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霍華在中國:家庭教會是一個歷久彌新的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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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獨裁國家,教會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抗的標誌,教會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共同體,在公民社會尚未形成之前,它是「前公民社會」中最美好的部分。我的保守主義思想,經過教會生活的打磨與歷練,不再是書本上的條條框框,而是活生生的生命體驗和信仰實踐。

挺身反抗納粹暴政並以身殉道的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生命與神學,在中國教會中刺激出閃亮的思想火花。他的名言「危害基督教傳播福音的政府,就是在自取滅亡」,給中國基督徒以極大的啓發。

潘霍華給包括我在內的中國基督徒提供了信仰反省的三個維度。首先,潘霍華強調「團契生活」,也就是説,基督徒彼此之間形成關係緊密、超乎血緣親情的生命共同體。宗教改革之後,基督徒與上帝之間不再需要天主教的神職人員作為溝通中介,每個生命個體都可以與上帝單獨發生關係──通過讀經和禱告直接來到上帝面前;但是,另一方面,基督徒的信仰之旅卻不是一個人的「天路歷程」,需要與一群弟兄姊妹攙扶著同行。基督徒必須在團契和教會中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彼此代禱,就像枝子不能離開葡萄樹,一旦離開,生命就枯萎了,如潘霍華所説:「藉著上帝的良善,我們共同的生活就像一棵樹一樣,必須從最深的根部安靜、隱匿、強壯又自在的成長。」

儘管每個人都如同渾身長滿刺的刺蝟,卻仍要簇擁在一起抱團取暖。我特別感恩的是,當我成為基督徒之後,從來沒有一天離開過教會和團契,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我都生活在一群心意相通的弟兄姊妹之間。這就是真基督徒與「文化基督徒」之間的根本差異。在當下的中國,很多具有知識分子身份的「文化基督徒」拒絕參加教會,並以法國哲學家西蒙娜·薇依的名言「我是基督徒,而不是基督教徒」來自我辯解。他們所理解的基督教是一種希臘式的「智慧」,只有少數人才能掌握,絕非愚夫愚婦所能享有。但耶穌揀選的是那些愚拙的人,耶穌斥責的偏偏是文士和法利賽人。我在教會中找到了信仰,我不相信那些從未有過教會生活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

其次,潘霍華的信仰是戰鬥性的信仰。他向納粹政權發起了一場螳臂擋車、螞蟻對抗大象的戰鬥。在這場實力懸殊的戰鬥中,潘霍華從耶穌那裡尋找智慧和力量。他深信,既然「耶穌基督是一個為他人而活的人」,那麽追隨耶穌的基督徒也應當這樣做。他從安全的美國神學院回到納粹橫行的祖國,幫助惡浪滔天中搖搖欲墜的教會站穩腳跟、持守信仰,「在我們攀登到彼岸前,必須穿越一條非常黑暗的幽谷,我相信這幽谷比我們想像的還黑暗」。同時,潘霍華嚴厲譴責那些可恥地背叛信仰的教會和基督徒,他用「廉價的恩典」這個概念揭示了為什麼那麼多基督徒會欣然支持納粹:「廉價恩典是傳揚不需悔改的赦免,不用認罪的聖餐,和不必本人親身認罪的救恩。」

今天的中共政權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潘霍華的處境與中國教會和基督徒的境況如此契合:中國新興城市教會經過過去20年的高速增長,已明顯缺乏後勁,「廉價的恩典」在中產階級化的教會泛濫成災,而在西方教會盛行多時的靈恩主義與成功神學結合而成的「虛假福音」也在中國病毒式地擴散。面對習近平政權對教會新一輪的逼迫,根基不穩的教會難以招架。潘霍華的神學如苦口良藥般,只是多少基督徒願意服用呢?

第三,潘霍華發現,納粹這種「邪惡思想」的源頭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冷酷的唯物主義,是人對上帝的背叛和人對自身的崇拜。1941年,潘霍華幫助教會起草了一封交給軍方的請願書,譴責納粹黨和蓋世太保鏟除新教教會的企圖,勸說軍方不要助紂為虐。潘霍華也從納粹的《安樂死法案》中看到其「敵基督」的本質:「各宗派的基督徒對殺害所謂‘不配活的生命’一事(現在教友已經更瞭解內情,而且對受害者深感同情)都非常注意而深表反對,尤其此事已經明顯違背十誡以及所有的律法,因此認為這明確顯示出帝國領導階層反對教會的立場。」

今天的中國教會和基督徒不也應當爲自身的怯懦、自保而深切懺悔嗎?當共產黨政權在各大城市驅趕「低端人口」時,當計劃生育政策每年殺害數千萬胎兒時,當中國的小學誘騙孩子們戴上紅領巾並公開作接受共產主義信仰的宣誓時,有多少在裝修漂亮的寫字樓中聚會的城市教會為此發出抗議的聲音呢?「只要他們迫害的對象還不是我們」,就足以構成沉默的理由。然而,潘霍華和他的同伴們指出,僅僅以認信的方式反抗是不夠的,還必須以反抗的方式認信。中國基督徒準備好這樣做了嗎?

與納粹組建「日耳曼教會」並任命「國家主教」的模式相似,中共也創建了所謂的「三自愛國教會」──其實它不是教會,而是共產黨控制、迫害乃至消滅教會的工具、爪牙,是聖經中所説的稗子和淫婦。真的信仰者不會被「三自會」所擄掠,真的信仰者寧願坐牢也不會加入「三自會」。而中共政權最害怕的就是「三自會」之外的、不在其掌控之下的真教會,正如羅馬帝國害怕初代教會成為一股顛覆性力量一樣,共產黨將教會視為與之爭奪人心的強勁對手。

今日中國所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是民眾與統治者一樣墮落、一樣卑賤、一樣沒有道德底線。並不是推翻了共產黨,中國的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共產黨崩解之後,還將經歷一場深刻的、全民的精神變革,才能恢復上帝所造之人的自由與尊嚴。那麽,教會如何成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鹽」呢?當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對婚外情、包二奶「寬容以待」、笑貧不笑娼時,教會應當勇於説不;當墮胎行為司空見慣、人們不再將嬰孩當作生命看待時,教會應當勇於説不;當農民工子女被剝奪與城市居民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權時,教會還是應當勇於説不。可是,有多少教會發出聲音呢?

未被挑戰的信仰如同溫室中的花朵,無法承受寒流的侵襲;不敢面對混濁俗世的教會宛如紙糊的房子,經不起風吹雨打。在無數婚姻走向破裂、離婚率超過半數的時代,教會自當倡導來自聖經的婚姻觀,舉行聖潔而簡樸的「主內婚禮」儀式,重建婚姻和家庭的根基;在公立教育崩潰、連儒家都廣設私塾的時代,教會自當恢復清教徒傳統,創辦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各類教會學校,培養敬虔而智慧的後代;在慈善機構喪失公信力、「郭美美」式的蛀蟲層出不窮的時代,教會自當以「好撒瑪利亞人」爲榜樣,用「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立場參與慈善事業……如果教會這樣做了,教會的存在,乃是活的「見證」,由此展現出一套與統治者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換言之,教會當仁不讓地是保守主義價值的持有者。而保守主義並非像《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增廣賢文》、《古文觀止》那樣僅僅用於背誦的教條,保守主義是「知行合一」且行之有效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如果保守主義不能實踐,它就是死的、假的、毫無價值的。

方舟教會和很多中國家庭教會在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過程中,也進而爭取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私有產權保障等基本人權與自由。我和妻子在方舟教會服事的十年,是直接面對警察打壓的十年,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十年,也是「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火把,祂不吹滅」的十年。方舟教會曾在兩個月內被迫搬家六次,也曾兩度在禮拜的過程中被大群警察衝擊和騷擾。我們在北京郊外的水庫舉行洗禮,需要淩晨四點出發,趕在遊人和警察都尚未起床的時候完成。方舟教會的會友包括異議作家、人權律師、搖滾歌手、畫家、記者、上訪村「訪民」,很多都是共產黨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並非「國家的敵人」,而是真的愛國者。不過,即便他們真是「國家的敵人」,教會也要對他們敞開大門,接納他們爲「最小的弟兄」。

十多年以來,在對抗中共政權這個巨大的「利維坦」的戰鬥中,我沒有絕望,沒有投降,也沒有變得跟共產黨「精神同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教會這個生命共同體的滋養。如果沒有像磐石般可以依靠的教會,我會不會像宋江那樣接受朝廷條件優厚的招安呢?感謝主,我不是爲自己的名譽或理想而戰,我是爲信仰自由而戰。

最讓我得安慰的一個例子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我和妻子被國保警察非法軟禁在家,對外通訊手段如電話、手機、網絡統統被切斷。在此之前若干年,原有的社會關係網絡如老師、同學、老鄉等已經從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國家的敵人」,跟我接觸常常會給對方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同學會、同鄉會等社團從來不會邀請我參加。這一次,專制機器呲牙咧嘴、磨刀霍霍,自然不會有北大的老師和同學前來探視,他們大都在體制內各就其位,奉行趨利避害的生存原則。

那些日子裡,我與妻子在家誦讀《約伯記》,從中汲取精神力量。有一天,我們隱約聽到樓下有人叫我們的名字,我到窗口向下張望,發現樓下站著幾位教會的弟兄姊妹,便立即叫妻子也過來。原來,這幾位弟兄姊妹發現我們悄無聲息地「人間蒸發」,主日沒有來教會,所有的聯絡方式都無法聯絡上,便相約來我們家探視。結果,守候在樓門口的便衣攔阻他們上樓,他們只好在樓下呼喊。他們是我們被軟禁後第一次見到的友人,親人見面,分外激動,雖不能握手,卻可以相望。

我們樓下對面的牆壁上,秘密警察安裝了兩台晝夜運作的攝像頭,樓下有保安輪班守候,警察則在物業公司的辦公室中監控攝像畫面。方舟教會那些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無畏地對著攝像頭,仰起臉來一起唱讚美詩。「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那麽優美、那麽有力、那麽堅韌、那些執著的歌聲,穿雲裂帛。我與妻子在陽臺上應和著,直至一群警察跑出來將這群弟兄姊妹驅離現場。那是一個多麽美好的時刻。

這幾位弟兄姊妹,大都不屬於「知識分子階層」,有在髮廊打工的剛二十出頭的小女生,有在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參與工人組織的老工人,有餐廳中的侍應生……他們或許不懂政治,不懂文學,不懂神學,甚至從來沒有讀過我寫的書,跟我毫無任何世俗意義上的利益相關性。但是,他們是教會裡的弟兄姊妹,只要有這一層關係就足夠了。正是這種超越血緣之上的愛,讓他們無畏地前來探視患難中的肢體。其實,他們無權無勢,最容易被警察傷害,警察若去他們打工的地方跟他們的老闆說一句威脅的話,他們就會失去來之不易的工作。然而,他們卻不怕被攝像頭錄影錄音,也不怕這樣做會給自己帶來負面影響。中國有一句古語説:「仗義半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那一天,這句話被改寫成:「書中沒有兩肋插刀的朋友,教會卻有生死相依的同工。」

經過文革,中國人失去了群體生活的能力。但是,教會重新將愛的團契帶到我們生活之中。教會這個歷久彌新的生命共同體,對於無論在政治意義上、環保意義上還是心靈意義上的「廢墟中國」來說,是重建的最大希望。與活出「群體性見證」的教會一樣,保守主義也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保守主義」,而是「一群人的保守主義」,猶如葡萄樹上的枝子,各安其位,各自結果,每個人都是上帝獨一無二的創造,彼此卻有生命的連接。

Photo credit: sgwarnog2010 on Visualhunt / CC BY-N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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