类评估，将人按多或少分类。第二个社会，在阈限期间产生一个社会有如不结构或初步结构和相对不以分类为主的「社群」（communitas）。
这两个社会不是没有关系，反而他们在仪轨的不同阶段。第二个社会是将第一个社会的分级原则和规则系统等被视为正常制度的悬置。此外，第二个社会对新的意念和经验持开放态度，而这就是「社群」。「社群」是「一个有很强烈的社群精神，社会平等、团结和共同性。」 特纳说，
这时间和空间的阈限（仪轨、嘉年华会、戏剧和日后出现的电影）是对思想、感受和意志等持开放性。在其中，它产生了新模式，通常都是很新奇。甚至其中有些模式有足够力量或有可能取代那由权力支持和控制社会生活的政治和司法模式。
从此看来，阈限空间是那处有「新模式，符号，范式出现，如文化创意的温床。」阈限的「之间」（betwixt and between）是过度的，但不必然如特纳所说的「社群」。第一，过度期可以是危险的、制造焦虑，甚至带来严重冲突和危机。例如，基督宗教的宗教改革不只影响罗马教会，更带来一场宗教战争。第二，从阈限产生的「社群」不必然是美好和正面。反讽，它可以是去人性和排他的。例如，1960年代中至1970年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这种深入结连的集体性是暴力的。因此，阈限理念主要描述过度是甚么，不是解释，反而我们需要对阈限经验持开放和批判态度。
说回来，社会运动是阈限。第一，社会运动本身是过度的。它挑战既定社会形态（status quo），其本质有别于前社会运动的社会建构和社会连系。第二，如特纳所说的「社群」，社会运动产生和巩固某种社会想像（social imaginery），但这在乎阈限经验的深切度。第三，在成功与失败外，阈限提供一个更有厚度对社会运动影响的理解。一方面，参与者身份的建构。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与前社会运动和后社会运动的社会的互动关系。
阈限与雨伞运动
发生在2014年9～12月期间的雨伞运动是阈限。从时间来看，历时79日的占领运动将街头抗争推行高潮。从空间来看，占领地点是城市的主要道路。从道德来看，雨伞运动挑战管治者的意识形态，并由管治者建构出来的生活模式。雨伞运动是一场觉醒运动，即香港人对香港将来要有话事权，拒绝被主体（subjectification）。其中，我有两个观察，分别为挑战现实政治（Realpolitik）和重构香港是吾家。
（一） 挑战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rve）观点，抗议者将占领道路从被构想空间转变为生活空间。例子之一，抗议者将占领部份的夏葛道改为夏葛村。村本身就带有很强烈的社群关系，即彼此守望。以占领中期为例，每日平均有接近2000营幕，他们组成多个团簇。除了有人居住外，夏葛村设有「大台」（活动举行的舞台）、温习区、不同工作坊、补给站、救护站，甚至祈祷室等。Yew-Foong Hui有这样描述：
在这运动，人找到自己的小位置，贡献他们的技能和资源，令这运动变得丰富，并在这过程产生了一种有机的团结。有些人谦卑地收集和分类垃圾，有些人种植蔬菜，与其他人分享其成果。一些有科技知识的学生协助设立充电区。新可能和日常生活结合了，制造一个在占领区的社群生活。这是从没有想像过的可能。
此外，跟不同抗议者访谈中，他们对雨伞运动持很正面表达。其中是少数族裔。受访者是巴基斯坦少数族裔。其中一位参加者说，
我们是香港的少数族裔。虽然我们可以说流利广东话，但我们的样貌就说出我们跟所谓香港人不同了。我们时常感到被排斥。在雨伞运动初期，我们对参与不肯定，因为有来自家庭、少数族裔和宗教压力。但最后，我们都参与了。我们带了一条 「We Love Hong Kong」横额。抗议者欢迎我们，并多谢我们前来。我跟他们说，我们不是从外地来，我们是香港人。他们更欢迎我们，并说我们同时香港人。雨伞运动没有撕裂我们，反令我们团结了。公义克服了我们的不同，更在我们当中创造团结。
现实政治是实用主义，以争取权力、政治计算和个人利益为主。伦理与愿景不是现实政治的逻辑，但在雨伞运动，抗议者经历了特纳所描述的「社群」，以真诚生活过政治和社群生活，并相信真诚生活是可以和可行。
（二） 重构香港是吾家
这牵涉两个阶段。第一，从一个借来时间和空间的香港转变为香港是吾家。第二，从中国政府回归母亲怀里的香港转变为有自己个性的香港。这一切反映在香港本土意识发展上。叶荫聪说，
跟过去的本土意识不同的「大香港」心态不同，所谓本土不是与中国文化或政治对抗，而是对抗香港自身的经济力量，反抗政府主动或鼓励的，资本主义式房地产发展，反对的对象通常是大型拆迁，地产发展的空间改造，以资本增值为目的。本土论述并不预设一个香港以外的他者作为批判对象，而是对香港自身历史及政经构成的自我批判。
叶荫聪所描述的是2012年前的香港本土意识，但自到港内地游客剧增、和平占中提出后，并中国政府提出一种受控制的普选时，本土意识就起了变化，即开始有了一个要反抗的他者。事实上，雨伞运动期间的口号，「命运自主」、「自己香港自己救」、「生于乱世，有种责任」等就反映香港是吾家本土意识的两面性。当时18岁的黄之锋已说，
我们这时代的人希望更多。当意见和理念自由传递时，我们像任何一个生于先进社会的人一样，即我们对自己将来有话说和可以决定自己的将来。
阈限经验不只是对抗议者来说，政府也被投入其中。例如，警察没有如平时一样执法，清理占领区。然而，阈限没有保证它必然带来正面经验。例如，在强调香港是吾家时，有抗议者将此变成为狭隘和排他的本土主义。在强调真诚的政治生活时，抗议者失去对政治现实的考虑，变得绝对理想主义者。虽是如此，但雨伞运动的阈限经历是深刻的和具转化性的。
阈限与灵性
神学对于雨伞运动有甚么诠释？不少信徒、牧者和神学工作者都提供有洞见的神学诠释，但特别针对阈限经验的神学诠释则较少，其中有胡露茜和我。在其一文 “Radical Inclusion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terstitial Integrity and the New Pentecostal Rebirth of Hong Kong”，胡露茜以新约圣经的五旬经验诠释雨伞运动的阈限。她说，
首先，这新五旬经验是一项信心的挑战，因为它为香港展出一个新的终末实体。第二，这新五旬经验让我们相信爱与自我尊重是克服性别暴力的力量，尤其是反占中者对女性的暴力。第三，这新五旬经验使我们充权，不只相信民主价值，更真实地见证一个有爱和团结，并包容的社群。
对于这新社群，胡露茜描述
在雨伞运动的新五旬经验中，香港对很多不同人口是一个混杂城市，而我们的身分是在很多不同种族和性少众中建立。
按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经验是终末的记号，并打破人因语言不同而带来的陌生。胡露茜不是要为雨伞运动的神学合理性，反而雨伞运动的阈限经验帮助她对五旬经验有新认识。
我在文章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Kairos: The Church’s Theological Encounter with a Political Movement”，以时序时间（chronos）和危机时刻（kairos）来诠释雨伞运动的阈限。简单来说，我认为前阈限是时序时间，它是量性时间。雨伞运动的阈限是危机时刻，它是质性时间。我们经验到的时序时间是延续的。危机时刻是异象时刻，从延续分割出来，是一个在机会的行动时刻。在危机时刻，时间的不延续出现了。
时序时间和危机时刻的社会意含是前者代表社会秩序，而其将来只是社会秩序的延续。危机时刻打扰了既定状态，是革命的一种刺激。然而，从人而来的危机时刻并没有任何保证。它带来机会，也会带来不幸。以雨伞运动为例，这是团结与社会撕裂、本土主义与普世价值、公义与法治和秩序、神学责任之一就是指出阈限的危机时刻之两面性，并带出上主的危机时刻。虽然危机时刻有其危险性，但这不是用来拥护时序时间的不可动摇性。
虽然胡露茜和我对雨伞运动的阈限有不同的神学诠释，但我们肯定在阈限的抗议者都经历基本变化，甚至新社会想像正在形成。 （待续）
（封面相片来源：Studio Incendo /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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