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解放者」成为「压迫者」,当「改革者」成为「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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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非洲国家辛巴威的政治危机受到普世关注。该国实行独裁统治长达37年的强人领袖穆加比(Robert Mugabe)遭到军方领袖的软禁。即使穆加比此前一再宣称不会交出总统职位,但随着该国国内涌现的大规模群众上街头要求穆加比下台,穆加比所属政党「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审度情势后,将穆加比开除党籍,最后,穆加比终于宣布辞去总统职位。目前看来,先前在权力斗争中遭到穆加比解职的副总统姆南加瓦(Emmerson Mnangagwa)即将回国接任总统职位。

强人领袖穆加比的去职绝不代表辛巴威从此将成为健全的民主国家,因为穆加比的下台目前只能看成是反穆加比的政治势力取得胜利,阻止了穆加比属意的其妻子葛蕾丝・穆加比(Grace Mugabe)继任的可能性。辛巴威的民主转型之路仍然充满挑战。其中的重要关键,就在于未来的统治者是否能够尊重该国宪法。

在辛巴威的政治危机当中,辛巴威的许多不同教派的八位领袖(包含天主教会,以及基督教福音派、灵恩派,以及其他诸多新教教派)齐聚一堂,分别针对该国政治和教会发表声明

首先,他们认为,独裁者穆加比的下台是辛巴威这个国家重生的契机。辛巴威当前的「深层弊病」主要在于统治者不尊重该国宪法,以至人们对于该国军队从属于国家,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彼此制衡毫无信心。此外,辛巴威当前的严重社会经济发展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飙涨、社会不公正严重等问题)主要是来自于这些年来的该国没有良好运作的民主体制。

其次,这些教会领袖也指出了该国的基督教会界长期以来是由个人崇拜和超自然的方式来面对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挑战,完全失去了「先知式的驱力」。

辛巴威政治对于台湾人而言,看似遥远而难以想像,但却可以有所启发。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穆加比所象征的是非洲强人政治的典型。当前许多非洲国家都是在二战后(约在1950年代中期到1990之间)「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建立,在独立运动的过程中,许多非洲的反殖民领袖后来都成了该国的创建者,同时,在其后所建立的政权当中,实行长久的独裁统治,压迫国内的反对者。著名的例子包括:加纳的首任总统和独裁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肯亚的国父及独裁者肯亚塔(Jomo Kenyatta),以及辛巴威的穆加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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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加纳总统及独裁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于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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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亚的国父及独裁者肯亚塔(Jomo Kenyatta)在1963年肯亚独立后,于其领导的政党取得胜利后在群众集会前进行演讲。)

正是在这些民族运动领袖的身上,让人们看见了民族主义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的矛盾性:从「解放者」成为「压迫者」。在争取民族独立之前,他们以「反殖民」、「解放」的名义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殖民者的压迫统治结构;到了民族独立之后,这些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上赋予自己起特权,同时压迫国内的一切反对势力。穆加比作为辛巴威独裁者的普遍意义就在于此。

台湾的状况虽然和非洲国家无法全然类比,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在1970到1980年代对抗威权统治的民主运动中,台湾的反对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民进党)和逐渐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团体形成密切的联盟关系,共同争取公民权利和民主体制。然而,当台湾顺利从威权体制迈向民主,原本主导对抗威权体制的反对势力也取得执政权之后,同样也出现了从「反对者」成为「当权者」的政治思维转变。

此前的台湾民众对于全面执政一年多的民进党,应该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在去年全国大选之前,民进党高喊改革,矢言要在执政之后,落实社会经济的公平正义,同时也承诺要进行深化人权的转型正义工程。

劳工团体前往行政院抗议行政院草拟的《劳基法》修正草案。(Photo by coolloud / CC BY-NC-ND

然而,其上台后,对真正和人权深化密切相关《促转条例》至今仍延宕不前,却将追讨国民党党产(尽管这也很重要)列为转型正义工程的首要任务。对于原住民传统领域权利的漠视,也和选前承诺大相径庭。最近令民众最感讶异的当然是关于《劳基法》的修正案,民进党利用国会的多数优势,让这个必须经过民众和国会充分讨论、广大劳工声音必须充分被听见的法案修正以草率的方式,试图强渡关山。当年民进党用来号召支持者的议题,不是大打折扣,就是完全背弃。这个曾经自诩为改革政党的近来表现真是够狂的!

当「解放者」取得权力,往往会成为「压迫者」;当「改革者」取得权力,也难以避免落入「当权者」的思维。

人们必须永远提醒自己,不要过度相信政治人物本身,因为人永远禁不起权力的诱惑。美国建国先贤麦迪逊那句话至今仍值得我们覆颂:「野心必须以野心来加以制衡。……如果人们都是天使,那么就不需要有政府了。如果都是由天使来统治人们,那么就不需要对政府进行内部或外部的控制了。」正因为人不是天使、更不是神,所以我们只能相信以制度来制衡脆弱的人性。非洲强人政治的诸多例子,以及民主化后的台湾政治,堪为人性脆弱面的警钟。

其次,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辛巴威教会领袖对于该国教会界的提醒,正好也可以带给我们极好的反省。

非洲许多国家的基督教在上个世纪曾经经历了大规模的灵恩运动,这些灵恩运动往往揉合了非洲传统信仰的超自然神蹟,或者是特定宗教领袖进行疾病医治的能力。于是,这样的现象造成非洲福音复兴的主要驱动力。

台湾教会界也曾经出现过声音称许基于这种背景的福音复兴运动带来的基督徒人口增长。于是,透过强调灵恩经验的方式来建立个人信仰或传播福音也成了一种趋势,因为这种特殊宗教经验是最容易让人感受到的。

然而,正如同辛巴威教会领袖提出的反省,这样的信仰容易让教会忽略自己作为整个社会的「先知」角色。在辛巴威,教会界长久以来不敢对该国统治者以排斥异己的独裁统治以及长年失当的治理所导致的社会经济不正义进行批判,则教会并没有扮演「先知」角色。

在台湾,如果教会界不敢对于社会经济的公平正义问题有所关切,却只着重个人的灵性层面的救赎,同样也是有失平衡的。无论是敦促政府真切面对戒严时期不当统治所进行的转型正义工程,原住民族的土地权和历史正义问题,乃至于过去历任政府施政过于倾向企业家却忽略劳工权利的政策,都完全是教会界可以善用自己在政治菁英当中的影响力的。

晚近几年,台湾的许多教会似乎开始从过去那种「顺服掌权者」的逻辑转向鼓励信徒关心政治了。然而,不得不令人忧心的是,教会界是否能恰当地将自己定为在「先知」的角色——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扮演好监督政府的「公民社会」角色?

笔者认为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教会关心政治一定要基于「公共性」或「公共利益」,而非为了片面达成教会影响政治的目的。至于什么主张是符合「公共性」或「公共利益」的,则需要更审慎的讨论。

(封面相片来源:GovernmentZA / CC BY-ND;在辛巴威实行独裁统治长达37年的前总统穆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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