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身体，更救人治灵魂的石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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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夏，两名年轻的中国女子石美玉和康爱德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嘉宾们注意到，作为毕业生代表，穿着粉红色旗袍的石美王和穿着蓝色旗袍的康爱德，仪态大方地走上讲台，从校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校长在致辞中激动地称赞说：「无谓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与吾美国之女作比例，愧无地矣！」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一时间，石美玉和康爱德成为新闻人物，当地的报刊杂志均在显著位置报道此事。¹

在芝加哥医院完成实习之后，石美玉和康爱德婉拒医院的聘任，她们早已归心似箭。深秋时节，两人受美以美会妇女国外宣道会所差派，作为医疗宣教士，返回中国服务同胞。在回国的远洋轮船上，两人心潮起伏：去国多年，国事多变，中国刚刚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不知朝廷和民众对于留洋回国学生的态度如何，是否以为「非我族类」？

没有想到，九江的亲友们竟然燃放了4万串鞭炮，热烈欢迎这两名远游的女子学成归国。两人回家的第一天，就被请去处理一宗危急的难产症状，她们保住了母子二人的性命，这成为她们在地医疗事业的良好开端。

石美玉和康爱德在芝加哥结识的但福德医生愿意捐资在九江兴建一座医院，以纪念刚去世的夫人。正当医院落成之日，突然爆发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之乱。石美玉的父亲石宅嵎惨遭拳匪杀害，石美玉本人不得不暂时离开中国，前往日本避难。1901年，乱定之后，她返回九江。经过重新整顿恢复，但福德医院正式开业，石美玉出任首任院长。²她的母亲应邀在医院做「院牧」，向病人及其家属讲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真理。³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知道康爱德和石美玉的事迹之后，在《时务报》撰文加以介绍。梁启超写道，石、康两位女子在密歇根大学「翘然异众」，「所领执据，又为头等」，她们的表现让西洋人「睹此异禀，则皆肃然而起，违位而鞠躬以为礼」。她们回国服务的理想更值得赞扬：「女士无他志念，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自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思提挈而转圜之。」

1927年，石美玉从事医疗工作已长达30年，她的人生迎来一次转型⸺她将「人生下半场」转向布道工作。她的上半生致力于救治人的身体，下半生则致力于救治人的灵魂。作家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也曾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字唤醒那些围观日军在东北处死同胞的中国人麻木的灵魂。然而，鲁迅并未找到真理的源头，他一生所做的，是消极地「跟黑暗捣乱，让黑暗不能那麽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与之相比，作为基督徒和布道家的石美玉清楚地知道美善的源头在哪里，她要引领更多同胞归入耶稣基督的怀抱。

对于基督徒和传教士而言，1927年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刻：此前几年暗潮汹涌的非基督教运动，伴随着国民党党军北伐的胜利，激化演变成一场新式的义和团运动。国民党的军队和暴民在南京和其他很多地方暴力攻击跟基督教有关的中外人士。「南京事件」制造出一种恐怖气氛，迫使在中国的8000名西方宣教士先后撤离，仅有500人冒险留下。在此后22年南京政府统治中国时期，在华的西方宣教士再也没能恢复到此前的规模。⁴

留下，还是离开？坚持，还是放弃？这是54岁的石美玉需要面对的挑战。

引入现代医疗，救治孱弱同胞

石美玉，1873年出生在江西九江，父亲石宅嵎是美以美会在华中地区最早的牧师之一，母亲吴氏是一名传道妇女并在美以美会所创办的女子学校担任校长。由于信仰的缘故，父母亲思想开明，不再遵从封建礼教与习俗，反对妇女缠足，石美玉得以免遭缠足之苦，一双大脚使她远近闻名。她比张幼仪年长一代，保有天足更不容易，天足意味着独立和自由。

石美玉自幼从母亲那里接受文化与圣经的启蒙教育，父亲则因受美国医疗宣教士凯蒂·布什奈尔（Kate Bushnell）的影响，希望女儿学医，将来从事医疗宣教工作。1882年，父亲将她送往九江「儒励女学」接受基础教育。在校长、女宣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的精心教导下，她眼界打开、学识精进。10年之后，昊格矩推荐石美玉和养女康爱德一同赴密歇根大学攻读医学学位。

1901年，石美玉和但福德已然成了九江的「地标「。她经有了「全人医治」的概念：世俗的医院一般只关心人身体的疾病，有基督教背景的医院则更加关心人心灵的疾病。石美玉医治人的身体，还要医治人的心灵，她希望医院的每一名医护人员也能如此。她开始在医院开办附设护士学校。没有现成的课本怎么办？她自己动手翻译美国护士学校的课本。她除了教导医护人员专门的医药知识之外，还为她们开办每个礼拜四的查经班。她亲手训练的护士，术德兼备、爱人如己。在此期间，石美玉显示出她具备的诸多特质：外科医生的卓越医术、宣教士的爱心以及行政主管的杰出才能，三者完美地结合于一身。

此后数年间，石美玉不仅创办了但福德护士学校，又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办护士学校，培养出许多优秀护士。她的心愿是，使护士在中国从「苦力」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并将利他主义和奉献精神作为护士的职业规范。仅但福德护士学校就培训出500多名护士，她们都获得了「中华护士会证书」。其中，闻名遐迩的「中国护士之母」、「中华护士会」中方会长伍哲英就是1912年但福德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中华护士会」的成立使教会护士学校有了统一的课程和考试制度，1926年，仅在「中华护士会」注册的护士学校就已达112所。⁵

石美玉如同「中国的史怀哲」，以尊重生命为最高原则。她凴着精湛的医术和基督博爱精神，很快赢得九江及其周边地区百姓的信任与爱戴⸺在拥有500万人口的九江地区，但福德纪念医院是惟一一所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现代化医院。根据石美玉的工作报告，在仅10个月的时间里，她和康爱德诊治了2300多名患者，外岀巡诊高达300多次。有一段时间，石美玉染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贴出告示，禁止任何车马经过她门前的街道，以免影响她养病。附近的小贩知道了，也彼此相戒不高声叫卖。还有记载说，若石美玉在夜间到城外出诊，已经关闭的九江城门会专门为她打开。

在女性备受歧视、不得抛头露面、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时代里，人们对这位生活方式西化的单身女子的尊敬却超过当地的任何人。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是建立在公私分野的观念上的，修齐治平历来是男性的专属，女子则自幼被教导为妇之道。这种文化观念使得女性无法认知自身潜质，也无缘实践其能力。⁶后世学者感叹说：「一涉『女子』，见识便陋，确像是一种『儒病』。」⁷然而，石美玉的成就让那些思想僵化的人豁然开朗：原来，只要给女性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她们可以创造出比男性还要优秀的职业生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石美玉堪称倡导女性权利和女性解放的先锋。

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医疗体系不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而是由西方宣教士帮助建立的。从19世纪初以来，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医生为中国带来现代医学及服务，从简单的街道门诊所和下乡的巡回医疗，发展成完善的乡村和城市医院，「在种种发展中有一个决定性的燃烧着激情的目的，那就是坚定地通过医治病人来展示上帝之爱」。⁸许多教会创办的医院在管理、医疗水准等方面，「不愧为医院中之模范」。而且，有基督教背景的医院跟普通医院相比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即不以盈利为目的、救治那些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社会底层的病人，因此它们在经济上难以自负盈亏。石美玉多次到美国访问，为医院、护士学校和孤儿院等机构筹款。她以真挚的态度以及出色的演讲能力，成功地筹到所需之款项。石美玉还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医学组织的建立：1915年，她与伍连德、颜福庆等筹组中华医学会，并出任副会长，这足以显示她在全国医学界享有的崇高地位。

石美玉的事业，引起湖广总督、清末著名的改革派大臣张之洞的关注。张之洞是最热心兴学的朝廷大员，先后设立两湖书院、自强学堂、储才学堂、农务和工艺学堂、南洋公学等学术和教育机构，并鼓励年轻人出洋留学，甚至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张之洞和袁世凯也是促成清廷废除科举考试的重要人物，通过教育改革引入更多的新式观念，很多观念甚至超越了张之洞自己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体西用」论。⁹当张之洞发现其辖区内居然有石美玉这样的奇女子，便视之为振兴民族、强盛中国之典范，派遣代表去会见石美玉的恩师昊格矩，想通过昊格矩邀请石美玉去他在上海创办的医学院任教。

不过，上帝为石美玉安排的时间还没有到，她婉拒了张之洞的邀请。石美玉去上海是多年以后的1920年代，那时张之洞早已去世了。

石美玉的事业，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推动的现代医疗和女性解放两大革新运动的交集。石美玉在九江等地创办医院和护士学校，并非孤立的个案。同一时期，中国的很多城市成立了女子医院、护士学校、女子工业走读学校、女子盲人学校等各类以女子为主体的医疗、教育机构。一位美国宣教士观察到，很多女子学校都是由外国女性主持，中国人承担了大部分费用，中国的女性寻求新知识如饥似渴，「这充分证明新的中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旅程，他们最先做的就是保证女性能够获得教育和平等的机会」。¹⁰

洛克菲勒基金会选中的中国精英：从石美玉到陈志潜

石美玉的工作引起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注意。1916年，石美玉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马里兰州霍普金斯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与她差不多同时获得奖学金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的，还有她的妹妹石志成和她的助手吴丽莲。

在美期间，石美玉除了刻苦汲取美国最新的医学成果之外，还受邀四处演讲，向美国教会和社会各界分享异象以及中国教会的需要。她结合她自己的经历，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由此，她成为当时女传教士和医学专家中的明星人物。

石美玉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结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上半叶来华推动医疗教育的庞大事业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如果说洛克菲勒的事业象征著财富、进取、大资本的社会影响，那麽成立于世纪之初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则是在美国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孕育的私人慈善事业之代表。1905年，作为洛克菲勒慈善事业总策划人的弗里德里克·盖茨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将基金会将重心转向远东、转向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海岛，都真的开放了。这为我们英语国家人民的光明和慈善事业提供了自由的土壤。」此后，经过十年的调查，洛克菲勒基金会终于一鸣惊人，模仿美国顶级医学院霍普金斯大学而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的闪光宝石」闪亮登场。¹¹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的策略是建立第一流的医学院、培养高水平的医生。医学院当然要建立在大城市，而医学院的毕业生大多数都留在城市服务。这跟石美玉的策略有所不同：石美玉向完全接触不到西医的农村选派「福音护士」，为农村提供基础的、有时却能拯救生命的小手术，施舍药品、接种疫苗、处理难产。¹²

当时，由中国知识分子发起和推动的西化运动，起到了动员与整合中西力量，通过提倡科学与进步来发展中国现代知识界和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心在改变中国的大趋势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北京协和医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的那年动工，可以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巧合」。此前数十年间，由于教会和中国人自己的西学教育的结果，已经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享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石美玉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发展现代医学来改变中国的社会前提。¹³

192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支持一个名为「中国项目」的乡村建设计划，将主要资源投入农村经济、公共卫生、初级教育和地方行政的综合改造与发展。¹⁴一个私人基金会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居然扮演了半个政府的角色，这是史无前例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转向，很难说没有受到像石美玉这样一群受过西方精英教育却愿意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献身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比石美玉晚一代的、协和医学院毕业生陈志潜，就是其中的一名杰出人士。陈志潜于1903年生于四川华阳，是「中国遥远地区一个社会底层旧式学者家庭的孩子」。1921年，17岁的陈志潜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进入协和医学院，开始其8年漫长的学习生涯。1928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城之时，他即将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他的远大志向建立在这样几个坚定的信念之上，「一个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她的百姓；从西方传来的科学医学的优点在大多数方面超过我们的传统医学；只有当一般大众而不只是少数享受特权的人能够受益于现代医学时，国家医疗制度才能产生重要影响」。从协和毕业后，陈志潜到陶行知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执教，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机构：晓庄乡村卫生实验区。后来，他又赴哈佛深造，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¹⁵

1931年，陈志潜来到河北定县，加入乡村建设运动，组建由村而县的保健体系。经过四年的努力，他在定县建立起三级卫生网，基本解决了大多数农民无医无药的困难。传教士的女儿、深切关怀中国农民命运的作家赛珍珠称赞说：「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陈志潜制定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然而，外部的政治环境并不容许石美玉、陈志潜这样的知识精英用从容而温和的方式改变中国的乡村⸺毛泽东血雨腥风的「土地革命」的骗局，在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中共建立新政权之后，旅居美国的石美玉再也没有回到过她深爱的祖国；留下来的陈志潜则理所当然地被打成右派，多年以来处于「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状态。毛泽东享有李志绥这样受过西式教育的优秀医生的贴身医疗服务，但中国农民只能接触到所谓的「赤脚医生」。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农民们仍然处于缺医少药的悲惨境地。

与蔡苏娟、宋尚节同工的第一代女奋兴布道家

1920年，石美玉与与美国女宣教士胡遵理（Jennie V. Hughs）一起赴上海创办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医院。数年之后，她们以此为基础，发展岀许多重要的工作，包括设立中学、小学、神学院、孤儿院、护士学校，她们营造出一个拥有18栋建筑的独特社区。作为一个不从属任何教派，也不受任何外国宣教会控制的组织，伯特利教会为石美玉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使她能够继续追求中国人自己领导教会的愿望。¹⁶石美玉也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她是中华全国基督徒联祷会和福音广播电台的发起人，也创建了「中华基督徒妇女节制会」， 提倡中国妇女要认识基督、接受教育、贡献社会。

1926年，石美玉基本上放下医生的工作，成为一名全时间的传道人。她发现，仅仅救治人的身体是不够的，如果灵魂不得救，身体痊愈的病人仍然是行尸走肉。她更发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越来越多西方科学和世俗思潮的传入，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主义，或者说唯科学主义成为一种新的偶像崇拜，如R.G.欧文所说，「在某些方面，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由陈独秀发动的、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一元论的实证唯科学主义潮流，随着马列主义日渐吸引人心而凯旋得胜。¹⁷这显然是石美玉不愿看到的结果，她意识到，要对抗这股潮流，仅仅作为一名医生是不够的，现在是直接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一名奋兴布道家的时候了。¹⁸

早在1918年，石美玉就与余日章、陈维屏、诚静怡、胡素贞、蔡苏娟等7人，在庐山牯岭莲谷夏令营，创建了中华国内布道会。这是中国本土的第一个布道组织，持续差遣宣教士外出布道，脚踪遍及边疆各地，影响教会发展甚大。

正是在中华国内布道会，石美玉与蔡苏娟相识并相知。蔡苏娟出生于清朝高官家庭，16岁时在基督教女子学校求学期间接受了基督信仰，随后成功地带领全家55人接受了基督信仰。后来，她身患恶疾，不能见光，只能在暗室之中静养。然而，她于暗室之中所写的文章却极具穿透力地带给当时代年轻知识份子极大的鼓励。成千上万的人慕名前来，在病榻前聆听她的劝勉。她的名言「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我从没有问过一次上帝，为何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只是问你要我如何行」成为很多遭遇病患之人的鼓励。¹⁹晚年在加州生活的石美玉与在宾州生活的蔡苏娟，虽然分别住在东西两岸，却心心相印、彼此代祷。

石美玉的神学思想受美以美会的影响，美以美会为约翰·卫斯理所创立（John Wesley），该宗派重视宣教及救恩论，注重过圣洁生活，参与社会关怀。石美玉到中国各地主领布道会，曾在杭州弘道女子中学讲道，布道信息感动很多学生信主，其中一位是后来也成为女奋兴布道家的汪佩真。汪佩真在见证中写道：「有一天，石美玉医生来主领礼拜。她所讲的话，句句都打入我的心坎，深觉得非承认救主，就不能除罪。但又怕亲长拦阻，恰好那时父亲正在宰治台州，母亲也同去了，我就受浸进入了教会。」

1930年代，伯特利教会创立了伯特利布道团，布道团到全国各地传教，讲员有石美玉、宋尚节、计志文等人，掀起了中国教会复兴的高潮。在计志文牧师的记事中，提及「石美玉医生曾公开宣布不再做医生，专心作传道，因为有很多人请她主领奋兴大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不仅存在于中国2000年一以贯之的儒家文化传统中，也渗透在中国和西方的教会文化中。在教会，女性虽然承担大量的事工，却不能担任重要的职务。偏偏这一段时期，女性在中国教会里面大放异彩：无论是像胡尊理这样的西方女宣教士，还是像石美玉这样的本土女布道家，纷纷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

此时，伯特利布道团迎来了上帝重用的仆人宋尚节。计志文牧师说：「宋博士充实了布道团的力量，而布道团则给宋博士打开了传道之门。」²⁰在宋尚节的日记中，这样记述说：「有一次，一个西国朋友很诚恳的警告我说：『上海西门斜桥伯特利教会，是富于情感性的，你万不可去加入他们的教会。』然而他听了这劝告后，反而引起他兴趣，前往伯特利教会拜访，因而被邀请在教会中负责一次讲道。」由此宋正式加入布道团的事奉，几乎走遍全国各省上百座城市，带领超过十万人归向基督。

宋尚节是在1927年奉献成为传道人的。他在美国留学10年，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因信仰虔诚，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10月4日，他从西雅图搭轮船回国。回国之后，父母希望他早日结婚。他与未婚妻锦华见面，预先告知：「你跟从我，必须要有绝对的牺牲精神。」锦华亦告知，她深知这门婚事是出于主的带领。12月18日，两人举行了简朴的西式婚礼，陈志远牧师读创世记17章，也有西方女宣教士独唱献诗。²¹³⁴⁵⁶⁷⁸⁹在荣华显赫的世俗层面，宋尚节的婚礼无法与两个多星期前蒋介石的婚礼相提并论；但是，宋尚节的婚姻更加单纯而美好。宋尚节夫妇和蒋介石夫妇都是基督徒，在上帝眼中，哪一对夫妇才是宝贵的儿女呢？上帝更爱的是那愚拙而卑微的人。

与石美玉一样，宋尚节并不太关心中国的现实政治，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基要派基督徒的一个传统。²²但是，让人「因真理，得自由」的、纯正的基督信仰，注定会与独裁政治发生激烈冲突。宋尚节在讲道中申斥教会中有人向死人遗像跪拜鞠躬，这是明知故犯拜偶像的罪。这话给国民党地方党部知道了，认为宋尚节诋毁国父孙中山⸺刚刚在北伐中获得胜利的国民党政权，正在着手塑造对「先总理」的一整套偶像崇拜系统，蒋介石以此建构自己的权力合法性⸺其权力不仅来自于军事力量，更来自于「圣人」孙中山的授予。然而，既然孙文和蒋介石都自称是基督徒，为什么对圣经的十诫中 「不可拜偶像」视而不见呢？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官员认为宋尚节是反动分子，下令派兵缉捕。可是，宋尚节在前一晚得到上帝的指示，一大早就离开仙游返回兴化了。²³

石美玉的布道事业遇到的拦阻远比医疗事业大。正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说，中国人对西方基督教对敌意，在20世纪20年代，常常体现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之中，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是同盟关系。20世纪之前，中国人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它不是中国的传统的一部分，它与儒家文化之间存在着冲突；20世纪之后，中国人则用另外一种来自西方的观念来反对基督教：基督教不是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传教士对中国的西方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这只是世俗上的或次一级的成功，他们那更为重要的宗教事业却失败了。而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7年的北伐之后，本来富于潜力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停滞了，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一种社会抗议的象征符号，基督教可能暂时不具有激进的物质许诺所产生的那种强大的吸引力，而这种激进的物质许诺是由那些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²⁴

暴风眼中的基督徒：从「非基督教运动」到「南京事件」

1927年，石美玉、伯特利教会以及所有中国基督徒、在华西方宣教士、教会及机构，都面临着自义和团运动以后最严畯的挑战。从1922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几年来若隐若现，至今蔚为大观，蜕变成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绝非偶然事件。1922年，上海、北京等全国数十个城市先后成立「非宗教大同盟」，掀起「非基督教运动」，宣称「有宗教而无人类，有人类而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²⁵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文化运动，实际上却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幕后策划的政治运动。据当时任北京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的罗章龙回忆，这一运动是由中共北方区领导的，「实际主持与组织者为中共北大支部诸同志」，「我党在北京发起非宗教运动，是当时中共北方区领导下的革命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斗争」。²⁶这场运动的经费来自正在本国国内迫害教会的苏俄共产党政权。「政党的参与是非基督教运动全盘政治化的重要表征。由于全盘政治化，反教运动才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支持。」²⁷共产党热切地吸收及拉拢新兴起的学生力量，为了与基督教争取人心，发动了一次丑化与揭发基督教的「罪恶」的运动。²⁸

此一时刻，反对「非基督教运动」如同对抗「政治正确」般困难。北大教授周作人挺身而出，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联合发表北大五教授《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²⁹

在宗教信仰背景薄弱的中国，一般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将宗教信仰自由这一近代以来的普世人权价值视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但周作人敏锐地意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自由的基石。他撰文指出，「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强调：「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在前一年所写的《山中杂信》一文中，他甚至主张：「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然而，周作人的真知灼见并不为当时被政党煽动的、以反基督教来反帝国主义的青年们所理解。³⁰

北洋政府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般不加干涉，比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遵纪守法。1926年2月28日，段祺瑞执政府在辞职前夕，还特别发布一道公文，命令禁止反对宗教：「中国释、道、回各教，沿习已数千年，翊辅治化，拊辑边徼，罔不由兹。天主、基督二教，历订条约，于传习保护严切申明。共和成立，尤重信教自由。近闻各处颇有宣传反对宗教之印刷品，及结社集会等事，若不急为禁遏，内则违戾国俗，外则摇动邦交，关碍殊巨。著责成各省军民长官，力为制止，以杜淆惑，而弭乱源。」³¹然而，公文的起草者茫然不知南方煽动的反帝思潮已然席卷全国，在公文中提及「条约」及「邦交」之字眼，反倒让那些「爱国者」们抓住把柄，在辩论中处于下风。

党军北伐，非基督教运动与党军的反帝意识形态高度契合，遂得以改头换面、沉渣泛起。这一次，有了党、政、军的力量主导，自然是所向披靡、凯歌高奏，而且不再停留在纸上辩论的层面，直接使用暴力手段攻击有关人士和物产。教会人士汪朝翔指出：「反教人士，党军中也大有其人，所以国民政府势力所到的地方，非教声浪，亦甚嚣尘上。」³²教会人士王冶心也指出：「青天白日所到之处，基督教遭遇着一种从所未有的影响。」³³

在南京事件发生之前，党军所占领的南方各省，教会机构首当其冲地成为劫掠对象。在湖南，「一切教堂、学校、医院、住宅，不问大小粗精，无不皆被军队、党会及其他所谓的革命团体所蹂躏」；在浙江，「其不善者竟无理占据，且将主人驱逐，或更加以侮辱」；在福建，「教堂驻军，司空见惯」；在安徽，「大军云集之时，会所学校，均为军队占驻，各项事工，均无形停顿」；在江西，「各地教堂大多在战火中损毁，其余则为军队及党部占驻」。³⁴

有了前面的铺垫，1927年3月24日凌晨，党军进入南京时，发生「缩小版的义和团运动」即「南京事件」或「宁案」就不足为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第7次大会上对于中国问题作出了训令，要求发起攻击外国人的武力战斗，「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最先入城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两军，军纪最差的是第六军第十九师。幕后操纵者为身为共产党员的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而最高指挥官程潜事先亦知情，武汉方面以封官许愿赢得他的支持。³⁵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身穿南军服装、说话为湖南口音的官兵专门挑选外国使馆、商行、教会及住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遇难者中最知名的一位是金陵女子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博士（John William）。文怀恩于28岁结婚后，夫妇受长老会支持差派前往中国，于1899年抵达中国。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办者，但他存心让贤，又因时常奔波于中美之间，无暇顾及学校行政，而甘心屈就副校长职。他在华从事传福音、兴学、救灾、建设等多项事工，前后28年，期间往返奔波于中美之间十余次，对中国宗教教育与学术上作出了伟大贡献。

文怀恩对国民革命军持同情态度。24日上午，他与几位西方传教士和教师上街观察动静，被一群士兵抓住，搜走身上值钱的所有物品。有一名士兵要他交出手表，文怀恩用华语向劫夺他的人请求说：「给我留下这表吧！它不值甚么钱，是母亲给我的纪念品啊！」所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一名士兵对准他脑门开了一枪。文怀恩应声倒地，与世长辞。

文怀恩博士殉难时，蔡苏娟37岁。由于被她当作父母一样看待的美国宣教士李曼老牧师夫妇与文怀恩博士的旧谊，她与文怀恩夫妇也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文怀恩的殉难让蔡苏娟悲痛欲绝。多年以后，她在自传中记载了文怀恩殉道的故事。

当时，数百名西方人士仓惶奔向南京城内的一座小土山，即美孚石油公司所在地的「美孚山」避难，那里有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守卫。在避难者当中，有后来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种族的遥远距离」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申报》报道说：「粤军即炮击该山，于是英美军舰亦发炮回击。」³⁶最终，这批人被拯救到军舰上。不堪设想的是，若赛珍珠此刻遭到杀害，人们就无法读到她此后完成的文学巨著了。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传教士书信中，有死里逃生的「南京事件」亲历者的描述。传教士比尔在信中指出，南方政府煽动的革命包含了强烈的排外情感、强烈的反基督教情感以及强烈的鼓励劳工运动，背后是苏俄的主义渗透和金钱资助。另一位传教士理查森躲藏在锅炉房的稻草堆中才得以逃生，第二天早上发现，「我们的家已被洗劫一空，甚至建筑物也被部分拆毁」。³⁷研究者根据这些史料得出结论：南军士兵负主要责任，而南军士兵之所以有选择性地针对外国人抢劫而难以制止，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官员此前过度宣扬反帝意识形态，将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妖魔化。北伐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其内涵绝不限于军事，它同时也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及教育的征讨，一切与国民革命宗旨背离的有形的、无形的、内部的、外部的敌人均在打击之列。因此，「南京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³⁸

蒋介石毕竟不会像慈禧太后那麽愚蠢，要向万国宣战。等局势稍稍稳定，他就出手控制疯狂的排外运动，与西方各国谈判赔偿问题。清党之前，他将罪责推给溃败的北洋军队，但当事人的证词确凿地表明，肇事军人操湘、赣、粤之口音，必定是南方军队；清党之后，他又将罪责推给共产党——共产党南京的党部确实在背后煽风点火，但控制军队的是国民党将军程潜，国民党方面要负更大责任。

「南京事件」虽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但南京政府与知识分子、教会及西方的关系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急转直下。自1899年至1927年3月，日本若槻内阁的外务大臣是币原喜重郎，一向对中国的内争采取观望与不干预政策。而素来同情中国也是孙文好友的犬养毅，亦为此时内阁阁员之一。在这段时期，中日之间并无不愉快事件发生。

「南京事件」之后的4月初，日本政坛发生逆转。由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受到严重攻击，使得日本国内舆论大哗。³⁹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对若槻内阁及币原外相发动无情的攻击，使得若槻内阁倒台。4月20日，田中组成新内阁，自任首相兼外务大臣，开始对华实施强硬政策。同年7月，日本出兵山东，阻挠北伐，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伤亡。此后，中日关系进入新的一页。

在此意义上，「南京事件」是中日两国关系改变的标识，它也伏下了10年后（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导火线。⁴⁰ 「南京事件」使得日本政府和军方有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借口 ⸺虽然此后蒋介石发动清党之役，但日本无法相信蒋能确保中国不变成「亚洲的苏俄」，而一旦中国成为第二个苏俄，日本的生存就岌岌可危。既然中国不愿遵守国际公法，日本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践踏相关准则。

1927年，身在上海的石美玉没有遭受生死考验。第二年，南京政府宣布「收回教育权」，要求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负责人必须是中国人，宗教课程只能是选修课而不能是必修课。前两条没有问题，但一向温和的石美玉拒绝接受后一条：她坚持护士学校的学生必修圣经，这是教会学校存在的惟一理由 ⸺即使以政府不予注册为代价。也许因为石美玉声名卓著，尽管她公然抗拒政府的命令，蒋夫人宋美龄还是发表了一份表彰伯特利的正式文件。⁴¹但这并不意味着像石美玉这样的主持独立基督教机构和学校的人士，在南京政府治下有更大的活动和发展空间。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很难继续，尽管南京政府的首脑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常常标榜基督徒的身份，以此赢得西方人的亲近感。很多自我标榜为基督徒的独裁者往往打压教会，因为独裁者害怕一切在其控制之外的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即便那些并不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教会。专制政府掠夺教会的教育权，既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更是处于世俗权力的狂妄——国家不仅要统治人的身体，还要统治人的灵魂，通过教育对民众实现「规训」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1937年，石美玉再度赴美国筹款。正在此时，日本进攻上海，伯特利教会和医院等建筑被炸毁。无家可归的石美玉从此旅居美国。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将石美玉创建的医院和学校统统充公，并对教会展开大规模迫害。石美玉更不能回到山河变色的祖国了。

1954年12月29日，石美玉在加州帕萨迪纳去世。她一生未婚，但她先后抚养了数十名孤儿。为了医疗和传教的事业，她牺牲了爱情和家庭，但她在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中幸福而喜乐。

1.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见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编著：《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页55。
2. 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之石美玉》，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网站。
3.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见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编著：《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页56。
4.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387。
5. 李传斌：《非基督教运动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见刘天路编：《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119。
6. 曲宁宁：《性别模塑：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的角色建构》，见刘天路编：《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页223。
7. 赵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5。
8. 陶飞亚、姚海钧：《在华传教士运动的内部检讨：以教务杂志的医疗传教士文章为例》，见刘天路编：《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页289。
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357。
10. （美）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页328。
11. （美）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4。
12.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见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编著：《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页60。
13. （美）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页260-261。
14. （美）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页3-4。
15. （美）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页344-346。
16.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见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编著：《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2009年第1版，页63。
17. （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是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6。
18. 奋兴布道家：19世纪之欧陆及美国产生「奋兴运动」，尤以美国影响深远，出色领袖有芬尼、慕迪等。被称作「奋兴布道家」的慕迪等人在各地举行「奋兴布道会」，宣扬「教会大复兴」。有些「奋兴会」在举行布道会时哭喊喧闹，他们称之为「心灵奋兴」或「被圣灵充满」。
19. 参阅蔡苏娟：《暗室之后》，（香港：晨星出版社，1987年）。
20. 刘翼凌：《宋尚节传》，（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88年），页132。
21. 宋尚节：《灵历集光：主仆宋尚节日记摘抄》，（香港：恩雨出版部，1995年），页27-28。
22. 基要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基督教新教内兴起的一个运动，主张「圣经绝对无误」，反对一切自由主义神学。在中国，基要派和现代派神学的争论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王明道、宋尚节是基要派的代表。直到今天，基要派仍然占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
23. 刘翼凌：《宋尚节传》，页62。
24. （美）列文森（Lever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页106-108。
25. 北京《晨报》，1922年3月20日。
26. 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与邵振青》，载《新闻研究资料》第4辑。
27.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304。
28. 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分析》，（台北：久久文化，1992年），页82。
29. 北京《晨报》，1922年3月31日。
30.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页253-254。
31. 吴廷燮：《段祺瑞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24-125。
32. 汪兆翔：《基督教对应最近时局当有的态度和措施》，《文社月刊》第2卷第8期，1927年8月。
33. 王冶心：《青天白日旗下的基督教》，《文社月刊》第2卷第6期，1927年6月。
34.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327。
3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16年1～6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研究中心：1977年），页86-388。
36. 岳谦厚、李卫平：《申报关于1927年南京事件报道之分析》，《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
37. 黄岭峻：《谁是1927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38.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1版，页319。
39. 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在报告中指出：当天上午七点，数十名南军士兵闯入日本领事馆，开枪射殇领事馆警察，并用枪托殴打不肯交出保险柜钥匙的领事馆少校武官根本博。根本博更被人以刺刀刺伤，之后为了逃走而从二楼跳出，身受濒死的重伤。（此人在二战中任日军驻蒙司令，抗战之后受蒋介石招募到台湾帮助训练国民党的溃败军队，并指挥金门战役。）整个日本领事馆从领事室到佣人室、库房等处都被澈底掳掠，达三小时之久。他们大声喊 ⸺「打倒日、英帝国主义」、「华俄一家」、「日本人的财产是抢夺中国人的，把它抢回来」。接在后面，有游民数百人也一涌而至，趁火打劫，甚至连地板、便器、空瓶都被拿走。参阅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16年1-6月份），页390。
40. 曲拯民：《创办金陵大学的文怀恩博士》，见「翼报」网站。
41. （美）施康妮（Connie Shemo）：《石美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见李可柔（Carol Lee Hanrin）等编著：《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页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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