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身體,更救人治靈魂的石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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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充滿信心和愛,將這項舍己的工作作為畢生的事業;不圖任何回報和獎勵,只求自己所做的蒙主悅納。(石美玉)

1896夏,兩名年輕的中國女子石美玉和康愛德從美國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畢業。在隆重的畢業典禮上,嘉賓們注意到,作為畢業生代表,穿着粉紅色旗袍的石美王和穿着藍色旗袍的康愛德,儀態大方地走上講台,從校長手中接過學位證書。校長在致辭中激動地稱贊說:「無謂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與吾美國之女作比例,愧無地矣!」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一時間,石美玉和康愛德成為新聞人物,當地的報刊雜志均在顯著位置報道此事。¹

在芝加哥醫院完成實習之後,石美玉和康愛德婉拒醫院的聘任,她們早已歸心似箭。深秋時節,兩人受美以美會婦女國外宣道會所差派,作為醫療宣教士,返回中國服務同胞。在回國的遠洋輪船上,兩人心潮起伏:去國多年,國事多變,中國剛剛經歷了甲午戰爭的慘敗,不知朝廷和民眾對於留洋回國學生的態度如何,是否以為「非我族類」?

沒有想到,九江的親友們竟然燃放了4萬串鞭炮,熱烈歡迎這兩名遠遊的女子學成歸國。兩人回家的第一天,就被請去處理一宗危急的難產症狀,她們保住了母子二人的性命,這成為她們在地醫療事業的良好開端。

石美玉和康愛德在芝加哥結識的但福德醫生願意捐資在九江興建一座醫院,以紀念剛去世的夫人。正當醫院落成之日,突然爆發席捲大半個中國的義和團之亂。石美玉的父親石宅嵎慘遭拳匪殺害,石美玉本人不得不暫時離開中國,前往日本避難。1901年,亂定之後,她返回九江。經過重新整頓恢復,但福德醫院正式開業,石美玉出任首任院長。²她的母親應邀在醫院做「院牧」,向病人及其家屬講解基督教信仰和聖經真理。³

維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啓超知道康愛德和石美玉的事跡之後,在《時務報》撰文加以介紹。梁啓超寫道,石、康兩位女子在密歇根大學「翹然異眾」,「所領執據,又為頭等」,她們的表現讓西洋人「睹此異稟,則皆肅然而起,違位而鞠躬以為禮」。她們回國服務的理想更值得讚揚:「女士無他志念,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思提挈而轉圜之。」

1927年,石美玉從事醫療工作已長達30年,她的人生迎來一次轉型⸺她將「人生下半場」轉向佈道工作。她的上半生致力於救治人的身體,下半生則致力於救治人的靈魂。作家魯迅在日本求學期間也曾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字喚醒那些圍觀日軍在東北處死同胞的中國人麻木的靈魂。然而,魯迅並未找到真理的源頭,他一生所做的,是消極地「跟黑暗搗亂,讓黑暗不能那麽肆無忌憚地黑暗下去」。與之相比,作為基督徒和佈道家的石美玉清楚地知道美善的源頭在哪裡,她要引領更多同胞歸入耶穌基督的懷抱。

對於基督徒和傳教士而言,1927年並不是一個美好的時刻:此前幾年暗潮洶湧的非基督教運動,伴隨著國民黨黨軍北伐的勝利,激化演變成一場新式的義和團運動。國民黨的軍隊和暴民在南京和其他很多地方暴力攻擊跟基督教有關的中外人士。「南京事件」製造出一種恐怖氣氛,迫使在中國的8000名西方宣教士先後撤離,僅有500人冒險留下。在此後22年南京政府統治中國時期,在華的西方宣教士再也沒能恢復到此前的規模。⁴

留下,還是離開?堅持,還是放棄?這是54歲的石美玉需要面對的挑戰。

引入現代醫療,救治孱弱同胞

石美玉,1873年出生在江西九江,父親石宅嵎是美以美會在華中地區最早的牧師之一,母親吳氏是一名傳道婦女並在美以美會所創辦的女子學校擔任校長。由於信仰的緣故,父母親思想開明,不再遵從封建禮教與習俗,反對婦女纏足,石美玉得以免遭纏足之苦,一雙大腳使她遠近聞名。她比張幼儀年長一代,保有天足更不容易,天足意味著獨立和自由。

石美玉自幼從母親那裡接受文化與聖經的啓蒙教育,父親則因受美國醫療宣教士凱蒂·布什奈爾(Kate Bushnell)的影響,希望女兒學醫,將來從事醫療宣教工作。1882年,父親將她送往九江「儒勵女學」接受基礎教育。在校長、女宣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的精心教導下,她眼界打開、學識精進。10年之後,昊格矩推薦石美玉和養女康愛德一同赴密歇根大學攻讀醫學學位。

1901年,石美玉和但福德已然成了九江的「地標「。她經有了「全人醫治」的概念:世俗的醫院一般只關心人身體的疾病,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則更加關心人心靈的疾病。石美玉醫治人的身體,還要醫治人的心靈,她希望醫院的每一名醫護人員也能如此。她開始在醫院開辦附設護士學校。沒有現成的課本怎麽辦?她自己動手翻譯美國護士學校的課本。她除了教導醫護人員專門的醫藥知識之外,還爲她們開辦每個禮拜四的查經班。她親手訓練的護士,術德兼備、愛人如己。在此期間,石美玉顯示出她具備的諸多特質:外科醫生的卓越醫術、宣教士的愛心以及行政主管的傑出才能,三者完美地結合於一身。

此後數年間,石美玉不僅創辦了但福德護士學校,又在上海、青島、濟南等地開辦護士學校,培養出許多優秀護士。她的心願是,使護士在中國從「苦力」成為受人尊敬的職業,並將利他主義和奉獻精神作為護士的職業規范。僅但福德護士學校就培訓出500多名護士,她們都獲得了「中華護士會證書」。其中,聞名遐邇的「中國護士之母」、「中華護士會」中方會長伍哲英就是1912年但福德護士學校的畢業生。「中華護士會」的成立使教會護士學校有了統一的課程和考試制度,1926年,僅在「中華護士會」註冊的護士學校就已達112所。⁵

石美玉如同「中國的史懷哲」,以尊重生命為最高原則。她凴着精湛的醫術和基督博愛精神,很快贏得九江及其週邊地區百姓的信任與愛戴⸺在擁有500萬人口的九江地區,但福德紀念醫院是惟一一所由中國人自己經營的現代化醫院。根據石美玉的工作報告,在僅10個月的時間裏,她和康愛德診治了2300多名患者,外岀巡診高達300多次。有一段時間,石美玉染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貼出告示,禁止任何車馬經過她門前的街道,以免影響她養病。附近的小販知道了,也彼此相戒不高聲叫賣。還有記載說,若石美玉在夜間到城外出診,已經關閉的九江城門會專門為她打開。

在女性備受歧視、不得拋頭露面、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時代裡,人們對這位生活方式西化的單身女子的尊敬卻超過當地的任何人。中國傳統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建構是建立在公私分野的觀念上的,修齊治平歷來是男性的專屬,女子則自幼被教導爲婦之道。這種文化觀念使得女性無法認知自身潛質,也無緣實踐其能力。⁶後世學者感嘆說:「一涉『女子』,見識便陋,確像是一種『儒病』。」⁷然而,石美玉的成就讓那些思想僵化的人豁然開朗:原來,只要給女性足夠的發展空間和機會,她們可以創造出比男性還要優秀的職業生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石美玉堪稱倡導女性權利和女性解放的先鋒。

清末以來,中國現代化的醫療體系不是由政府主導建立的,而是由西方宣教士幫助建立的。從19世紀初以來,基督教會的傳教士醫生爲中國帶來現代醫學及服務,從簡單的街道門診所和下鄉的巡回醫療,發展成完善的鄉村和城市醫院,「在種種發展中有一個決定性的燃燒著激情的目的,那就是堅定地通過醫治病人來展示上帝之愛」。⁸許多教會創辦的醫院在管理、醫療水準等方面,「不愧爲醫院中之模範」。而且,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跟普通醫院相比有一個根本的差異,即不以盈利爲目的、救治那些無力支付醫療費用的社會底層的病人,因此它們在經濟上難以自負盈虧。石美玉多次到美國訪問,爲醫院、護士學校和孤兒院等機構籌款。她以真摯的態度以及出色的演講能力,成功地籌到所需之款項。石美玉還積極參與全國性的醫學組織的建立:1915年,她與伍連德、顏福慶等籌組中華醫學會,並出任副會長,這足以顯示她在全國醫學界享有的崇高地位。

石美玉的事業,引起湖廣總督、清末著名的改革派大臣張之洞的關注。張之洞是最熱心興學的朝廷大員,先後設立兩湖書院、自強學堂、儲才學堂、農務和工藝學堂、南洋公學等學術和教育機構,並鼓勵年輕人出洋留學,甚至說「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十年,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張之洞和袁世凱也是促成清廷廢除科舉考試的重要人物,通過教育改革引入更多的新式觀念,很多觀念甚至超越了張之洞自己在《勸學篇》中提出的「中體西用」論。⁹當張之洞發現其轄區內居然有石美玉這樣的奇女子,便視之為振興民族、強盛中國之典范,派遣代表去會見石美玉的恩師昊格矩,想通過昊格矩邀請石美玉去他在上海創辦的醫學院任教。

不過,上帝爲石美玉安排的時間還沒有到,她婉拒了張之洞的邀請。石美玉去上海是多年以後的1920年代,那時張之洞早已去世了。

石美玉的事業,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國推動的現代醫療和女性解放兩大革新運動的交集。石美玉在九江等地創辦醫院和護士學校,並非孤立的個案。同一時期,中國的很多城市成立了女子醫院、護士學校、女子工業走讀學校、女子盲人學校等各類以女子爲主體的醫療、教育機構。一位美國宣教士觀察到,很多女子學校都是由外國女性主持,中國人承擔了大部分費用,中國的女性尋求新知識如饑似渴,「這充分證明新的中國已經開始了自己的旅程,他們最先做的就是保證女性能夠獲得教育和平等的機會」。¹⁰

洛克菲勒基金會選中的中國精英:從石美玉到陳志潛

石美玉的工作引起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注意。1916年,石美玉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獎學金,到馬里蘭州霍普金斯大學進修研究生課程。與她差不多同時獲得獎學金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的,還有她的妹妹石志成和她的助手吳麗蓮。

在美期間,石美玉除了刻苦汲取美國最新的醫學成果之外,還受邀四處演講,向美國教會和社會各界分享異象以及中國教會的需要。她結合她自己的經歷,鼓勵中國留學生回國服務。由此,她成為當時女傳教士和醫學專家中的明星人物。

石美玉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結緣,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世紀上半葉來華推動醫療教育的龐大事業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如果說洛克菲勒的事業象徵著財富、進取、大資本的社會影響,那麽成立於世紀之初的洛克菲勒基金會則是在美國獨特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中孕育的私人慈善事業之代表。1905年,作為洛克菲勒慈善事業總策劃人的弗里德里克·蓋茨給洛克菲勒寫了一封信,信中希望將基金會將重心轉向遠東、轉向中國:「在世界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海島,都真的開放了。這爲我們英語國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業提供了自由的土壤。」此後,經過十年的調查,洛克菲勒基金會終於一鳴驚人,模仿美國頂級醫學院霍普金斯大學而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王冠上的閃光寶石」閃亮登場。¹¹

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初的策略是建立第一流的醫學院、培養高水平的醫生。醫學院當然要建立在大城市,而醫學院的畢業生大多數都留在城市服務。這跟石美玉的策略有所不同:石美玉向完全接觸不到西醫的農村選派「福音護士」,爲農村提供基礎的、有時卻能拯救生命的小手術,施捨藥品、接種疫苗、處理難產。¹²

當時,由中國知識分子發起和推動的西化運動,起到了動員與整合中西力量,通過提倡科學與進步來發展中國現代知識界和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作用。洛克菲勒基金會決心在改變中國的大趨勢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北京協和醫院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軔的那年動工,可以算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巧合」。此前數十年間,由於教會和中國人自己的西學教育的結果,已經使得中國形成了一個享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石美玉就是其中之一),這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通過發展現代醫學來改變中國的社會前提。¹³

1920年代後期,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支持一個名為「中國項目」的鄉村建設計劃,將主要資源投入農村經濟、公共衛生、初級教育和地方行政的綜合改造與發展。¹⁴一個私人基金會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居然扮演了半個政府的角色,這是史無前例的。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轉向,很難說沒有受到像石美玉這樣一群受過西方精英教育卻願意爲中國鄉村現代化獻身的知識分子的影響。比石美玉晚一代的、協和醫學院畢業生陳志潛,就是其中的一名傑出人士。陳志潛於1903年生於四川華陽,是「中國遙遠地區一個社會底層舊式學者家庭的孩子」。1921年,17歲的陳志潛以名列榜首的成績進入協和醫學院,開始其8年漫長的學習生涯。1928年,北伐軍進入北京城之時,他即將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他的遠大志向建立在這樣幾個堅定的信念之上,「一個國家的強大有賴於她的百姓;從西方傳來的科學醫學的優點在大多數方面超過我們的傳統醫學;只有當一般大眾而不只是少數享受特權的人能夠受益於現代醫學時,國家醫療制度才能產生重要影響」。從協和畢業後,陳志潛到陶行知創辦的曉莊鄉村師範學校執教,並建立了全國第一個農村衛生機構:曉莊鄉村衛生實驗區。後來,他又赴哈佛深造,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¹⁵

1931年,陳志潛來到河北定縣,加入鄉村建設運動,組建由村而縣的保健體系。經過四年的努力,他在定縣建立起三級衛生網,基本解決了大多數農民無醫無藥的困難。傳教士的女兒、深切關懷中國農民命運的作家賽珍珠稱讚說:「這是一個宏偉而永恆的事業,這個事業的無比正確和晏陽初、陳志潛制定的實用的計划的確令人信服,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像一個已經成熟的思想觀念那樣有力量,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的時刻已經來臨,我們必須以更大的熱情和決心向前邁進。」

然而,外部的政治環境並不容許石美玉、陳志潛這樣的知識精英用從容而溫和的方式改變中國的鄉村⸺毛澤東血雨腥風的「土地革命」的騙局,在競爭中取得了勝利。中共建立新政權之後,旅居美國的石美玉再也沒有回到過她深愛的祖國;留下來的陳志潛則理所當然地被打成右派,多年以來處於「百無一用是書生」的狀態。毛澤東享有李志綏這樣受過西式教育的優秀醫生的貼身醫療服務,但中國農民只能接觸到所謂的「赤腳醫生」。直到今天,在中國的許多農村,農民們仍然處於缺醫少藥的悲慘境地。

與蔡蘇娟、宋尚節同工的第一代女奮興佈道家

1920年,石美玉與與美國女宣教士胡遵理(Jennie V. Hughs)一起赴上海創辦伯特利教會和伯特利醫院。數年之後,她們以此爲基礎,發展岀許多重要的工作,包括設立中學、小學、神學院、孤兒院、護士學校,她們營造出一個擁有18棟建築的獨特社區。作為一個不從屬任何教派,也不受任何外國宣教會控制的組織,伯特利教會爲石美玉開闢了一片新天地,使她能夠繼續追求中國人自己領導教會的願望。¹⁶石美玉也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她是中華全國基督徒聯禱會和福音廣播電台的發起人,也創建了「中華基督徒婦女節制會」, 提倡中國婦女要認識基督、接受教育、貢獻社會。

1926年,石美玉基本上放下醫生的工作,成為一名全時間的傳道人。她發現,僅僅救治人的身體是不夠的,如果靈魂不得救,身體痊癒的病人仍然是行屍走肉。她更發現,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越來越多西方科學和世俗思潮的傳入,物質主義和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科學主義,或者說唯科學主義成為一種新的偶像崇拜,如R.G.歐文所說,「在某些方面,科學被認為是全知全能的人類救世主而逐漸受到崇拜」。由陳獨秀發動的、一直佔主導地位的一元論的實證唯科學主義潮流,隨着馬列主義日漸吸引人心而凱旋得勝。¹⁷這顯然是石美玉不願看到的結果,她意識到,要對抗這股潮流,僅僅作為一名醫生是不夠的,現在是直接回應上帝的呼召成為一名奮興佈道家的時候了。¹⁸

早在1918年,石美玉就與余日章、陳維屏、誠靜怡、胡素貞、蔡蘇娟等7人,在廬山牯嶺蓮谷夏令營,創建了中華國內佈道會。這是中國本土的第一個佈道組織,持續差遣宣教士外出佈道,腳蹤遍及邊疆各地,影響教會發展甚大。

正是在中華國內佈道會,石美玉與蔡蘇娟相識並相知。蔡蘇娟出生於清朝高官家庭,16歲時在基督教女子學校求學期間接受了基督信仰,隨後成功地帶領全家55人接受了基督信仰。後來,她身患惡疾,不能見光,只能在暗室之中靜養。然而,她於暗室之中所寫的文章卻極具穿透力地帶給當時代年輕知識份子極大的鼓勵。成千上萬的人慕名前來,在病榻前聆聽她的勸勉。她的名言「床榻不是我的監獄,乃是受訓的學校;聖靈是我的導師,訪客是我的功課」、「我從沒有問過一次上帝,為何這樣的事發生在我的身上,只是問你要我如何行」成為很多遭遇病患之人的鼓勵。¹⁹晚年在加州生活的石美玉與在賓州生活的蔡蘇娟,雖然分別住在東西兩岸,卻心心相印、彼此代禱。

石美玉的神學思想受美以美會的影響,美以美會爲約翰·衛斯理所創立(John Wesley),該宗派重視宣教及救恩論,注重過聖潔生活,參與社會關懷。石美玉到中國各地主領佈道會,曾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學講道,佈道信息感動很多學生信主,其中一位是後來也成為女奮興佈道家的汪佩真。汪佩真在見證中寫道:「有一天,石美玉醫生來主領禮拜。她所講的話,句句都打入我的心坎,深覺得非承認救主,就不能除罪。但又怕親長攔阻,恰好那時父親正在宰治台州,母親也同去了,我就受浸進入了教會。」

1930年代,伯特利教會創立了伯特利佈道團,佈道團到全國各地傳教,講員有石美玉、宋尚節、計志文等人,掀起了中國教會復興的高潮。在計志文牧師的記事中,提及「石美玉醫生曾公開宣布不再做醫生,專心作傳道,因為有很多人請她主領奮興大會」。男尊女卑的觀念,不僅存在於中國2000年一以貫之的儒家文化傳統中,也滲透在中國和西方的教會文化中。在教會,女性雖然承擔大量的事工,卻不能擔任重要的職務。偏偏這一段時期,女性在中國教會裡面大放異彩:無論是像胡尊理這樣的西方女宣教士,還是像石美玉這樣的本土女佈道家,紛紛成為教會的中流砥柱。

此時,伯特利佈道團迎來了上帝重用的僕人宋尚節。計志文牧師說:「宋博士充實了佈道團的力量,而佈道團則給宋博士打開了傳道之門。」²⁰在宋尚節的日記中,這樣記述說:「有一次,一個西國朋友很誠懇的警告我說:『上海西門斜橋伯特利教會,是富於情感性的,你萬不可去加入他們的教會。』然而他聽了這勸告後,反而引起他興趣,前往伯特利教會拜訪,因而被邀請在教會中負責一次講道。」由此宋正式加入佈道團的事奉,幾乎走遍全國各省上百座城市,帶領超過十萬人歸向基督。

宋尚節是在1927年奉獻成為傳道人的。他在美國留學10年,獲得化學博士學位,因信仰虔誠,一度被關進精神病院。10月4日,他從西雅圖搭輪船回國。回國之後,父母希望他早日結婚。他與未婚妻錦華見面,預先告知:「你跟從我,必須要有絕對的犧牲精神。」錦華亦告知,她深知這門婚事是出於主的帶領。12月18日,兩人舉行了簡樸的西式婚禮,陳志遠牧師讀創世記17章,也有西方女宣教士獨唱獻詩。²¹³⁴⁵⁶⁷⁸⁹在榮華顯赫的世俗層面,宋尚節的婚禮無法與兩個多星期前蔣介石的婚禮相提並論;但是,宋尚節的婚姻更加單純而美好。宋尚節夫婦和蔣介石夫婦都是基督徒,在上帝眼中,哪一對夫婦才是寶貴的兒女呢?上帝更愛的是那愚拙而卑微的人。

與石美玉一樣,宋尚節並不太關心中國的現實政治,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基要派基督徒的一個傳統。²²但是,讓人「因真理,得自由」的、純正的基督信仰,註定會與獨裁政治發生激烈衝突。宋尚節在講道中申斥教會中有人向死人遺像跪拜鞠躬,這是明知故犯拜偶像的罪。這話給國民黨地方黨部知道了,認為宋尚節詆毀國父孫中山⸺剛剛在北伐中獲得勝利的國民黨政權,正在著手塑造對「先總理」的一整套偶像崇拜系統,蔣介石以此建構自己的權力合法性⸺其權力不僅來自於軍事力量,更來自於「聖人」孫中山的授予。然而,既然孫文和蔣介石都自稱是基督徒,為什麼對聖經的十誡中 「不可拜偶像」視而不見呢?國民黨地方黨部的官員認為宋尚節是反動分子,下令派兵緝捕。可是,宋尚節在前一晚得到上帝的指示,一大早就離開仙遊返回興化了。²³

石美玉的佈道事業遇到的攔阻遠比醫療事業大。正如美國學者列文森所說,中國人對西方基督教對敵意,在20世紀20年代,常常體現於民族主義的思想之中,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眼中,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是同盟關係。20世紀之前,中國人反對基督教是因為它不是中國的傳統的一部分,它與儒家文化之間存在著衝突;20世紀之後,中國人則用另外一種來自西方的觀念來反對基督教:基督教不是科學。在這個意義上,近代傳教士對中國的西方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這只是世俗上的或次一級的成功,他們那更為重要的宗教事業卻失敗了。而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27年的北伐之後,本來富於潛力的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停滯了,根本原因在於:作為一種社會抗議的象徵符號,基督教可能暫時不具有激進的物質許諾所產生的那種強大的吸引力,而這種激進的物質許諾是由那些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五四運動時期的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發出的。²⁴

暴風眼中的基督徒:從「非基督教運動」到「南京事件」

1927年,石美玉、伯特利教會以及所有中國基督徒、在華西方宣教士、教會及機構,都面臨著自義和團運動以後最嚴畯的挑戰。從1922開始的「非基督教運動」,幾年來若隱若現,至今蔚為大觀,蛻變成震驚中外的「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絕非偶然事件。1922年,上海、北京等全國數十個城市先後成立「非宗教大同盟」,掀起「非基督教運動」,宣稱「有宗教而無人類,有人類而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百千倍於洪水猛獸」。²⁵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以學生爲主體的思想文化運動,實際上卻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幕后策划的政治運動。據當時任北京大學中共黨支部書記的羅章龍回憶,這一運動是由中共北方區領導的,「實際主持與組織者為中共北大支部諸同志」,「我黨在北京發起非宗教運動,是當時中共北方區領導下的革命思想戰線上的偉大鬥爭」。²⁶這場運動的經費來自正在本國國內迫害教會的蘇俄共產黨政權。「政黨的參與是非基督教運動全盤政治化的重要表徵。由於全盤政治化,反教運動才獲得前所未有的社會支持。」²⁷共產黨熱切地吸收及拉攏新興起的學生力量,為了與基督教爭取人心,發動了一次醜化與揭發基督教的「罪惡」的運動。²⁸

此一時刻,反對「非基督教運動」如同對抗「政治正確」般困難。北大教授周作人挺身而出,與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裕藻等聯合發表北大五教授《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特此宣言。」²⁹

在宗教信仰背景薄弱的中國,一般人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將宗教信仰自由這一近代以來的普世人權價值視為可有可無的「附屬品」。但周作人敏銳地意識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類自由的基石。他撰文指出,「這回對於宗教的聲討,即為日后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思想自由的壓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數的力來干涉少數的異己者也即是壓迫」。他在《聖書與中國文學》一文中強調:「現代文學上的人道主義思想,差不多也都從基督教精神出來。」在前一年所寫的《山中雜信》一文中,他甚至主張:「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學的一神教把中國現在的野蠻殘忍的多神⸺其實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發達才有點希望。」然而,周作人的真知灼見並不為當時被政黨煽動的、以反基督教來反帝國主義的青年們所理解。³⁰

北洋政府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般不加干涉,比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遵紀守法。1926年2月28日,段祺瑞執政府在辭職前夕,還特別發佈一道公文,命令禁止反對宗教:「中國釋、道、回各教,沿習已數千年,翊輔治化,拊輯邊徼,罔不由茲。天主、基督二教,歷訂條約,於傳習保護嚴切申明。共和成立,尤重信教自由。近聞各處頗有宣傳反對宗教之印刷品,及結社集會等事,若不急爲禁遏,內則違戾國俗,外則搖動邦交,關礙殊巨。著責成各省軍民長官,力爲制止,以杜淆惑,而弭亂源。」³¹然而,公文的起草者茫然不知南方煽動的反帝思潮已然席捲全國,在公文中提及「條約」及「邦交」之字眼,反倒讓那些「愛國者」們抓住把柄,在辯論中處於下風。

黨軍北伐,非基督教運動與黨軍的反帝意識形態高度契合,遂得以改頭換面、沉渣泛起。這一次,有了黨、政、軍的力量主導,自然是所向披靡、凱歌高奏,而且不再停留在紙上辯論的層面,直接使用暴力手段攻擊有關人士和物產。教會人士汪朝翔指出:「反教人士,黨軍中也大有其人,所以國民政府勢力所到的地方,非教聲浪,亦甚囂塵上。」³²教會人士王冶心也指出:「青天白日所到之處,基督教遭遇著一種從所未有的影響。」³³

在南京事件發生之前,黨軍所佔領的南方各省,教會機構首當其衝地成為劫掠對象。在湖南,「一切教堂、學校、醫院、住宅,不問大小粗精,無不皆被軍隊、黨會及其他所謂的革命團體所蹂躪」;在浙江,「其不善者竟無理佔據,且將主人驅逐,或更加以侮辱」;在福建,「教堂駐軍,司空見慣」;在安徽,「大軍雲集之時,會所學校,均爲軍隊佔駐,各項事工,均無形停頓」;在江西,「各地教堂大多在戰火中損毀,其餘則爲軍隊及黨部佔駐」。³⁴

有了前面的鋪墊,1927年3月24日淩晨,黨軍進入南京時,發生「縮小版的義和團運動」即「南京事件」或「寧案」就不足為奇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第7次大會上對於中國問題作出了訓令,要求發起攻擊外國人的武力戰鬥,「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搶掠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最先入城的是國民革命軍第二、第六兩軍,軍紀最差的是第六軍第十九師。幕后操縱者爲身為共產黨員的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軍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而最高指揮官程潛事先亦知情,武漢方面以封官許願贏得他的支持。³⁵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身穿南軍服裝、說話爲湖南口音的官兵專門挑選外國使館、商行、教會及住宅,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遇難者中最知名的一位是金陵女子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博士(John William)。文懷恩於28歲結婚後,夫婦受長老會支持差派前往中國,於1899年抵達中國。他是金陵大學的創辦者,但他存心讓賢,又因時常奔波於中美之間,無暇顧及學校行政,而甘心屈就副校長職。他在華從事傳福音、興學、救災、建設等多項事工,前後28年,期間往返奔波於中美之間十餘次,對中國宗教教育與學術上作出了偉大貢獻。

文懷恩對國民革命軍持同情態度。24日上午,他與幾位西方傳教士和教師上街觀察動靜,被一群士兵抓住,搜走身上值錢的所有物品。有一名士兵要他交出手錶,文懷恩用華語向劫奪他的人請求說:「給我留下這錶吧!它不值甚麼錢,是母親給我的紀念品啊!」所得到的答覆竟然是一名士兵對準他腦門開了一槍。文懷恩應聲倒地,與世長辭。

文懷恩博士殉難時,蔡蘇娟37歲。由於被她當作父母一樣看待的美國宣教士李曼老牧師夫婦與文懷恩博士的舊誼,她與文懷恩夫婦也保持着親密的關係。文懷恩的殉難讓蔡蘇娟悲痛欲絕。多年以後,她在自傳中記載了文懷恩殉道的故事。

當時,數百名西方人士倉惶奔向南京城內的一座小土山,即美孚石油公司所在地的「美孚山」避難,那裡有一隊美國海軍陸戰隊守衛。在避難者當中,有後來因「杰出的作品使人類的同情心越過種族的遙遠距離」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賽珍珠。《申報》報道說:「粵軍即炮擊該山,於是英美軍艦亦發炮回擊。」³⁶最終,這批人被拯救到軍艦上。不堪設想的是,若賽珍珠此刻遭到殺害,人們就無法讀到她此後完成的文學巨著了。

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收藏的傳教士書信中,有死裡逃生的「南京事件」親歷者的描述。傳教士比爾在信中指出,南方政府煽動的革命包含了強烈的排外情感、強烈的反基督教情感以及強烈的鼓勵勞工運動,背後是蘇俄的主義滲透和金錢資助。另一位傳教士理查森躲藏在鍋爐房的稻草堆中才得以逃生,第二天早上發現,「我們的家已被洗劫一空,甚至建築物也被部分拆毀」。³⁷研究者根據這些史料得出結論:南軍士兵負主要責任,而南軍士兵之所以有選擇性地針對外國人搶劫而難以制止,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官員此前過度宣揚反帝意識形態,將西方人包括傳教士妖魔化。北伐是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但其內涵絕不限於軍事,它同時也是一場政治、思想、文化及教育的徵討,一切與國民革命宗旨背離的有形的、無形的、內部的、外部的敵人均在打擊之列。因此,「南京事件」的發生絕非偶然。³⁸

蔣介石畢竟不會像慈禧太后那麽愚蠢,要向萬國宣戰。等局勢稍稍穩定,他就出手控制瘋狂的排外運動,與西方各國談判賠償問題。清黨之前,他將罪責推給潰敗的北洋軍隊,但當事人的證詞確鑿地表明,肇事軍人操湘、贛、粵之口音,必定是南方軍隊;清黨之後,他又將罪責推給共產黨——共產黨南京的黨部確實在背後煽風點火,但控制軍隊的是國民黨將軍程潛,國民黨方面要負更大責任。

「南京事件」雖然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了,但南京政府與知識分子、教會及西方的關係留下一道難以癒合的裂痕。尤其是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急轉直下。自1899年至1927年3月,日本若槻內閣的外務大臣是幣原喜重郎,一向對中國的內爭採取觀望與不干預政策。而素來同情中國也是孫文好友的犬養毅,亦為此時內閣閣員之一。在這段時期,中日之間並無不愉快事件發生。

「南京事件」之後的4月初,日本政壇發生逆轉。由於日本駐南京領事館受到嚴重攻擊,使得日本國內輿論大嘩。³⁹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對若槻內閣及幣原外相發動無情的攻擊,使得若槻內閣倒台。4月20日,田中組成新內閣,自任首相兼外務大臣,開始對華實施強硬政策。同年7月,日本出兵山東,阻撓北伐,造成大量中國軍民傷亡。此後,中日關係進入新的一頁。

在此意義上,「南京事件」是中日兩國關係改變的標識,它也伏下了10年後(1937年12月)日軍在南京實施大屠殺的導火線。⁴⁰ 「南京事件」使得日本政府和軍方有了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藉口 ⸺雖然此後蔣介石發動清黨之役,但日本無法相信蔣能確保中國不變成「亞洲的蘇俄」,而一旦中國成為第二個蘇俄,日本的生存就岌岌可危。既然中國不願遵守國際公法,日本也就更加肆無忌憚地踐踏相關準則。

1927年,身在上海的石美玉沒有遭受生死考驗。第二年,南京政府宣佈「收回教育權」,要求教會學校向政府註冊,負責人必須是中國人,宗教課程只能是選修課而不能是必修課。前兩條沒有問題,但一向溫和的石美玉拒絕接受後一條:她堅持護士學校的學生必修聖經,這是教會學校存在的惟一理由 ⸺即使以政府不予註冊爲代價。也許因為石美玉聲名卓著,儘管她公然抗拒政府的命令,蔣夫人宋美齡還是發表了一份表彰伯特利的正式文件。⁴¹但這並不意味著像石美玉這樣的主持獨立基督教機構和學校的人士,在南京政府治下有更大的活動和發展空間。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時期可以做的事情,現在很難繼續,儘管南京政府的首腦蔣介石和他的妻子常常標榜基督徒的身份,以此贏得西方人的親近感。很多自我標榜爲基督徒的獨裁者往往打壓教會,因為獨裁者害怕一切在其控制之外的民間組織和公民社會,即便那些並不積極介入現實政治的教會。專制政府掠奪教會的教育權,既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動機,更是處於世俗權力的狂妄——國家不僅要統治人的身體,還要統治人的靈魂,通過教育對民眾實現「規訓」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1937年,石美玉再度赴美國籌款。正在此時,日本進攻上海,伯特利教會和醫院等建築被炸毀。無家可歸的石美玉從此旅居美國。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將石美玉創建的醫院和學校統統充公,並對教會展開大規模迫害。石美玉更不能回到山河變色的祖國了。

1954年12月29日,石美玉在加州帕薩迪納去世。她一生未婚,但她先後撫養了數十名孤兒。爲了醫療和傳教的事業,她犧牲了愛情和家庭,但她在與上帝的親密關係中幸福而喜樂。

  1.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頁55。
  2. 李亞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之石美玉》,見「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網站。
  3.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頁56。
  4.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1927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87。
  5. 李傳斌:《非基督教運動時期的教會醫療事業》,見劉天路編:《身體·靈魂·自然:中國基督教與醫療、社會事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119。
  6. 曲寧寧:《性別模塑: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婦女的角色建構》,見劉天路編:《身體·靈魂·自然:中國基督教與醫療、社會事業》,頁223。
  7.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5。
  8. 陶飛亞、姚海鈞:《在華傳教士運動的內部檢討:以教務雜誌的醫療傳教士文章爲例》,見劉天路編:《身體·靈魂·自然:中國基督教與醫療、社會事業》,頁289。
  9.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57。
  10. (美)約翰·斯圖亞特·湯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頁328。
  11. (美)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4。
  12.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頁60。
  13. (美)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頁260-261。
  14. (美)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頁3-4。
  15. (美)馬秋莎:《改變中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百年》,頁344-346。
  16.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中國檔案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1版,頁63。
  17. (美)郭穎頤:《中國現代是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6。
  18. 奮興佈道家:19世紀之歐陸及美國產生「奮興運動」,尤以美國影響深遠,出色領袖有芬尼、慕迪等。被稱作「奮興佈道家」的慕迪等人在各地舉行「奮興佈道會」,宣揚「教會大復興」。有些「奮興會」在舉行佈道會時哭喊喧鬧,他們稱之為「心靈奮興」或「被聖靈充滿」。
  19. 參閱蔡蘇娟:《暗室之後》,(香港:晨星出版社,1987年)。
  20. 劉翼凌:《宋尚節傳》,(香港:福音證主協會,1988年),頁132。
  21. 宋尚節:《靈歷集光:主僕宋尚節日記摘抄》,(香港:恩雨出版部,1995年),頁27-28。
  22. 基要派: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基督教新教內興起的一個運動,主張「聖經絕對無誤」,反對一切自由主義神學。在中國,基要派和現代派神學的爭論在20世紀初就開始了,王明道、宋尚節是基要派的代表。直到今天,基要派仍然佔中國家庭教會的主流。
  23. 劉翼凌:《宋尚節傳》,頁62。
  24. (美)列文森(Leverson):《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06-108。
  25. 北京《晨报》,1922年3月20日。
  26. 羅章龍:《憶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與邵振青》,載《新聞研究資料》第4輯。
  27.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304。
  28. 葉仁昌《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政教關系的分析》,(台北:久久文化,1992年),頁82。
  29. 北京《晨报》,1922年3月31日。
  30.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頁253-254。
  31. 吳廷燮:《段祺瑞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24-125。
  32. 汪兆翔:《基督教對應最近時局當有的態度和措施》,《文社月刊》第2卷第8期,1927年8月。
  33. 王冶心:《青天白日旗下的基督教》,《文社月刊》第2卷第6期,1927年6月。
  34.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327。
  3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16年1~6月份),(台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研究中心:1977年),頁86-388。
  36. 岳謙厚、李衛平:《申報關於1927年南京事件報道之分析》,《安徽史學》2012年第1期。
  37. 黃岭峻:《誰是1927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學月刊》,2011年第9期。
  38.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1版,頁319。
  39. 日本駐南京領事森岡正平在報告中指出:當天上午七點,數十名南軍士兵闖入日本領事館,開槍射殤領事館警察,並用槍托毆打不肯交出保險櫃鑰匙的領事館少校武官根本博。根本博更被人以刺刀刺傷,之後為了逃走而從二樓跳出,身受瀕死的重傷。(此人在二戰中任日軍駐蒙司令,抗戰之後受蔣介石招募到台灣幫助訓練國民黨的潰敗軍隊,並指揮金門戰役。)整個日本領事館從領事室到傭人室、庫房等處都被澈底擄掠,達三小時之久。他們大聲喊 ⸺「打倒日、英帝國主義」、「華俄一家」、「日本人的財產是搶奪中國人的,把它搶回來」。接在後面,有遊民數百人也一湧而至,趁火打劫,甚至連地板、便器、空瓶都被拿走。參閱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16年1-6月份),頁390。
  40. 曲拯民:《創辦金陵大學的文懷恩博士》,見「翼報」網站。
  41.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國醫學界最早留學美國的女醫生》,見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編著:《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頁63-64。

(Photo credit: 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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