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生活的華人中產階級，大都居住在經濟最發達、文化最多元的東西兩岸以及新興產業增長強勁的德克薩斯州。雖然他們未必能融入主流社會，分享由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和猶太人所壟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但身為擁有高學歷的專業人士——一般都充當軟件工程師，即他們自我調侃的「碼農」，至少可以獲取較高薪水、過著富裕的中產階級生活，並爲下一代提供優越的教育條件。
因此，這群華人白領，跟傑德·凡斯這種自稱「鄉巴佬」的、身處中部地帶的「另類白人」宛如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兩個美國，他們也無法想像傑德·凡斯在自傳《絕望者之歌》（更準確的翻譯應該是《鄉巴佬的憤怒》）中描繪的「鄉巴佬」群體的生活狀貌。而只到過東西兩岸「精華地帶」的華人旅行者和留學生，就更不知道還有傑德·凡斯筆下的另一個美國和另一群美國人了。
以族裔和階級身份而論，傑德·凡斯如此自我界定說：「我雖是白人，卻屬於美國數百萬蘇格蘭—愛爾蘭裔的勞工階級。對於這些傢伙而言，貧窮是家族傳統，他們的祖先是南方奴隸經濟體系中的臨時工，之後成為佃農，再成為煤礦工，近年來又成為機械技師和磨坊工人。美國人稱他們為鄉巴佬、紅脖老粗及白人垃圾，但我稱他們為鄰居、朋友及家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某些白人與另一些白人之間的差異，或許大於某些白人與某些華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種之間的差異。
而就地理環境而言，這類「鄉巴佬」生活在大阿帕拉契山脈地帶，深受阿帕拉契亞大山谷文化之影響。這個區域很大，從南部的阿拉巴馬州一路延伸到喬治亞州，再往北直到俄亥俄州及紐約部分地區。他們長期自我封閉、自給自足，卻在20世紀末期這場無遠弗屆的全球化浪潮中，如同滾筒洗衣機中飛舞的泡沫般身不由己、前途莫測。整個工業鏈條迅速地繁榮，又更加迅速地衰敗，讓他們猝不及防，最終夢想幻滅、家庭破碎、生命斷裂。
長期以來，這群「鄉巴佬」被東西兩岸的主流社會和精英階層遺忘、背叛、蔑視，光鮮的「美國夢」跟他們毫無關係。甚至可以說，東西兩岸越是亮麗，中南部就越是黯淡，兩者的「反向命運」之間存在著某種草蛇灰線般的關聯性。左派牢牢掌控的主流媒體和頂尖學術機構，聯合封殺「鄉巴佬」的聲音；「政治正確」的緊箍咒，又讓他們只能「沉默是金」。
然而，「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當川普在一場激烈的大選中捕捉到他們的心聲並毫不隱諱地替他們說出來時，他們的憤怒如決堤的大洪水一般，「驚濤拍岸，亂石穿空，卷其千堆雪」，成為一股將川普這個「非典型」政治人物推進白宮的重要力量。奧巴馬執政八年，將美國的政治鐘擺擺到了羅斯福新政以來左翼的最高點，美國的傳統價值和立國根基遭遇前所未有的侵蝕；如今，美國的政治鐘擺終於猛烈往回擺動，這是不是「鄉巴佬」們所期盼的福音呢？
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作者在質疑左翼世俗主義思潮的同時，也對當下美國教會作出深刻反思。凡斯指出，與一般人刻板的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區會上教堂的人其實比中西部、西部山區及密歇根州與蒙大拿州之間的人還要少。「在我出生的俄亥俄州南部，辛辛那提和戴蒙這樣的大都會區其實很少有人上教堂，比例大概跟極度自由開放的舊金山差不多。」但是，在接受民調時，基於對傳統的尊重，大家都說謊，聲稱自己每個禮拜日都去教堂，因而造成「聖經帶」信仰穩固且繁榮之假象。實際上，在鐵銹地帶，宗教機構雖然幫助許多人維持穩定的生活，但面對製造業衰敗、失業率高企和濫用藥物等嚴重問題，教堂已然無能為力，信徒大量流逝。
如果這個地區的信仰真的穩固而鮮活，凡斯的姥爺怎麼會酗酒並死在外面？凡斯的母親怎麼會一次又一次地婚姻破裂並染上毒癮？遺憾的是，教會的神學和講道刻意迴避信徒的現實困境。凡斯的老姥姥是虔誠的基督徒，卻極少去教堂做禮拜，她發現教堂裡的牧師在講臺上「耍蛇」——這不是一個比喻，極端靈恩派的教會確實如此，有牧師他們像雜技團的藝人那樣耍蛇，似乎表明其擁有舊約時代先知摩西那樣的能力。
凡斯的姥姥也是「鄉巴佬」之一員，從未受過高等教育，也不具備強大的理性精神，她憑藉長年在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常識，對極端靈恩派的此類做法不屑一顧。確實，無論牧師耍蛇的本事有多高，只能讓人拍案驚奇、瞠目結舌，而無法帶來廣大信徒信仰的復興。近半個世紀以來，儘管美國靈恩派教會信徒數量的增長在新教各宗派中遙遙領先，但其信仰並未帶來從政府政策到家庭婚姻的整體性的翻轉。
在高中的時候，凡斯跟生父短暫相處了一段時間。他的生父是常去教堂的基督徒，也帶領他一起去教堂，從而打下他信仰的根基。但在敏感多思的青少年時代，凡斯所觀察到教會中的種種情形，實在不能讓人點頭稱善。凡斯發現，很多基督徒的言論完全不具基督徒精神，他們整天如驚弓之鳥一般，憂心忡忡，患得患失——擔心世俗資訊洗腦年輕人、擔心藝術裝置汙辱我們的信仰、擔心精英迫害讓世界成為一個恐怖而陌生的國度。
而牧師在講臺上老是攻擊同性戀將導致世界末日、地球毀滅，卻很少宣講基督徒應有的美德。「我所學到的基督徒的道德觀反而呈現在消極反對他們不接受的主張，譬如同性戀議題、進化論、克林頓的自由主義，或者婚外性行為。」這種視野和思想被狹窄化的、處於防禦狀態的基督信仰，已然喪失了基督信仰的精髓和本質。
今天，無論是美國教會還是美國社會，都應當謙卑地追尋建國之初的清教徒傳統，並從中發掘醫治今日「美國病」的藥方。正如美國學者霍爾在《改革的人民：清教與新英格蘭公共生活的轉型》一書中所說：「我們是否正確地理解了清教徒為什麼如此重要？一個簡單的答案是：它很重要，是因為我們的公民社會和他們的公共生活一樣，有賴於把權力的使用和公益的道德聯繫起來。在我們這個社會，自由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人們過於關注權利而忽視了對整個社會對義務和責任。權力被濫用、公益缺乏的現象隨處可見。正確理解清教徒不會改變我們在感恩節吃什麼，但是可能會改變我們感恩的對象和內容，可能改變我們想象更好的美國的方式。」
凡斯回顧耶魯求學生涯時，講述的一個小小的細節深深打動了我：他剛到耶魯，跟一幫法學院的同學去餐廳狂歡到深夜，垃圾扔得到處都是，他不忍心讓可憐的侍者獨自清理，便決定幫忙。十幾位同學中只有另外一名同樣出身貧寒的同學留下來幫忙，因為其他人全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不會有同情心，也不願弄髒自己的手，認為多給了小費就心安理得了。然而，改變，就需要從這樣的地方開始。
（Photo credit: Walker Evans, Bud Fields and his family at their home in Alabama,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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