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光/路德与德意志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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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6世纪的欧洲并没有出现现代的「国家」(State),他们是活在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管治底下。从中世纪早期开始,一直到1806年解体为止,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主要是欧洲中部,其地域是多种族的而非单一种族的,不同种族共同活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管治底下。因此我们的题目称为「路德与德意志民族主义」,探讨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期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关系。

二、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是甚么时候出现、兴起的?路德在其中又扮演了甚么角色?第二次大战之后,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尝试解释为甚么德国民族主义会出现极端发展的情况,有些追溯至路德的宗教改革所涵蕴的德意志民族主义。1976年基斯特纳(W. Kistner)发表文章:〈宗教改革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根源〉(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oots of German Nationalism)(刊于Theoria: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46 (May 1976): 61-76),得出下面五点结论:

  1. 在路德因为攻击「赎罪券」(indulgences)的卖买而声名大噪之前,在德意志的知识与贵族之中,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就已经坚稳地建立起来了。
  2. 16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意识早已预告20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好些特征。未能建立政治上的一统,这种挫败在浮现中的民族是一股强大的推力,有助推动民族主义。
  3. 在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浪潮之中、在借鉴路德向德意志社会所有阶层发表的著作之下,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对德意志民族的看法越过了德意志社会的阶层障碍。
  4. 环绕在路德四周的宗教改革,跟德意志的人文主义无疑互有关连,但在根源上和看法上十分不同,他们是两种不同的运动。
  5. 德意志的路德宗教改革,除了坚持唯独倚靠上帝的话语,也寻求地方诸侯的支持。这就引致削弱众教会对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难题的见证了。(页69-70)

在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无疑,路德所发起的宗教改革跟德意志人文主义推动的民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的运动,但这并不表示路德不同意、不支持、不借用民族意识来推动宗教改革运动。这涉及了路德是怎样看待(在信仰上在行动上)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的。这一问题,是否涉及第五点所讲的?基斯特纳没有在路德借助德意志地方诸侯的力量进行宗教改革作出任何探讨,甚为可惜。因为极有可能的是,路德是诉诸德意志民族主义,来获取德意志地方诸侯支持宗教运动,以抗衡罗马天主教会的制肘甚至迫害。

三、

2015年梅辛格(Dean Messinger)写成〈路德宗教改革中的民族主义于民族建立〉(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Lutheran Reformention),在其引言中指出:

借着拥护「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Gravamina nations Germanicae, the grievances of German nation)因由,以致使得德意志身份成为他论辩中的核心部分,路德得以获取政治的支持推动他的运动,以致把新教的众多德意志地方政权建立成核心的和主权的地位。首先是普鲁斯公国(the Duchy Prussia),这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也揭示了世界的权力正在成形。(页1)

在其结论中这样写道:

普鲁斯的例子建立了德意志身份与路德主义(Lutheransim)互相交织的先例,在其中路德为了德意志有意义的改革而决定了最佳的行动路线,就是强调政治统治者在改革中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在普鲁斯的个案之中,失去条顿秩序(Teutonic Order)的德意志身份这种恐惧,被使用来推动宗教改革朝向政治目的来发展,而路德则使用火热的民族主义的和政治的修辞,游说德意志贵族教会改革的需要。路德重新定义诸侯的权力:同时在俗世的和宗教的事务上拥有权力,这就播下了种子,让17世纪的绝对统治和君主主权的概念得以出现。使用民族身份作为宗教改革的工具,成为了继后所有改革的共同手法,并激起了独特有别的「民族的/国家的」信义宗教会在整个欧洲出现。(页21)

那么,为甚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为甚么路德可以成功地获取德意志诸侯及贵族的支持,帮助他推动宗教改革?梅辛格经过分析之后指出了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使得德意志贵族与罗马公教教皇之间出现了磨擦与不信任,另一是: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都缺乏能力解决这困难局面,这就造就了条件有利宗教改革得以发展,那些感到被教皇「滥用」的人,愈来愈想弃绝罗马公教。(页8)他们很快发现路德是他们最有效的发言人。(页8)

1455年的「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是回应1448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Pope Nicholas V)与皇帝弗雷德里克三世(Emperor Fredeside )签订的维也纳协约(Vienna Concordat)。这协约成为德意志贵族与罗马公教教会磨擦的主要根源,因为它重建教皇在德意志之中可以行使的权力,包括推动宗教选举与收税的权力(许可教皇收取德意志教士俸禄的首年捐,即每一教士俸禄第一年的一半)(页2)。维也纳协约也导致并增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德意志贵族之间的不信任,德意志贵族视维也纳协约的签订是「出卖民族利益,或至少未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大多时候,德意志贵族与皇帝的冲突在于皇帝有权征税和建立帝国的军队。(页3、4)

在「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之中最为独特的控诉是涉及德意志独特有别的身份。「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有着倾向独立思考的味道,看来好像是初步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端,路德马上抓住这事实并使之成为改革的核心部份。「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的其中一个关键是挑战「无情地强加教皇的征税」、「法兰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掌管教廷,德意志的土地被用来喂养那些教皇和他们爪牙颓废的生活」,德意志人也抗议教皇和教廷「委任外国人在德意志随意出任教会职位」。(页5)

另一个引致德意志民族主义起来挑战教皇权柄的是关乎替查理曼(Charlemagne)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认为「上帝已经把罗马帝国赐给德意志人」,所以质疑教皇是否有权同时统治俗世的与属灵的领域。这触动了许多德意志内的俗世领袖,许多地方的统治者都对教皇宣称拥有俗世权力感到愤怒,他们不满意别人插手干预德意志内部的事务。这种触动使得德意志强大的俗世力量都支持路德和他的改革。(页6)

此外,这个时间的印刷术有突破性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学者借此而发表许多文章,建构德意志人的民族自我形象。在宗教改革之前已出现了有关德意志身份的关注与讨论,德意志人开始欣赏自己的过去,而有别于罗马人。这指向了在宗教改革之前已经出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体」的看法,由许多共通的习俗与一个共同的历史所表达。(页6-7)

还有最为深刻的是 ,在德意志族群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挣扎,与德意志改革者对罗马公教教皇的挣扎这两者之间的平行。前者的特征是「德意志的自由……对抗南部贪婪的意大利人」,后来宗教改革以此为寓言影射罗马公教教会。(页7)路德底下的学者和作家,把新教徒等同真正的德意志人,等同上帝的选民。他们相信「正如神圣的拯救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之中显现,现在也一样」,上帝会因着他们的缘故而介入。(页7-8)

从以上所讲的,大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德意志的贵族与路德为什么会走在一起。简单来说,当政治改革有利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有利于政治改革,两者就会互相支持,彼此联合起来。我们不能否定在这个过程之中,路德借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使德意志贵族支持宗教改革,从罗马公教教会脱离出来。
四、
路德这种举动,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之中找到印证,特别是他在1520年出版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the Christian Estate)。路德在这著作之中以信徒皆祭司为武器,拆毁由教皇制度所建立的三层城墙:属灵高于俗世权、教皇有解释圣经全权、教皇有召开教会会议全权。

无疑,路德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其中一个主要关注是把教会去中心化,努力减少罗马教会的中心权力,使得德意志的教会减少各种负担特别是经济上的负担,而变得更加独立自主(页11)。但是他在这本著作之中把罗马公教教会和教皇,不单跟德意志教会连上关系,更跟德意志民族的前途连上关系。因此有学者就认为这著作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背后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路德看到这新兴的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跟圣职改革的需要十分吻合配对,而可以使用民族的身份作为背境,清楚诉诸民族的权力与德意志人的骄傲来煽动俗世的统治者。(页11)

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之中,路德戏剧性地揭示德意志会被罗马公教教会毁灭。路德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看到义大利成了荒野——修道院倾圯了,主教区被吞噬,所有教区和教会的收入都被罗马吸干,城市衰落,土地荒凉,人民稀少,因为一切礼拜和讲道都没有了——为甚么呢?因为那些主教要有收入。」(《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199)路德预见如果德意志继续活在教皇这种不道德的管制底下,这就是结果。他继续写道:「现在义大利被搜刮一空,他们来到德意志,开始是如此温和!但我们要小心,否则德意志不久就如义大利一般。」(《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199)路德把教皇和枢机主教描绘成德意志的敌人,不单有目的地残害德意志的敬虔,更会毁灭德意志,这就起著作用,把宗教改革、反抗教皇权威,铸造成所有德意志人的爱国责任、义务。(页11-12)

事实上,路德花了大量篇幅揭露教皇和教廷的财政滥用,特别收取德意志贵族不合比例的重税。他写道:「我相信德意志现在所付给教皇的,比以前付给众皇帝的还要多。〔……〕(《路德选集》上册,2017年,页200)「〔他们〕以为疯狂的德意志人永远至愚,将无止境地供给他们金钱,满足他们无穷的贪欲。」(《路德选集》上册,2017年,页201)在「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中,第一点讲的就是教皇和教廷对德意志的经济剥削,使得德意志贵族怨声载道。

因此,有学者就说路德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花了大部份篇幅讨论俗世事务,展示了德意志需要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连串改革,这就显出路德认同「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更提供了一个他们之前没有想过的神学基础,让他们改革有理。(页9)

如前所说,路德使用「信徒皆祭司」为武器攻击教皇,既限制他的权柄,又高抬俗世的权柄。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他就有下面的说话:

德意志民族、主教和诸侯应该想到自己也都是基督徒,应该在世俗的和宗教的事务方面保障人民,反对这些披着羊皮装作牧人与统治者的豺狼。(《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201-202)

执政者既是和我们一样,受同样的洗礼,而有同样的信心和福音,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祭司和主角,并以他们的职务在基督徒社群中,有着适当和有用的地位。(《路德选集》上册,2017,189。)

由此可见,在一般信徒和神父、贵族和主教,以及「属灵的」和「属世的」之间,实在没有甚么差别,他们的所谓差别,不过是职务和工作上的差别,而不是「阶级」上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是属同一阶级,都是真的祭司、主教和教宗,不过他们正如神父和修士工作不同一样,并不都是担任同样的工作而已。(《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190)

〔……〕同样俗世掌权者也一样,他们不过受了委托,拿着刀和杖来惩罚恶人,保护善人。(《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190)

俗世的权力既然是上帝所派来惩罚恶人、保护善人的,所以应在整体基督教界中自由地行使它的职务,无论对教宗、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或任何人,都不徇情面。(《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191)

因此基督徒俗世权力应该无阻地行使它的职务,不管是否涉及教宗、主教或神父;谁犯了罪,谁就应受处分。(《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191)

因此基督教的贵族应该起来反对教宗,如同基督教的公敌和毁灭者一般。他们为拯救那些因教宗的专制而势必趋于毁灭的可怜人,就应该这么办。」(《路德选集》上册,2017,页211)

花上这么长的篇幅引述路德的说话,不过是要表明他的确就如学者的分析,的确要求「基督徒的权柄(如诸侯、公爵等)质询圣职及层级,它们不再履行其职责,因此必须把改革教会的事情放在自己的手里」,而宣告德意志贵族必须领导改革的运动,教皇已经不能履行其基督徒的责任了。(页9)

但是学者提出了问题,认为路德如此一来就为教会带来困难,甚至危险。因为把宗教力量置于俗世统治者手里,会使得德意志诸侯戏剧性地扩展及集中其势力。以为「统治的诸侯拥有权柄及基督徒责任去管治教会」,只会给予野心的诸侯有机会实现十五世纪的野心:俗世权柄高于教会权柄。(页9-10)后来新教的统治者就使用路德的神学来正当化合法化自己的行动:挪用教会的财产与掠夺教会的财富来偿还自己的私人欠债与增强帝国的力量。(页10)

路德也支持最高主教(summus episcopus)的意念,并且统治的诸侯可以担任最高的圣职,这就创造了一种国家教会了,俗世的领袖以「紧急主教」(emergency bishop)来在教会的领域之中行使其权力。路德把教皇与皇帝的权力与责任,置于德意志主权统治者的手里。(页10)

来到这里,我们发现路德最后引致国家教会的出现,而更为重要的是容让统治者介入教会的管治之中。路德因为要让德意志的教会从罗马公教教皇脱离出来,借用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来鼓励甚至鼓动德意志众多地方诸侯,结果反过来引入了俗世权力参与教会的管治,使得后来德意志的教会不得不依附地方统治者,削弱了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与经济上各方面的见证。这样的结果,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教会的遭遇上清楚看见。

(封面相片来源:Anton von Werner, 1877;马丁路德在沃木斯议会上面对皇帝查理五世与教皇利奥十世。)

作者简介/邓绍光
香港浸信会神学院
基督教思想(神学与文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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