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霍华在中国:家庭教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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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独裁国家,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抗的标志,教会形成了特殊的生命共同体,在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它是「前公民社会」中最美好的部分。我的保守主义思想,经过教会生活的打磨与历练,不再是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信仰实践。

挺身反抗纳粹暴政并以身殉道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生命与神学,在中国教会中刺激出闪亮的思想火花。他的名言「危害基督教传播福音的政府,就是在自取灭亡」,给中国基督徒以极大的启发。

潘霍华给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基督徒提供了信仰反省的三个维度。首先,潘霍华强调「团契生活」,也就是说,基督徒彼此之间形成关系紧密、超乎血缘亲情的生命共同体。宗教改革之后,基督徒与上帝之间不再需要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作为沟通中介,每个生命个体都可以与上帝单独发生关系──通过读经和祷告直接来到上帝面前;但是,另一方面,基督徒的信仰之旅却不是一个人的「天路历程」,需要与一群弟兄姊妹搀扶著同行。基督徒必须在团契和教会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代祷,就像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一旦离开,生命就枯萎了,如潘霍华所说:「借着上帝的良善,我们共同的生活就像一棵树一样,必须从最深的根部安静、隐匿、强壮又自在的成长。」

尽管每个人都如同浑身长满刺的刺猬,却仍要簇拥在一起抱团取暖。我特别感恩的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教会和团契,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都生活在一群心意相通的弟兄姊妹之间。这就是真基督徒与「文化基督徒」之间的根本差异。在当下的中国,很多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文化基督徒」拒绝参加教会,并以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的名言「我是基督徒,而不是基督教徒」来自我辩解。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是一种希腊式的「智慧」,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绝非愚夫愚妇所能享有。但耶稣拣选的是那些愚拙的人,耶稣斥责的偏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在教会中找到了信仰,我不相信那些从未有过教会生活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

其次,潘霍华的信仰是战斗性的信仰。他向纳粹政权发起了一场螳臂挡车、蚂蚁对抗大象的战斗。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潘霍华从耶稣那里寻找智慧和力量。他深信,既然「耶稣基督是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人」,那麽追随耶稣的基督徒也应当这样做。他从安全的美国神学院回到纳粹横行的祖国,帮助恶浪滔天中摇摇欲坠的教会站稳脚跟、持守信仰,「在我们攀登到彼岸前,必须穿越一条非常黑暗的幽谷,我相信这幽谷比我们想像的还黑暗」。同时,潘霍华严厉谴责那些可耻地背叛信仰的教会和基督徒,他用「廉价的恩典」这个概念揭示了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会欣然支持纳粹:「廉价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亲身认罪的救恩。」

今天的中共政权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潘霍华的处境与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境况如此契合:中国新兴城市教会经过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已明显缺乏后劲,「廉价的恩典」在中产阶级化的教会泛滥成灾,而在西方教会盛行多时的灵恩主义与成功神学结合而成的「虚假福音」也在中国病毒式地扩散。面对习近平政权对教会新一轮的逼迫,根基不稳的教会难以招架。潘霍华的神学如苦口良药般,只是多少基督徒愿意服用呢?

第三,潘霍华发现,纳粹这种「邪恶思想」的源头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冷酷的唯物主义,是人对上帝的背叛和人对自身的崇拜。1941年,潘霍华帮助教会起草了一封交给军方的请愿书,谴责纳粹党和盖世太保铲除新教教会的企图,劝说军方不要助纣为虐。潘霍华也从纳粹的《安乐死法案》中看到其「敌基督」的本质:「各宗派的基督徒对杀害所谓‘不配活的生命’一事(现在教友已经更了解内情,而且对受害者深感同情)都非常注意而深表反对,尤其此事已经明显违背十诫以及所有的律法,因此认为这明确显示出帝国领导阶层反对教会的立场。」

今天的中国教会和基督徒不也应当为自身的怯懦、自保而深切忏悔吗?当共产党政权在各大城市驱赶「低端人口」时,当计划生育政策每年杀害数千万胎儿时,当中国的小学诱骗孩子们戴上红领巾并公开作接受共产主义信仰的宣誓时,有多少在装修漂亮的写字楼中聚会的城市教会为此发出抗议的声音呢?「只要他们迫害的对象还不是我们」,就足以构成沉默的理由。然而,潘霍华和他的同伴们指出,仅仅以认信的方式反抗是不够的,还必须以反抗的方式认信。中国基督徒准备好这样做了吗?

与纳粹组建「日耳曼教会」并任命「国家主教」的模式相似,中共也创建了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其实它不是教会,而是共产党控制、迫害乃至消灭教会的工具、爪牙,是圣经中所说的稗子和淫妇。真的信仰者不会被「三自会」所掳掠,真的信仰者宁愿坐牢也不会加入「三自会」。而中共政权最害怕的就是「三自会」之外的、不在其掌控之下的真教会,正如罗马帝国害怕初代教会成为一股颠覆性力量一样,共产党将教会视为与之争夺人心的强劲对手。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民众与统治者一样堕落、一样卑贱、一样没有道德底线。并不是推翻了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共产党崩解之后,还将经历一场深刻的、全民的精神变革,才能恢复上帝所造之人的自由与尊严。那麽,教会如何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呢?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婚外情、包二奶「宽容以待」、笑贫不笑娼时,教会应当勇于说不;当堕胎行为司空见惯、人们不再将婴孩当作生命看待时,教会应当勇于说不;当农民工子女被剥夺与城市居民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时,教会还是应当勇于说不。可是,有多少教会发出声音呢?

未被挑战的信仰如同温室中的花朵,无法承受寒流的侵袭;不敢面对混浊俗世的教会宛如纸糊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在无数婚姻走向破裂、离婚率超过半数的时代,教会自当倡导来自圣经的婚姻观,举行圣洁而简朴的「主内婚礼」仪式,重建婚姻和家庭的根基;在公立教育崩溃、连儒家都广设私塾的时代,教会自当恢复清教徒传统,创办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类教会学校,培养敬虔而智慧的后代;在慈善机构丧失公信力、「郭美美」式的蛀虫层出不穷的时代,教会自当以「好撒玛利亚人」为榜样,用「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立场参与慈善事业……如果教会这样做了,教会的存在,乃是活的「见证」,由此展现出一套与统治者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换言之,教会当仁不让地是保守主义价值的持有者。而保守主义并非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增广贤文》、《古文观止》那样仅仅用于背诵的教条,保守主义是「知行合一」且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保守主义不能实践,它就是死的、假的、毫无价值的。

方舟教会和很多中国家庭教会在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过程中,也进而争取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私有产权保障等基本人权与自由。我和妻子在方舟教会服事的十年,是直接面对警察打压的十年,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十年,也是「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火把,祂不吹灭」的十年。方舟教会曾在两个月内被迫搬家六次,也曾两度在礼拜的过程中被大群警察冲击和骚扰。我们在北京郊外的水库举行洗礼,需要凌晨四点出发,赶在游人和警察都尚未起床的时候完成。方舟教会的会友包括异议作家、人权律师、摇滚歌手、画家、记者、上访村「访民」,很多都是共产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并非「国家的敌人」,而是真的爱国者。不过,即便他们真是「国家的敌人」,教会也要对他们敞开大门,接纳他们为「最小的弟兄」。

十多年以来,在对抗中共政权这个巨大的「利维坦」的战斗中,我没有绝望,没有投降,也没有变得跟共产党「精神同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会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滋养。如果没有像磐石般可以依靠的教会,我会不会像宋江那样接受朝廷条件优厚的招安呢?感谢主,我不是为自己的名誉或理想而战,我是为信仰自由而战。

最让我得安慰的一个例子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和妻子被国保警察非法软禁在家,对外通讯手段如电话、手机、网络统统被切断。在此之前若干年,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如老师、同学、老乡等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国家的敌人」,跟我接触常常会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同学会、同乡会等社团从来不会邀请我参加。这一次,专制机器呲牙咧嘴、磨刀霍霍,自然不会有北大的老师和同学前来探视,他们大都在体制内各就其位,奉行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

那些日子里,我与妻子在家诵读《约伯记》,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有一天,我们隐约听到楼下有人叫我们的名字,我到窗口向下张望,发现楼下站着几位教会的弟兄姊妹,便立即叫妻子也过来。原来,这几位弟兄姊妹发现我们悄无声息地「人间蒸发」,主日没有来教会,所有的联络方式都无法联络上,便相约来我们家探视。结果,守候在楼门口的便衣拦阻他们上楼,他们只好在楼下呼喊。他们是我们被软禁后第一次见到的友人,亲人见面,分外激动,虽不能握手,却可以相望。

我们楼下对面的墙壁上,秘密警察安装了两台昼夜运作的摄像头,楼下有保安轮班守候,警察则在物业公司的办公室中监控摄像画面。方舟教会那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无畏地对着摄像头,仰起脸来一起唱赞美诗。「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麽优美、那麽有力、那麽坚韧、那些执著的歌声,穿云裂帛。我与妻子在阳台上应和著,直至一群警察跑出来将这群弟兄姊妹驱离现场。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刻。

这几位弟兄姊妹,大都不属于「知识分子阶层」,有在发廊打工的刚二十出头的小女生,有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参与工人组织的老工人,有餐厅中的侍应生……他们或许不懂政治,不懂文学,不懂神学,甚至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书,跟我毫无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利益相关性。但是,他们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只要有这一层关系就足够了。正是这种超越血缘之上的爱,让他们无畏地前来探视患难中的肢体。其实,他们无权无势,最容易被警察伤害,警察若去他们打工的地方跟他们的老板说一句威胁的话,他们就会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然而,他们却不怕被摄像头录影录音,也不怕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中国有一句古语说:「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那一天,这句话被改写成:「书中没有两肋插刀的朋友,教会却有生死相依的同工。」

经过文革,中国人失去了群体生活的能力。但是,教会重新将爱的团契带到我们生活之中。教会这个历久弥新的生命共同体,对于无论在政治意义上、环保意义上还是心灵意义上的「废墟中国」来说,是重建的最大希望。与活出「群体性见证」的教会一样,保守主义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群人的保守主义」,犹如葡萄树上的枝子,各安其位,各自结果,每个人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彼此却有生命的连接。

Photo credit: sgwarnog2010 on Visualhunt / CC BY-N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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