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最近為了與中國拉近關係，不惜拋棄原則承認中國非法與受懲戒的主教，並要求教廷合法任命的主教讓位給非法的。對此，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主教陳日君接連發表評論嚴詞批判，他在1月29日於自己的部落格《平安抵岸全靠祂》撰文質疑「和一個獨裁政權能有協議嗎？」並且坦言「我是不是中梵修和的最大阻礙？如果那協議是不好的，我絕不介意做成其最大的阻礙！」
陳樞機的質疑甚是。
天主教會自1990年代以來在許多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扮演推動者的角色，也對當年和一些獨裁政權沆瀣一氣的行徑有所反省。然而在面對不斷拆毀教堂與十字架、以領導者的偶像崇拜（要求掛習近平肖像取代基督聖像）的中國時，確實有重蹈昔日對希特勒妥協覆轍的傾向。
1933年7月20日，納粹政權與羅馬天主教廷簽定「德意志國與梵蒂岡協定」，教廷同意將德國境內的政治團體和公會加以解散，以換取納粹政權對於教會的承諾：確保天主教教會在德國境內指派神職人員、掌握學校教育與進行天主教活動的權利。
根據梵蒂岡事後的解釋，天主教會認為簽定協定後，可以使他們在出問題時，依據協定來爭取對自己的保障。然而，此一協定卻對天主教會產生催眠作用，使天主教徒的良知被麻痺。德國境內的天主教徒，不乏對納粹黨的政策感到認同，而衷心支持納粹政權者。
由於蘇聯共黨執政後，於1920年代有系統地迫害天主教，殘殺天主教神職人員，許多天主教徒認同納粹政權對共產黨的掃蕩與鎮壓。天主教的一位名為布格（Bürger）的主教，便曾公開說：「帝國政府的目標，與天主教長久以來所追求者，是一致的。」1936年11月4日，慕尼黑大主教佛哈伯（Archbischop Faulhaber von München）與希特勒會晤，原意是要敦請後者遵守雙方協定的內容，在談話之後，卻公開說：「如果納粹黨人不能打敗共產黨人的話，這將意味著基督信仰與教會在歐洲的完結。」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看不清楚納粹政權的問題所在。早在希特勒在自傳《我的奮鬥》高唱種族中心主義思想時，便有德國主教對上述思想加以譴責，呼籲教徒不能加入納粹黨。1941年，明斯特大主教加仁（Archbishop Galen von Münster）挺身而出，斥責納粹政權對弱智與殘疾人士的安樂死計畫，成功地阻止了納粹政權對眾多弱勢者的殘害。然而除此之外，天主教會面對納粹政權各種暴行的反應，實是乏善可陳。
學者Ernst Christian Heimrich指出，梵蒂岡玩弄政治，是德國天主教會不能有效抵擋納粹暴行的原因。代表教廷與納粹政權簽定德梵協定的教廷國務卿佩西里樞機主教（Cardinal Eugenio Pacelli），於1939年繼任教皇，是為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他對於蘇聯入侵芬蘭嚴加斥責，對於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殺害4位主教和2000多名神父修女，卻一句話也不說。
當年與納粹德國簽定德梵條約，對德國入侵波蘭，殺害神職人員不置一詞的教皇庇護十二世，身後遭受到不少議論；天主教廷也必須很為難地面對他們當年不光彩的歷史。
如今，天主教廷顯然又要重蹈昔日覆轍，不惜犧牲原則也要拉攏迫害宗教、推動皇帝崇拜的中國獨裁政權。陳日君樞機力挽狂瀾，與希特勒統治下的明斯特大主教加仁如出一轍。也許難以撼動教廷的綏靖主義，但至少秉持了基督徒的良知。
基督徒是教會的一分子，是教會的肢體。我們有義務警戒教會不要堅持走上錯誤的道路：「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再者，義人何時離義而犯罪，我將絆腳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沒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來所行的義不被記念；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義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脫離了罪。」
請勇敢地說：「如果那……是不好的，我絕不介意做成其最大的阻礙！」
（Photo credit: Inmediahk / CC BY-NC；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主教陳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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