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就是太自由了!」这是有时在跟家人看新闻,或某些关于时事的闲聊中,冷不防会从一些人口中冒出来的评语或结论,仿佛只要这句话就可以总结了在电视中看到的各样社会事件、政治与选举纷扰的「闹剧」。
从语言的表述来看,会这样讲的人大概会期待台湾还是「不自由」一点比较好。从个人的观察来看,会这样想的人如果不是像过去的老人家怀念日治时期的治安,不然就是以为所谓的「蒋经国时代」政治比较廉能,当然现在更多的是将「盼望」投射在中国,总以为中国之所以现在的一切都要比台湾来的「进步」,是因为他们不像台湾这么「乱」,这么的「自由」!
对自由的误解与偏见
当然这完全是一种昧于历史与现实的「偏见」,怀念日治时期的老人家忘了当时的台湾不过是日本的殖民地,而所谓的蒋经国时代也一样充满了威权和白色恐怖。更不用说当今的中国,不但没有公民社会监督与制衡的力量;当国家主席不再有任期的限制时,也差不多就是回到「帝制」了!而在中国社会中,不仅没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现今连由中国政府所定义,透过各种社会控制技术而得到的「社会信用」评价太差的人,也被限制搭乘火车飞机,剥夺个人迁徙的自由。
即便如此,在自由的台湾社会体制下,许多舆论却仍然充斥着拥抱中国共产党的威权,对于独裁专制歌功颂德的声音。显然的,或许是看到中国因为「专制独裁」而在表面上变得强盛,又或者因为中国政府对于人民的威权控制,使得社会表面上看起来一片「和谐」。相较于台湾的政党议会纷扰、不同声音的无所适从,于是「自由」就成了这些舆论眼中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
更为遗憾的是,或许是因为对于某些「自由神学」的误解,以至于台湾教会长期以来不仅将「自由」一词视为洪水猛兽,而不论是对于公共时事公开的讲论还是私下的嘲讽,却也常常听到对于某种「权柄」和「控制」的向往与附和。
自由的上帝
我们似乎没有深刻的意识到,基督宗教其实是一个自由上帝的另类宗教,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自由的上帝。正如神学家Walter Brueggemann指出基督宗教的根本,在于从一成不变的强势宗教中获得解放;在于从压迫、剥夺的政治中获得解放。就好像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事件和处境一样,当时出埃及的百姓会发现自己正参与一个相应于自由上帝的新社会群体,一个迥异于埃及法老的帝国与宗教的新群体。
对Brueggemann而言,自由的上帝是为我们的上帝,祂不像「帝国的上帝」不问世事,毫无立场,只在乎现实的「和谐」与「稳定」;帝国的上帝是富裕的上帝,这样的上帝强调秩序,却也构成了社会压迫的根源。然而自由的上帝却是「为了我们的上帝」,是对边缘人来说不可或缺的上帝,也唯有依靠自由的上帝,边缘人才能在遭受压迫时站立得稳。
在《先知式的想像》一书中,Brueggemann从旧约中看到以色列的当中与帝国相对立的先知传统,旧约先知屡屡对当时代的君王提出批判,在当时富裕的经济和压迫的政治的背后,所反映的其实就是「被掳的上帝」。当自由的上帝的想像从祂的教会中被抹去时,那么宗教也就成了君王被用来「维稳」社会的「工具」。
当我们觉得台湾「太自由」时,恰恰也正落在这样一个「被掳的上帝」的网罗中。对这个世界而言,不论是共产中国,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常常只想相信一个「被掳的上帝」,一个只要能带来经济成长、富裕,社会「和谐」、有秩序的上帝。
不论是在政府高度专制的国家,还是只追求经济成长的国家;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压迫,可能是因为消费与财富的虚幻,我们都慢慢忘记了!原来我们的上帝其实是自由的上帝,是那位总是要我们「怀抱哀伤」,以哀哭的语言穿透现实对于边缘者的麻木的上帝;是那位要我们以颂赞歌唱,来拒绝帝国的压迫,所有的挟制终究都要过去的上帝!
由此看来,我们不是「太自由」,而是「还不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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