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介意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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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最近为了与中国拉近关系,不惜抛弃原则承认中国非法与受惩戒的主教,并要求教廷合法任命的主教让位给非法的。对此,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接连发表评论严词批判,他在1月29日于自己的部落格《平安抵岸全靠祂》撰文质疑「和一个独裁政权能有协议吗?」并且坦言「我是不是中梵修和的最大阻碍?如果那协议是不好的,我绝不介意做成其最大的阻碍!」

陈枢机的质疑甚是。

天主教会自1990年代以来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扮演推动者的角色,也对当年和一些独裁政权沆瀣一气的行径有所反省。然而在面对不断拆毁教堂与十字架、以领导者的偶像崇拜(要求挂习近平肖像取代基督圣像)的中国时,确实有重蹈昔日对希特勒妥协覆辙的倾向。

1933年7月20日,纳粹政权与罗马天主教廷签定「德意志国与梵蒂冈协定」,教廷同意将德国境内的政治团体和公会加以解散,以换取纳粹政权对于教会的承诺:确保天主教教会在德国境内指派神职人员、掌握学校教育与进行天主教活动的权利。

根据梵蒂冈事后的解释,天主教会认为签定协定后,可以使他们在出问题时,依据协定来争取对自己的保障。然而,此一协定却对天主教会产生催眠作用,使天主教徒的良知被麻痺。德国境内的天主教徒,不乏对纳粹党的政策感到认同,而衷心支持纳粹政权者。

由于苏联共党执政后,于1920年代有系统地迫害天主教,残杀天主教神职人员,许多天主教徒认同纳粹政权对共产党的扫荡与镇压。天主教的一位名为布格(Bürger)的主教,便曾公开说:「帝国政府的目标,与天主教长久以来所追求者,是一致的。」1936年11月4日,慕尼黑大主教佛哈伯(Archbischop Faulhaber von München)与希特勒会晤,原意是要敦请后者遵守双方协定的内容,在谈话之后,却公开说:「如果纳粹党人不能打败共产党人的话,这将意味着基督信仰与教会在欧洲的完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天主教徒都看不清楚纳粹政权的问题所在。早在希特勒在自传《我的奋斗》高唱种族中心主义思想时,便有德国主教对上述思想加以谴责,呼吁教徒不能加入纳粹党。1941年,明斯特大主教加仁(Archbishop Galen von Münster)挺身而出,斥责纳粹政权对弱智与残疾人士的安乐死计画,成功地阻止了纳粹政权对众多弱势者的残害。然而除此之外,天主教会面对纳粹政权各种暴行的反应,实是乏善可陈。

学者Ernst Christian Heimrich指出,梵蒂冈玩弄政治,是德国天主教会不能有效抵挡纳粹暴行的原因。代表教廷与纳粹政权签定德梵协定的教廷国务卿佩西里枢机主教(Cardinal Eugenio Pacelli),于1939年继任教皇,是为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他对于苏联入侵芬兰严加斥责,对于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杀害4位主教和2000多名神父修女,却一句话也不说。

当年与纳粹德国签定德梵条约,对德国入侵波兰,杀害神职人员不置一词的教皇庇护十二世,身后遭受到不少议论;天主教廷也必须很为难地面对他们当年不光彩的历史。

如今,天主教廷显然又要重蹈昔日覆辙,不惜牺牲原则也要拉拢迫害宗教、推动皇帝崇拜的中国独裁政权。陈日君枢机力挽狂澜,与希特勒统治下的明斯特大主教加仁如出一辙。也许难以撼动教廷的绥靖主义,但至少秉持了基督徒的良知。

基督徒是教会的一分子,是教会的肢体。我们有义务警戒教会不要坚持走上错误的道路:「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著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记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原文是血)。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

请勇敢地说:「如果那……是不好的,我绝不介意做成其最大的阻碍!」

Photo credit: Inmediahk / CC BY-NC;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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