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歲高齡的劉德偉女士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為《一粒珍珠的故事》的自傳。在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滄海與桑田、苦難與幸福之後,這位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杰出女性,仍然保持着一顆對上蒼的感恩之心。她仿佛是一粒晶瑩剔透的珍珠,一顆由千萬滴淚水凝結而成的珍珠,一顆歷盡滄桑依然發光的珍珠。她的一生堪稱多災多難、崎嶇蜿蜒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縮影,而她那如同「壓傷的蘆葦不折斷」的生命亦足以證明中國女性之偉大。
在中華民國宣布成立的那一年,劉德偉出生於一個既傳統又現代的家庭。她的父親在國民政府中做過縣長,後來在軍隊任少將軍法官。他們的家庭清貧而儉朴,父親甚至沒有能力供養女兒念書,劉德偉是靠武漢聖公會貧寒大學生助學金貸款,才完成北平燕京大學英文文學的學業。但是,父親的言傳身教影響了她的一生:有一次,父親替一名被冤屈入獄的犯人洗清冤案,當事人悄悄在父親的褥子下放1000元錢便離開了。由於無法歸還這筆錢,父親便用它買成饅頭,分發給當時遭受長江水災的武漢災民。父親告訴子女們說:「孩子們,你們要記住,來到你們手中的錢,不屬於你們自己,屬於天。這是天的錢,交給你們保管。你們要為天,用在合適的地方。」
這樣的細節讓被妖魔化的民國政治生態恢復了原貌,那個逝去的時代并非如後來描述的那麼暗無天日、荒謬絕倫。在那個時代裡,還有許許多多像劉德偉的父親這樣既恪守傳統道德理念、又具備西方民主思想的,帶有濃濃的知識分子氣質的官員。在動蕩的民國時代,他們竭盡所能為這個國家帶來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他們值得我們紀念。
劉德偉從小接受的便是新式教育,中學時期先後在漢口聖約翰女子中學、聖希理達女子中學就讀。她接觸到了許多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盡心盡力為中國的教育和醫療事業服務的歐美基督徒,她與這些老師朝夕相處,老師的品格與言行讓她深受感染。正是在教會學校濃郁的宗教氛圍裡,劉德偉很早便接觸到了聖經真理。《約翰福音》中的經文「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萬物是藉着他造的」給了她生命、希望和快樂,她在17歲的時候便領受了洗禮,正式成為一名基督徒。教會學校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內容讓劉德偉終生受用無窮。比如,學生被教育得要絕對誠實,也被要求掌握職業技能、從事社會服務。聖誕節的時候,校長要求每一個學生都准備禮物彼此相送,尤其要送給窮人,這是學着「施予」,因為《聖經》上說「施比受更有福」。
當劉德偉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燕京大學之後,她成為校園裡一朵燦爛綻放的花朵。當她騎着自行車在校園裡穿梭之時,眾多男生的眼光都被她吸引住了──著名作家蕭乾也是其中之一,他們之間的友誼保持了一生。劉德偉所學習和生活過的燕京大學,後來成為北大校園中最精華的一部分。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劉德偉多次與校長司徒雷登面對面地談話。司徒雷登告訴她,大學應當教育中國青年懂得欣賞自己的文化,為自己的文化而驕傲。司徒雷登認為,愛國的心與人格的培養應該經過艱苦的鍛煉,而通過教育來維系和提高文化是一個長期的工程。為了體現這種思想,司徒雷登在行政大樓前建筑了兩個具有裝飾性的、體現中國文化的華表,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寶塔式的自來水塔,讓它美麗的倒影映在水中。這些建筑和園林設計,至今仍然讓北大師生引以為自豪。
作為一名早年來華傳教的傳教士之子,司徒雷登本人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他把大半生都無怨無悔地奉獻給了「第二故鄉」的中國。在司徒雷登與劉德偉的這段對話裡,隱含着他對中國深沉而真摯的愛。後來,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在此任上給予陷入抗日苦戰之中的中國人民以極大的同情和幫助。這樣一位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實在不應遭致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這般輕佻無禮的侮辱。作為「司徒雷登的學生」,劉德偉是那一代中國知識青年中的精英分子,她所接受的高等教育水准之高,是1949年之後的大學生望塵莫及的。如果不是歷史的突然轉折、政治的酷烈風暴,他們這代人原本可以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劉德偉漫長一生中,最值得稱道的有兩件事。第一件事情是:1938年夏天,她被選為中國全國基督徒聯合會的代表,出席在美國召開的世界第二屆青年代表大會。作為中國僅有的兩位女性代表之一,她利用這次出訪的機會,在北美數十個城市宣傳抗戰,為硝煙彌漫、血雨腥風中的祖國爭取到了美國民眾關鍵性的同情和支持。劉德偉流暢的英文演講和東方女性雍容內斂的風度,傾倒了無數北美民眾。在30年代末期,劉德偉的這次風塵仆仆的巡回演講,大概是「第一夫人」宋美齡訪美前夕最成功的一次民間外交。當時美國中南部地區的普通民眾,很少有機會見到中國人,即便見到少數的中國人,大都也是在當地開餐館和洗衣店的窮人階層。而像劉德偉這樣風釆照人的中國女士,在他們面前出現簡直宛如仙女從天而降。劉德偉本人的內在美和外在美,堪稱中國在跌跌撞撞的現代化進程中結晶出的一粒珍珠。她從數千年中國女性被專制制度和文化壓抑的命運中脫穎而出,走出了一條自由、浪漫而堅實的人生之路。
劉德偉在美國的巡回演講中指出,美國百分之九十五的絲是從日本進口的絲,每當看到美國女士們腳下的絲襪,就像看到中國士兵的血從腿上往下流。日本一雙絲襪的絲可以賺七顆子彈的錢,用這七顆子彈來殺害中國士兵和平民。美國人生性單純而富於同情心和正義感,就在演講的會場上,許多美國女士當場脫下絲襪宣告說:「我們今後再也不穿日本絲襪了!」據統計,在此次抗日宣傳以前,支持中國的美國人只占百分之四十,支持日本的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的人中立;而在宣傳活動之後,以上三種人的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七十三、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十四。從此意義上,劉德偉堪稱抗戰的一名大功臣,她理應獲得一枚抗戰勝利勛章。
劉德偉最值得稱道的第二件事情是:她是現代中國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者」,在抗戰勝利之後千瘡百孔的上海,她出任上海兒童福利促進會的負責人,與著名教育家陳鶴琴一起拯救了成千上萬的流離失所、嗷嗷待哺的孤兒。在這幾年的工作裡,劉德偉在同仁的幫助下,開展了棚戶區的兒童福利工作,推動了托兒所事業,出版了《兒童與社會》刊物,還開辦了「兒童玩具教育」展覽會。她放棄了許多能帶來丰厚收入的工作機會,投身於這份不僅收入極低而且雜務多如牛毛的事業。
作為一位學識淵博、且具備相當國際知名度的「前輩海龜」,她的這一選擇,大概是今天某些熱衷於回國撈錢和撈權的「後輩海龜」們無法理解的。這種選擇,跟她的基督教信仰有密切的關聯,也是她有感於在訪美期間觀察到的美國社會工作者在公共生活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在當時的中國,這一領域差不多是一塊無人涉及的處女地——而決心以之為榜樣,在中國開辟出一片屬於社會工作者的嶄新天地來。劉德偉全身心地投入到兒童福利工作之中,與那些被遺棄的孩子們同吃同住,深入貧民窟給缺衣少食的孩子送去生活必需品。她那細水長流式的做法和活水的江河般的愛心,比某些革命家改朝換代的豪言壯志來,更是黑暗中閃爍的光芒。
1949年,國共之戰塵埃落定,政權更迭不可逆轉。劉德偉的丈夫向景云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在國民政府經濟部門擔任高官。但是他們共同決定留在大陸。一是因為厭惡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二是因為也對共產黨抱有幻想。但是,很快新政權便開始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滲透,像章魚伸出長長的手掌,卡住所有人的脖子。即便是劉德偉所熱愛的兒童福利工作,也被政府納入到民政局的嚴密管轄之下。民國時期生氣勃勃的民間社會不復存在。長期受美國文化燻陶,崇尚民主自由,且個性直率真誠、疾惡如仇的劉德偉,逐漸被新官僚們排擠,被迫靠邊站、甚至被剝奪了工作權利。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工作認真、不留情面的劉德偉,便成為上海民政局系統首當其沖的批判對象之一。120多位民政局干部在批判大會上群起而攻之,從晚上八點一直開到凌晨兩點,終於逼迫她簽字承認「右派罪行」。此後長達21年的時間裡,劉德偉失去了公職、工作、戶口以及其他的公民權,成為「賤民」和「黑人」。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來臨,她已經68歲了。這中間最能施展才華的寶貴的歲月,在人為制造的困厄和恐懼中被白白浪費掉了。
一粒美麗的珍珠就這樣被扔進泥潭之中。1958年冬,劉德偉被流放到偏僻的西北地區「勞動改造」。向景云拒絕與妻子離婚,被免去南京食品工業學院院長的職務,貶到云南昆明做資料翻譯工作,從此被迫告別了專業研究領域——而這一領域對人多地少的中國來說,協調如何合理利用資源至關重要。這位本來在學朮上具有深厚潛力的優秀學者,為了堅貞的愛情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是一個不幸的家庭,又是一個值得羨慕的家庭,在那個年代多少家庭在政權的逼迫下崩潰了,這個家庭卻經歷了風雨,終於見到了彩虹。由此可見,一個通過「株連」政策來切斷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親情倫理的時代,必然是一個違反人性、侵犯人權的黑暗時代。
劉德偉在甘肅定西縣的一個村子裡「勞動改造」期間,親身經歷了那場空前絕後的大飢荒。「1961年,村裡的情況更進一步惡化,村民們一個一個地餓死。50歲以上的老人,先走了,接着就是嬰兒。十幾歲的兒童與成年人仍然在田裡工作,但是他們的臉和手都腫了起來,已經腫到抓不住農具了。」今天,越來越多的學者名流們開始否定大飢荒的存在了,他們不妨讀讀劉德偉書中記載的她與農民之間的一段讓人心碎的對話:有一天,一個6歲的孩子死了。田裡有人問:「為什麼死的?」回答他的人想了一下,才說:「還不是那個『老病』呀!」在鄉下,「老病」就是飢餓的代名詞。田裡所有的人突然沖破了沉悶的空氣,同聲悲慘地哈哈大笑。「老病」這個代名詞所體現出來的中國勞苦大眾的創造力和忍耐力,可謂舉世無雙。這笑聲比所有的淚水和哀哭還要沉痛。當時,劉德偉還聽說村子裡發生過人吃人的慘劇,并親眼目睹了一些企圖逃往到蘇聯求生的農民在半路上餓死,而她本人是靠着丈夫和上海親人寄來的糧票才得以死裡逃生。這段經歷,也讓劉德偉看到了謊言幕後可怕的真相。
3年之後,劉德偉終於被獲准到昆明與丈夫團聚,她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被安排做了一名中學老師。然而,苦難遠遠沒有結束。5年之後,文革爆發,劉德偉和丈夫再次成為被殘酷迫害的對象。在沒完沒了的批斗中,她被打斷三根肋骨。由於下肢經常被踢,從腰部以下全部淤血,兩條腿整個變成黑色。在極度的痛苦之下,劉德偉多次自殺,她嘗試過吞碎玻璃、瓶塞和鐵鋸條等,但最後都未能「成功」。基督教教義明確反對教徒自殺,自殺的教徒不能享有永生的幸福,而劉德偉寧可違背教義也要選擇自殺,可見其遭受的肉體和精神的痛苦已經超過了她所能夠承受的極限。她自殺未能成功,可以看作是上帝在她身上所顯示的一個神跡。因為一旦自殺成功,便意味着被黑暗勢力徵服和摧毀;而繼續有尊嚴地活下去,這一存在本身就成為黑暗時代裡光明的見證。暴力可以使得一粒珍珠失去其瑰麗的光澤,卻不能將珍珠變成臭氣燻天的淤泥。
究竟誰將珍珠扔進了糞土之中?究竟誰在摧殘中國的脊梁?在人類歷史上最殘暴、最血腥的「封建法西斯」時代,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一名無私的社會工作者、一名熱愛民主自由觀念的知識分子,要持守自己的信仰、真理和良心,是何其艱難。但劉德偉女士做到了,她是一個大寫的人,她雖然沒有像林昭那樣以生命來殉道,卻以另一種方式讓信仰散發出了持久的馨香。
在這本自傳中,附錄了作者從童年直到現在的數十張不同時期的照片。我發現,1949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此前此後劉德偉照片上的表情、神態和穿着皆迥然不同:1949年之前,她面帶着自信的笑容,充滿朝氣和活力,衣着也是那麼優雅得體;1949年之後,她面容嚴肅,帶着一絲不易覺察的陰雲,衣着也變得粗糙、厚重而單調。一種邪惡的意識形態就是這樣像病毒一樣侵入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泯滅了人們基本的審美情趣,愛、信任、善良和真誠這些品質也受到貶斥和摧殘。但是,即便如此,劉德偉仍然守住了當守的道,走過了當走的路,見證了黑暗一步步地退卻。
1993年,劉德偉老人被女兒女婿接到美國馬里蘭州蓋城居住。在參加當地基督教華人宣道會的長樂老人會的活動時,老人積極發起組織了「崇愛教育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專門幫助云南貧困山區之一的武定縣東坡鄉的貧困學生完成基礎教育。劉德偉老人自告奮勇擔任該基金會駐雲南代表兼執行委員會文書。1999年以來,這個小小的基金會通過當地的教會和學校系統,先後幫助貧困兒童達662人次。盡管這只是杯水車薪,卻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應有的義舉。相比之下,連九年義務教育都不能好好施行、相關法律成為遮羞布的中共當局,還有什麼資格宣揚「和諧社會」的理念呢?
劉德偉老人在自傳的最後一頁中深情地寫道,她的一生直到老年都還在「取」,她對苦難和挫折沒有任何的怨恨及憤怒。她說還要更努力地做幫助貧困兒童的工作,讓自己在「取」與「予」上得到平衡。她說:「我在精神財富方面,是一個百萬富翁。因為以上這些幸福,我感謝不盡。我禱告,祈求天上的父,賜給我更好的健康、智慧與生命的能力,做好我力所能及的一點工作。」好一顆歷盡磨難之後仍然持有的赤子之心與仁愛之心,好一顆永遠美麗的珍珠。讓我們祝福劉德偉老人健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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