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中产阶级,大都居住在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多元的东西两岸以及新兴产业增长强劲的德克萨斯州。虽然他们未必能融入主流社会,分享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和犹太人所垄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但身为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一般都充当软件工程师,即他们自我调侃的「码农」,至少可以获取较高薪水、过著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为下一代提供优越的教育条件。
因此,这群华人白领,跟杰德·凡斯这种自称「乡巴佬」的、身处中部地带的「另类白人」宛如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美国,他们也无法想像杰德·凡斯在自传《绝望者之歌》(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乡巴佬的愤怒》)中描绘的「乡巴佬」群体的生活状貌。而只到过东西两岸「精华地带」的华人旅行者和留学生,就更不知道还有杰德·凡斯笔下的另一个美国和另一群美国人了。
以族裔和阶级身份而论,杰德·凡斯如此自我界定说:「我虽是白人,却属于美国数百万苏格兰—爱尔兰裔的劳工阶级。对于这些家伙而言,贫穷是家族传统,他们的祖先是南方奴隶经济体系中的临时工,之后成为佃农,再成为煤矿工,近年来又成为机械技师和磨坊工人。美国人称他们为乡巴佬、红脖老粗及白人垃圾,但我称他们为邻居、朋友及家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白人与另一些白人之间的差异,或许大于某些白人与某些华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之间的差异。
而就地理环境而言,这类「乡巴佬」生活在大阿帕拉契山脉地带,深受阿帕拉契亚大山谷文化之影响。这个区域很大,从南部的阿拉巴马州一路延伸到乔治亚州,再往北直到俄亥俄州及纽约部分地区。他们长期自我封闭、自给自足,却在20世纪末期这场无远弗届的全球化浪潮中,如同滚筒洗衣机中飞舞的泡沫般身不由己、前途莫测。整个工业链条迅速地繁荣,又更加迅速地衰败,让他们猝不及防,最终梦想幻灭、家庭破碎、生命断裂。
长期以来,这群「乡巴佬」被东西两岸的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遗忘、背叛、蔑视,光鲜的「美国梦」跟他们毫无关系。甚至可以说,东西两岸越是亮丽,中南部就越是黯淡,两者的「反向命运」之间存在着某种草蛇灰线般的关联性。左派牢牢掌控的主流媒体和顶尖学术机构,联合封杀「乡巴佬」的声音;「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又让他们只能「沉默是金」。
然而,「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当川普在一场激烈的大选中捕捉到他们的心声并毫不隐讳地替他们说出来时,他们的愤怒如决堤的大洪水一般,「惊涛拍岸,乱石穿空,卷其千堆雪」,成为一股将川普这个「非典型」政治人物推进白宫的重要力量。奥巴马执政八年,将美国的政治钟摆摆到了罗斯福新政以来左翼的最高点,美国的传统价值和立国根基遭遇前所未有的侵蚀;如今,美国的政治钟摆终于猛烈往回摆动,这是不是「乡巴佬」们所期盼的福音呢?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质疑左翼世俗主义思潮的同时,也对当下美国教会作出深刻反思。凡斯指出,与一般人刻板的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区会上教堂的人其实比中西部、西部山区及密歇根州与蒙大拿州之间的人还要少。「在我出生的俄亥俄州南部,辛辛那提和戴蒙这样的大都会区其实很少有人上教堂,比例大概跟极度自由开放的旧金山差不多。」但是,在接受民调时,基于对传统的尊重,大家都说谎,声称自己每个礼拜日都去教堂,因而造成「圣经带」信仰稳固且繁荣之假象。实际上,在铁锈地带,宗教机构虽然帮助许多人维持稳定的生活,但面对制造业衰败、失业率高企和滥用药物等严重问题,教堂已然无能为力,信徒大量流逝。
如果这个地区的信仰真的稳固而鲜活,凡斯的姥爷怎么会酗酒并死在外面?凡斯的母亲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婚姻破裂并染上毒瘾?遗憾的是,教会的神学和讲道刻意回避信徒的现实困境。凡斯的老姥姥是虔诚的基督徒,却极少去教堂做礼拜,她发现教堂里的牧师在讲台上「耍蛇」——这不是一个比喻,极端灵恩派的教会确实如此,有牧师他们像杂技团的艺人那样耍蛇,似乎表明其拥有旧约时代先知摩西那样的能力。
凡斯的姥姥也是「乡巴佬」之一员,从未受过高等教育,也不具备强大的理性精神,她凭借长年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常识,对极端灵恩派的此类做法不屑一顾。确实,无论牧师耍蛇的本事有多高,只能让人拍案惊奇、瞠目结舌,而无法带来广大信徒信仰的复兴。近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美国灵恩派教会信徒数量的增长在新教各宗派中遥遥领先,但其信仰并未带来从政府政策到家庭婚姻的整体性的翻转。
在高中的时候,凡斯跟生父短暂相处了一段时间。他的生父是常去教堂的基督徒,也带领他一起去教堂,从而打下他信仰的根基。但在敏感多思的青少年时代,凡斯所观察到教会中的种种情形,实在不能让人点头称善。凡斯发现,很多基督徒的言论完全不具基督徒精神,他们整天如惊弓之鸟一般,忧心忡忡,患得患失——担心世俗资讯洗脑年轻人、担心艺术装置污辱我们的信仰、担心精英迫害让世界成为一个恐怖而陌生的国度。
而牧师在讲台上老是攻击同性恋将导致世界末日、地球毁灭,却很少宣讲基督徒应有的美德。「我所学到的基督徒的道德观反而呈现在消极反对他们不接受的主张,譬如同性恋议题、进化论、克林顿的自由主义,或者婚外性行为。」这种视野和思想被狭窄化的、处于防御状态的基督信仰,已然丧失了基督信仰的精髓和本质。
今天,无论是美国教会还是美国社会,都应当谦卑地追寻建国之初的清教徒传统,并从中发掘医治今日「美国病」的药方。正如美国学者霍尔在《改革的人民:清教与新英格兰公共生活的转型》一书中所说:「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清教徒为什么如此重要?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它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公民社会和他们的公共生活一样,有赖于把权力的使用和公益的道德联系起来。在我们这个社会,自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们过于关注权利而忽视了对整个社会对义务和责任。权力被滥用、公益缺乏的现象随处可见。正确理解清教徒不会改变我们在感恩节吃什么,但是可能会改变我们感恩的对象和内容,可能改变我们想象更好的美国的方式。」
凡斯回顾耶鲁求学生涯时,讲述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深深打动了我:他刚到耶鲁,跟一帮法学院的同学去餐厅狂欢到深夜,垃圾扔得到处都是,他不忍心让可怜的侍者独自清理,便决定帮忙。十几位同学中只有另外一名同样出身贫寒的同学留下来帮忙,因为其他人全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会有同情心,也不愿弄脏自己的手,认为多给了小费就心安理得了。然而,改变,就需要从这样的地方开始。
(Photo credit: Walker Evans, Bud Fields and his family at their home in Alabama,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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