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95岁高龄的刘德伟女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一粒珍珠的故事》的自传。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海与桑田、苦难与幸福之后，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仍然保持着一颗对上苍的感恩之心。她仿佛是一粒晶莹剔透的珍珠，一颗由千万滴泪水凝结而成的珍珠，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她的一生堪称多灾多难、崎岖蜿蜒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而她那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生命亦足以证明中国女性之伟大。

在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刘德伟出生于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家庭。她的父亲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县长，后来在军队任少将军法官。他们的家庭清贫而俭朴，父亲甚至没有能力供养女儿念书，刘德伟是靠武汉圣公会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完成北平燕京大学英文文学的学业。但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她的一生：有一次，父亲替一名被冤屈入狱的犯人洗清冤案，当事人悄悄在父亲的褥子下放1000元钱便离开了。由于无法归还这笔钱，父亲便用它买成馒头，分发给当时遭受长江水灾的武汉灾民。父亲告诉子女们说：「孩子们，你们要记住，来到你们手中的钱，不属于你们自己，属于天。这是天的钱，交给你们保管。你们要为天，用在合适的地方。」

这样的细节让被妖魔化的民国政治生态恢复了原貌，那个逝去的时代并非如后来描述的那么暗无天日、荒谬绝伦。在那个时代里，还有许许多多像刘德伟的父亲这样既恪守传统道德理念、又具备西方民主思想的，带有浓浓的知识分子气质的官员。在动荡的民国时代，他们竭尽所能为这个国家带来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他们值得我们纪念。

刘德伟从小接受的便是新式教育，中学时期先后在汉口圣约翰女子中学、圣希理达女子中学就读。她接触到了许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尽心尽力为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服务的欧美基督徒，她与这些老师朝夕相处，老师的品格与言行让她深受感染。正是在教会学校浓郁的宗教氛围里，刘德伟很早便接触到了圣经真理。《约翰福音》中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给了她生命、希望和快乐，她在17岁的时候便领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教会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让刘德伟终生受用无穷。比如，学生被教育得要绝对诚实，也被要求掌握职业技能、从事社会服务。圣诞节的时候，校长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准备礼物彼此相送，尤其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施予」，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

当刘德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她成为校园里一朵灿烂绽放的花朵。当她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之时，众多男生的眼光都被她吸引住了──著名作家萧乾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一生。刘德伟所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后来成为北大校园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刘德伟多次与校长司徒雷登面对面地谈话。司徒雷登告诉她，大学应当教育中国青年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司徒雷登认为，爱国的心与人格的培养应该经过艰苦的锻炼，而通过教育来维系和提高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为了体现这种思想，司徒雷登在行政大楼前建筑了两个具有装饰性的、体现中国文化的华表，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宝塔式的自来水塔，让它美丽的倒影映在水中。这些建筑和园林设计，至今仍然让北大师生引以为自豪。

作为一名早年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之子，司徒雷登本人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把大半生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第二故乡」的中国。在司徒雷登与刘德伟的这段对话里，隐含着他对中国深沉而真挚的爱。后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此任上给予陷入抗日苦战之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同情和帮助。这样一位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实在不应遭致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这般轻佻无礼的侮辱。作为「司徒雷登的学生」，刘德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精英分子，她所接受的高等教育水准之高，是1949年之后的大学生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历史的突然转折、政治的酷烈风暴，他们这代人原本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刘德伟漫长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1938年夏天，她被选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位女性代表之一，她利用这次出访的机会，在北美数十个城市宣传抗战，为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中的祖国争取到了美国民众关键性的同情和支持。刘德伟流畅的英文演讲和东方女性雍容内敛的风度，倾倒了无数北美民众。在30年代末期，刘德伟的这次风尘仆仆的巡回演讲，大概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访美前夕最成功的一次民间外交。当时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见到中国人，即便见到少数的中国人，大都也是在当地开餐馆和洗衣店的穷人阶层。而像刘德伟这样风釆照人的中国女士，在他们面前出现简直宛如仙女从天而降。刘德伟本人的内在美和外在美，堪称中国在跌跌撞撞的现代化进程中结晶出的一粒珍珠。她从数千年中国女性被专制制度和文化压抑的命运中脱颖而出，走出了一条自由、浪漫而坚实的人生之路。

刘德伟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中指出，美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丝是从日本进口的丝，每当看到美国女士们脚下的丝袜，就像看到中国士兵的血从腿上往下流。日本一双丝袜的丝可以赚七颗子弹的钱，用这七颗子弹来杀害中国士兵和平民。美国人生性单纯而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就在演讲的会场上，许多美国女士当场脱下丝袜宣告说：「我们今后再也不穿日本丝袜了！」据统计，在此次抗日宣传以前，支持中国的美国人只占百分之四十，支持日本的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的人中立；而在宣传活动之后，以上三种人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七十三、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二十四。从此意义上，刘德伟堪称抗战的一名大功臣，她理应获得一枚抗战胜利勋章。

刘德伟最值得称道的第二件事情是：她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在抗战胜利之后千疮百孔的上海，她出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负责人，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一起拯救了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嗷嗷待哺的孤儿。在这几年的工作里，刘德伟在同仁的帮助下，开展了棚户区的儿童福利工作，推动了托儿所事业，出版了《儿童与社会》刊物，还开办了「儿童玩具教育」展览会。她放弃了许多能带来丰厚收入的工作机会，投身于这份不仅收入极低而且杂务多如牛毛的事业。

作为一位学识渊博、且具备相当国际知名度的「前辈海龟」，她的这一选择，大概是今天某些热衷于回国捞钱和捞权的「后辈海龟」们无法理解的。这种选择，跟她的基督教信仰有密切的关联，也是她有感于在访美期间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工作者在公共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当时的中国，这一领域差不多是一块无人涉及的处女地——而决心以之为榜样，在中国开辟出一片属于社会工作者的崭新天地来。刘德伟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福利工作之中，与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同吃同住，深入贫民窟给缺衣少食的孩子送去生活必需品。她那细水长流式的做法和活水的江河般的爱心，比某些革命家改朝换代的豪言壮志来，更是黑暗中闪烁的光芒。

1949年，国共之战尘埃落定，政权更迭不可逆转。刘德伟的丈夫向景云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门担任高官。但是他们共同决定留在大陆。一是因为厌恶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二是因为也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但是，很快新政权便开始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像章鱼伸出长长的手掌，卡住所有人的脖子。即便是刘德伟所热爱的儿童福利工作，也被政府纳入到民政局的严密管辖之下。民国时期生气勃勃的民间社会不复存在。长期受美国文化燻陶，崇尚民主自由，且个性直率真诚、疾恶如仇的刘德伟，逐渐被新官僚们排挤，被迫靠边站、甚至被剥夺了工作权利。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工作认真、不留情面的刘德伟，便成为上海民政局系统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之一。120多位民政局干部在批判大会上群起而攻之，从晚上八点一直开到凌晨两点，终于逼迫她签字承认「右派罪行」。此后长达21年的时间里，刘德伟失去了公职、工作、户口以及其他的公民权，成为「贱民」和「黑人」。等到「平反」的那一天来临，她已经68岁了。这中间最能施展才华的宝贵的岁月，在人为制造的困厄和恐惧中被白白浪费掉了。

一粒美丽的珍珠就这样被扔进泥潭之中。1958年冬，刘德伟被流放到偏僻的西北地区「劳动改造」。向景云拒绝与妻子离婚，被免去南京食品工业学院院长的职务，贬到云南昆明做资料翻译工作，从此被迫告别了专业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协调如何合理利用资源至关重要。这位本来在学术上具有深厚潜力的优秀学者，为了坚贞的爱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又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多少家庭在政权的逼迫下崩溃了，这个家庭却经历了风雨，终于见到了彩虹。由此可见，一个通过「株连」政策来切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亲情伦理的时代，必然是一个违反人性、侵犯人权的黑暗时代。

刘德伟在甘肃定西县的一个村子里「劳动改造」期间，亲身经历了那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1961年，村里的情况更进一步恶化，村民们一个一个地饿死。50岁以上的老人，先走了，接着就是婴儿。十几岁的儿童与成年人仍然在田里工作，但是他们的脸和手都肿了起来，已经肿到抓不住农具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名流们开始否定大饥荒的存在了，他们不妨读读刘德伟书中记载的她与农民之间的一段让人心碎的对话：有一天，一个6岁的孩子死了。田里有人问：「为什么死的？」回答他的人想了一下，才说：「还不是那个『老病』呀！」在乡下，「老病」就是饥饿的代名词。田里所有的人突然冲破了沉闷的空气，同声悲惨地哈哈大笑。「老病」这个代名词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创造力和忍耐力，可谓举世无双。这笑声比所有的泪水和哀哭还要沉痛。当时，刘德伟还听说村子里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并亲眼目睹了一些企图逃往到苏联求生的农民在半路上饿死，而她本人是靠着丈夫和上海亲人寄来的粮票才得以死里逃生。这段经历，也让刘德伟看到了谎言幕后可怕的真相。

3年之后，刘德伟终于被获准到昆明与丈夫团聚，她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被安排做了一名中学老师。然而，苦难远远没有结束。5年之后，文革爆发，刘德伟和丈夫再次成为被残酷迫害的对象。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她被打断三根肋骨。由于下肢经常被踢，从腰部以下全部淤血，两条腿整个变成黑色。在极度的痛苦之下，刘德伟多次自杀，她尝试过吞碎玻璃、瓶塞和铁锯条等，但最后都未能「成功」。基督教教义明确反对教徒自杀，自杀的教徒不能享有永生的幸福，而刘德伟宁可违背教义也要选择自杀，可见其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已经超过了她所能够承受的极限。她自杀未能成功，可以看作是上帝在她身上所显示的一个神迹。因为一旦自杀成功，便意味着被黑暗势力征服和摧毁；而继续有尊严地活下去，这一存在本身就成为黑暗时代里光明的见证。暴力可以使得一粒珍珠失去其瑰丽的光泽，却不能将珍珠变成臭气燻天的淤泥。

究竟谁将珍珠扔进了粪土之中？究竟谁在摧残中国的脊梁？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血腥的「封建法西斯」时代，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一名无私的社会工作者、一名热爱民主自由观念的知识分子，要持守自己的信仰、真理和良心，是何其艰难。但刘德伟女士做到了，她是一个大写的人，她虽然没有像林昭那样以生命来殉道，却以另一种方式让信仰散发出了持久的馨香。

在这本自传中，附录了作者从童年直到现在的数十张不同时期的照片。我发现，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此后刘德伟照片上的表情、神态和穿着皆迥然不同：1949年之前，她面带着自信的笑容，充满朝气和活力，衣着也是那么优雅得体；1949年之后，她面容严肃，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阴云，衣着也变得粗糙、厚重而单调。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像病毒一样侵入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泯灭了人们基本的审美情趣，爱、信任、善良和真诚这些品质也受到贬斥和摧残。但是，即便如此，刘德伟仍然守住了当守的道，走过了当走的路，见证了黑暗一步步地退却。

1993年，刘德伟老人被女儿女婿接到美国马里兰州盖城居住。在参加当地基督教华人宣道会的长乐老人会的活动时，老人积极发起组织了「崇爱教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门帮助云南贫困山区之一的武定县东坡乡的贫困学生完成基础教育。刘德伟老人自告奋勇担任该基金会驻云南代表兼执行委员会文书。1999年以来，这个小小的基金会通过当地的教会和学校系统，先后帮助贫困儿童达662人次。尽管这只是杯水车薪，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应有的义举。相比之下，连九年义务教育都不能好好施行、相关法律成为遮羞布的中共当局，还有什么资格宣扬「和谐社会」的理念呢？

刘德伟老人在自传的最后一页中深情地写道，她的一生直到老年都还在「取」，她对苦难和挫折没有任何的怨恨及愤怒。她说还要更努力地做帮助贫困儿童的工作，让自己在「取」与「予」上得到平衡。她说：「我在精神财富方面，是一个百万富翁。因为以上这些幸福，我感谢不尽。我祷告，祈求天上的父，赐给我更好的健康、智慧与生命的能力，做好我力所能及的一点工作。」好一颗历尽磨难之后仍然持有的赤子之心与仁爱之心，好一颗永远美丽的珍珠。让我们祝福刘德伟老人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