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非洲國家辛巴威的政治危機受到普世關注。該國實行獨裁統治長達37年的強人領袖穆加比（Robert Mugabe）遭到軍方領袖的軟禁。即使穆加比此前一再宣稱不會交出總統職位，但隨著該國國內湧現的大規模群眾上街頭要求穆加比下台，穆加比所屬政黨「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ZANU–PF）審度情勢後，將穆加比開除黨籍，最後，穆加比終於宣布辭去總統職位。目前看來，先前在權力鬥爭中遭到穆加比解職的副總統姆南加瓦（Emmerson Mnangagwa）即將回國接任總統職位。
強人領袖穆加比的去職絕不代表辛巴威從此將成為健全的民主國家，因為穆加比的下台目前只能看成是反穆加比的政治勢力取得勝利，阻止了穆加比屬意的其妻子葛蕾絲・穆加比（Grace Mugabe）繼任的可能性。辛巴威的民主轉型之路仍然充滿挑戰。其中的重要關鍵，就在於未來的統治者是否能夠尊重該國憲法。
在辛巴威的政治危機當中，辛巴威的許多不同教派的八位領袖（包含天主教會，以及基督教福音派、靈恩派，以及其他諸多新教教派）齊聚一堂，分別針對該國政治和教會發表聲明。
首先，他們認為，獨裁者穆加比的下台是辛巴威這個國家重生的契機。辛巴威當前的「深層弊病」主要在於統治者不尊重該國憲法，以至人們對於該國軍隊從屬於國家，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體系的彼此制衡毫無信心。此外，辛巴威當前的嚴重社會經濟發展停滯（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飆漲、社會不公正嚴重等問題）主要是來自於這些年來的該國沒有良好運作的民主體制。
其次，這些教會領袖也指出了該國的基督教會界長期以來是由個人崇拜和超自然的方式來面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挑戰，完全失去了「先知式的驅力」。
辛巴威政治對於台灣人而言，看似遙遠而難以想像，但卻可以有所啟發。
首先，從政治層面來看。穆加比所象徵的是非洲強人政治的典型。當前許多非洲國家都是在二戰後（約在1950年代中期到1990之間）「反殖民」的民族獨立運動浪潮中建立，在獨立運動的過程中，許多非洲的反殖民領袖後來都成了該國的創建者，同時，在其後所建立的政權當中，實行長久的獨裁統治，壓迫國內的反對者。著名的例子包括：加納的首任總統和獨裁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肯亞的國父及獨裁者肯亞塔（Jomo Kenyatta），以及辛巴威的穆加比等。
（前加納總統及獨裁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於1960年在聯合國大會進行演講。）
（肯亞的國父及獨裁者肯亞塔（Jomo Kenyatta）在1963年肯亞獨立後，於其領導的政黨取得勝利後在群眾集會前進行演講。）
正是在這些民族運動領袖的身上，讓人們看見了民族主義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的矛盾性：從「解放者」成為「壓迫者」。在爭取民族獨立之前，他們以「反殖民」、「解放」的名義號召人民起來推翻殖民者的壓迫統治結構；到了民族獨立之後，這些人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在政治和社會經濟上賦予自己起特權，同時壓迫國內的一切反對勢力。穆加比作為辛巴威獨裁者的普遍意義就在於此。
台灣的狀況雖然和非洲國家無法全然類比，但有一點是確實的：在1970到1980年代對抗威權統治的民主運動中，台灣的反對勢力（也就是後來的民進黨）和逐漸興起的各種社會運動團體形成密切的聯盟關係，共同爭取公民權利和民主體制。然而，當台灣順利從威權體制邁向民主，原本主導對抗威權體制的反對勢力也取得執政權之後，同樣也出現了從「反對者」成為「當權者」的政治思維轉變。
此前的台灣民眾對於全面執政一年多的民進黨，應該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在去年全國大選之前，民進黨高喊改革，矢言要在執政之後，落實社會經濟的公平正義，同時也承諾要進行深化人權的轉型正義工程。
然而，其上台後，對真正和人權深化密切相關《促轉條例》至今仍延宕不前，卻將追討國民黨黨產（儘管這也很重要）列為轉型正義工程的首要任務。對於原住民傳統領域權利的漠視，也和選前承諾大相徑庭。最近令民眾最感訝異的當然是關於《勞基法》的修正案，民進黨利用國會的多數優勢，讓這個必須經過民眾和國會充分討論、廣大勞工聲音必須充分被聽見的法案修正以草率的方式，試圖強渡關山。當年民進黨用來號召支持者的議題，不是大打折扣，就是完全背棄。這個曾經自詡為改革政黨的近來表現真是夠狂的！
當「解放者」取得權力，往往會成為「壓迫者」；當「改革者」取得權力，也難以避免落入「當權者」的思維。
人們必須永遠提醒自己，不要過度相信政治人物本身，因為人永遠禁不起權力的誘惑。美國建國先賢麥迪遜那句話至今仍值得我們覆頌：「野心必須以野心來加以制衡。……如果人們都是天使，那麼就不需要有政府了。如果都是由天使來統治人們，那麼就不需要對政府進行內部或外部的控制了。」正因為人不是天使、更不是神，所以我們只能相信以制度來制衡脆弱的人性。非洲強人政治的諸多例子，以及民主化後的台灣政治，堪為人性脆弱面的警鐘。
其次，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辛巴威教會領袖對於該國教會界的提醒，正好也可以帶給我們極好的反省。
非洲許多國家的基督教在上個世紀曾經經歷了大規模的靈恩運動，這些靈恩運動往往揉合了非洲傳統信仰的超自然神蹟，或者是特定宗教領袖進行疾病醫治的能力。於是，這樣的現象造成非洲福音復興的主要驅動力。
台灣教會界也曾經出現過聲音稱許基於這種背景的福音復興運動帶來的基督徒人口增長。於是，透過強調靈恩經驗的方式來建立個人信仰或傳播福音也成了一種趨勢，因為這種特殊宗教經驗是最容易讓人感受到的。
然而，正如同辛巴威教會領袖提出的反省，這樣的信仰容易讓教會忽略自己作為整個社會的「先知」角色。在辛巴威，教會界長久以來不敢對該國統治者以排斥異己的獨裁統治以及長年失當的治理所導致的社會經濟不正義進行批判，則教會並沒有扮演「先知」角色。
在台灣，如果教會界不敢對於社會經濟的公平正義問題有所關切，卻只著重個人的靈性層面的救贖，同樣也是有失平衡的。無論是敦促政府真切面對戒嚴時期不當統治所進行的轉型正義工程，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和歷史正義問題，乃至於過去歷任政府施政過於傾向企業家卻忽略勞工權利的政策，都完全是教會界可以善用自己在政治菁英當中的影響力的。
晚近幾年，台灣的許多教會似乎開始從過去那種「順服掌權者」的邏輯轉向鼓勵信徒關心政治了。然而，不得不令人憂心的是，教會界是否能恰當地將自己定為在「先知」的角色——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扮演好監督政府的「公民社會」角色？
筆者認為有一個概念非常重要：教會關心政治一定要基於「公共性」或「公共利益」，而非為了片面達成教會影響政治的目的。至於什麼主張是符合「公共性」或「公共利益」的，則需要更審慎的討論。
（封面相片來源：GovernmentZA / CC BY-ND；在辛巴威實行獨裁統治長達37年的前總統穆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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