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基督教保守主義，中國無法完成民主轉型（上）

基督教信仰是近代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礎，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國家構成了今天民主世界的主體。尤其是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開啓了現代世界的大門，基督新教的倫理，不僅帶來馬克斯·韋伯所説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帶來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制度和人權觀念。

美國及若干在英語文化影響下的國家持久而強勁的宗教復興，讓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修正了他此前的看法：「我想我和大多數其他宗教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就世俗化所寫的東西是個錯誤。我們的潛在論述是說世俗化和現代性攜手並行。越現代化就越世俗化。……但是我想它基本上是錯誤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確實是富有宗教色彩而不是世俗化的。」

彼得·伯格和其他兩位合作者在新著《宗教美國，世俗歐洲？》中指出，西方民主國家大致可以分為這兩大陣營：世俗的歐洲，近年來挫敗連連，既無力處理發生在家門口的科索沃戰爭（歐盟無法形成有作戰能力的聯軍，最後要由北約出面解決），更不能應付來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及穆斯林數百萬移民的衝擊，福利國家體制無以為繼，英國退出歐盟讓歐盟組建「超級世俗國家聯盟」的理想受到重挫。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近代以來，中國亦步亦趨地效仿的正是各種歐洲模式：無論是啟蒙主義、理性主義的法國，還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納粹德國（日本學德國，中國再學日本），以及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的蘇俄，中國像溫順的小學生那樣，以這些國家爲師，看不到前車之鑑，欣然重蹈覆轍。

與之相反，由於清教徒傳統根深蔕固，使得美國充滿活力的宗教與它強勢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相映生輝，正如學者貝拉（Robert N. Bellah）所說，美國有「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in America），它並不公開表現為基督教，但它的靈魂是基督教的。基督新教是美國的「隱性國教」，也是美國政體建立的基石。美國重大的公共儀式和典禮總是從禱告開始，最後以「上帝祝福美國」結束。儘管沒有挑明，這個上帝實際就是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上帝。美國法學家小約翰·維特（John Witee Jr.）指出，基督教爲個體發展和社會團結提供了所必需的重要價值源泉，「良心自由、自由實踐、多元主義、平等、政府與教會分離、禁止確立國教等原則鑄成了這種作為美國屏障的最基本的混合體」。

基督教一神論的世界觀跟中國理性與巫術混雜的儒家文化差異最大。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沒有以美國爲師，也少有中國知識分子思考宗教改革以來的新教傳統與民主、人權、自由、憲政這些普世價值的關係。

那麽，社會主流價值爲非基督教價值的國家，能實現民主化嗎？目前全球穩定而成熟的民主國家中，只有一個是非基督教國家──日本。不過，日本的民主化有其特殊背景，是二戰之後美國強加給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的，從新憲法的制訂到天皇的去神格化，都是由佔領軍統帥麥克亞瑟強勢主導。而日本人對麥克阿瑟敬若天神，當麥帥被杜魯門總統解職歸國之時，數十萬日本民眾沿街相送，麥帥儼然就是日本的「新國父」。而麥帥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治理日本無非就是將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照搬過來而已。

在東南亞國家中，以佛教爲國教的泰國，君主立憲制實施了一個世紀，仍然政局不穩、政變不斷。2016年8月，泰國國會通過了軍方主導的新憲法，民眾勉強認同由「隱形的軍政權」取代民選的文官政府。參議員的產生從原來由選民選舉和獨立機構指派相結合的方式轉變為完全由軍方指派，其中六個主要席位由武裝部隊最高司令、海陸空三軍司令、國家警察總監及國防部次長自動擔任，軍方事實上成為政府的「太上皇」。另一個以佛教爲國教的緬甸，則正在艱難地從軍政權轉型爲民主政權，能否成功尚待觀察。政府實際掌權者翁山素姬企圖從佛教中發掘民主傳統，卻無力阻止佛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殺戮。

信奉藏傳佛教的流亡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建立的流亡社區，近年來實現了民主選舉，達賴喇嘛亦宣佈廢止政教合一的傳統，退出政治生活，專注宗教事務。未來若西藏獲得獨立或半獨立地位，這一套民主機制或許可推廣到整個西藏。但必須承認，民主制度不是來自於佛教，達賴喇嘛本人長期在西方和印度生活，深知西方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也懂得像西方的政治領袖和娛樂明星那樣利用媒體傳播其形象及理念。

2016年新當選的「行政中央」總理洛桑桑蓋（Lobsang Sangay），在血統上是藏人，但在精神氣質和思維方式上，更像美國人：1995年，洛桑桑蓋獲得福布萊特獎學金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博士學位。他也是哈佛大學首位藏人法學博士，他在波士頓學習和生活了15年。他跟西藏的佛教喇嘛的相似之處，遠遠少於跟美國的法學教授、法官和律師們的相似之處。

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不容樂觀。原本最接近西方民主世界的土耳其，2016年以來，埃爾多安利用一場失敗的軍事政變，清除異己、集權、修憲，蛻變成類似普京和習近平的獨裁者，並讓整個國家轉頭回到東方、回到伊斯蘭。土耳其原本是伊斯蘭世界惟一的一個「半民主國家」，自其國父凱末爾在上個世紀20年代推動現代化以來，迄今已有將近100年時間，但這一次的倒退一下子將土耳其打回原形。近年來，埃及、印尼、馬來西亞等伊斯蘭國家的民主自由指數亦不斷退步。未經歷「宗教改革」的伊斯蘭世界，能否實現政治民主，能否邁入現代文明，猶是未知之數。

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基督教在政治領域的缺席

自從馬禮遜於1807年進入中國傳教，新教進入中國已有200多年。從1840年鴉片戰爭打破中國閉關鎖國的狀態，中國跌跌撞撞地走向現代化已有170多年。然而，儘管西方傳教士給中國帶來福音，帶來現代教育、新聞出版、醫療、婦女解放、慈善事業等，包括促成廢除女子纏足這一在中國盛行1000年的殘酷而變態的「文化」；但是，基督教文明在政治、經濟等關鍵領域始終缺席。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帝國，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那個時代最具遠見卓識的知識份子，並未深入思考民主、共和、憲政等政治模式跟基督教文明之間的關係。

中國儒家思想對人性持樂觀評價，將良好統治的希望寄託於賢明君王身上，如果君王的品格足夠優秀，就能帶領整個國家進入太平盛世。美國學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指出，儒家具備道德完美的可能性，所以儒家甘願成為皇帝的依附者：「當一個王朝還能正常運作時，他們便爲王朝的君主們披上一件道德外衣，但這將掩蓋統治的真實基礎。當儒家虛偽地、甚至是奴才似的將道德獻給皇帝時，他們似乎真正成了他的工具。」

與之相反，基督教的「人論」對人性持悲觀看法，人在伊甸園中早已犯罪墮落，虧缺了上帝的榮耀。陷在墮落中的人，不能掌握絕對的權力，若國王成為絕對君主，必定淪為暴君，正如英國思想家阿克頓所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正是基督教尤其是誕生於宗教改革中的加爾文神學對人的罪性的深刻認識，使得近代以來新教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嚴格遵循三權分立之原則。

中國可以表面上複製西方的議會制度，制訂紙面上的憲法，卻不明白議會制度和憲法背後價值和宗教信仰的支撐，只移植樹苗，卻不知道樹苗賴以成長的土壤更加重要。

辛亥革命之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民主、人權保障、憲政制度長期無法得以確立。從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政府受軍閥派系轄制，運作不良，儘管有國會，卻出現公開賄選的醜聞。從1927年到1949年，國民黨建立的南京政府，其制度架構完全學習蘇俄黨國一體化、黨政一體化、黨軍一體化模式，內有共產黨的暴動，外有日本的侵略，始終硝煙瀰漫、疲於奔命。直到被更加集權的共產黨打敗、退守台灣，蔣介石政權未能將中國建成真正的共和國。

被國民黨塑造成「國父」的孫文，自稱基督徒，本質上是一個洪秀全式的造反者。歷代中國農民起義者從本土民間宗教中汲取靈感，洪秀全則將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義篡改成「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國」。孫文以洪秀全爲師，試圖以基督徒身分贏得西方的支持。當這個策略沒有成效時，孫文立即轉而投靠中國最危險的敵人、以無神論立國的蘇俄，將國民黨這個原本參與民國議會政治的選舉型政黨改造成只對他個人效忠、並從事武裝暴動的列寧式政黨。孫文的政治理念與政治策略，完全背離他的基督教信仰。或者說，他的基督徒身分根本就是一種偽裝和面具。

以孫文學生自居的蔣介石更是如此。蔣介石頂禮膜拜的「聖經」，除了基督教的聖經之外，還其他兩本：一本是孫文的《三民主義》等著作，統稱「國父遺教」，蔣介石強迫學校將其當著絕對真理對學生實行洗腦教育；另一本是明朝儒學大師王陽明的文集，蔣介石無限仰慕王陽明，將臺北郊外的風景勝地草山改名爲「陽明山」，將王陽明的思想改造成「力行哲學」——基督教是他的招牌，儒家是他的骨肉。蔣介石擁有私人教堂和御用牧師，也跟妻子——似乎很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一起讀經、禱告，但他從來沒有思考過聖經與民主、人權觀念之關係，照樣違背聖經中「不可殺人」的教導，在中國大肆屠殺民眾，敗退台灣之後製造「二二八」慘案以及白色恐怖；他也違背聖經中「不可製造偶像」的教導，在中國和台灣掀起個人崇拜——當然，其個人崇拜的烈度比起毛澤東要遜色許多。

1949年，共產黨擊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共產極權體制下，有少部分知識分子不願放棄對民主的追求。但他們中很少有人從基督教信仰中汲取思想支援。毛澤東時代在思想探索上走得最遠的知識分子顧凖，是最早闡釋海耶克自由市場理論的中國經濟學者，但他在政治上找到的源頭則是古代希臘的城邦制度——他似乎不願或不敢研究英美古典自由主義的脈絡。

上個世紀80年代，在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執政期間，中國知識界有一段學習西方的熱潮，家喻戶曉的電視紀錄片《河殤》提出拋棄黃色文明（以黃土、黃河爲象徵的中國傳統文化）而擁抱蔚藍色文明（以海洋爲象徵的西方文明）這個振奮人心的觀念，卻未能繼續探究「蔚藍色文明」內部的歧義，也未能梳理基督教文明在塑造近代西方社會中所起的作用。

新教進入中國200年來，中國教會形成自我封閉與被迫封閉的傳統，以疏離於主流社會和反智主義為榮。學者陶飛亞有一本研究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著作，便以「邊緣的歷史」為名。不僅中國教會的歷史是一段「邊緣的歷史」；中國教會在中國社會的存在也是一種「邊緣的存在」，甚至是「隱蔽的存在」。其原因在大致有三：

第一，中國民間信仰、秘密會社的傳統的侵蝕。學者劉志軍在研究山西平陸縣張店鎮居民的信仰狀況時發現，當地許多基督教徒的信仰受到傳統民間信仰的影響與制約，基督信仰在被人們高度實用化和功利化。許多人到教會爲尋求醫病趕鬼、發財致富的機會，通常是因為在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間宗教那裡沒有得到滿足；而一旦他們在基督教這裡仍未得到這些東西，便立刻回轉去拜各種偶像。於是，神秘主義在教會盛行。同時，教會也從不介入政治事務（比如村委會選舉、鄉人大代表選舉等），不少信徒表現出比一般人更消極的參與態度。信徒對政治事務的淡漠有導致這部分人集聚于教會，形成政治上無為的團體。此一情形在廣大中國鄉村教會中頗具普遍性。

第二，神學觀念的偏差。新教進入中國以來，英美教會的主流神學，即對於政教關係有著最清晰判斷、對於教會和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作鹽作光的使命有著最自覺承擔的改革宗神學、或曰清教徒神學，始終不是中國教會的主流，而帶有靈恩主義和基要主義的神學在中國頗受歡迎，併發展出具有中國特點的靈恩運動。無論是著名的西方傳教士（如馬禮遜、戴德生），還是中國本土產生的教會領袖（如宋尚節、倪柝聲）；無論是政治人物中的基督徒（如蔣介石、馮玉祥），還是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中的基督徒（如老舍、林巧稚），都不是改革宗信徒，缺乏加爾文神學之薰陶。他們很少在公共空間彰顯信仰，對信仰加以自我設限。他們的見證和著作一般不涉及信仰與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領域的關係，他們的「國度」觀念相對薄弱。

第三，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中國的政局和社會制度發生劇變，民國時代宗教信仰自由的狀況終結。中共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各種宗教採取打壓乃至消滅政策。官方組建「三自會」的目標是最終消滅教會，這在最高層的講話和宗教局的內部文件中都有明確表達。少部分教會被納入「三自會」體系之中，從而失去了信仰的本質；大部分持守信仰的教會以家庭教會的形式存在，長期處於地下狀態。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官方宗教政策的調整，部分家庭教會浮出水面，以「半地下」狀態存在。很多教會遂滿足於此種夾縫中存在的處境，很少教導信眾如何在「客旅」中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以及如何在世俗世界中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直至今日，家庭教會中完全公開信仰並建構「上帝之城」的「地上教會」寥寥無幾。

另一方面，海外華人教會因著特殊的歷史淵源與現實處境，也陷入某種自我封閉狀態。以港臺牧者和信眾為主體的華人教會，由於港臺所經歷的較長期的殖民歷史，港臺教會無可避免地帶有被殖民心態，自動地遠離公共事務，使教會即便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也帶有某種私密和隱藏的特點——台灣長老教會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其反抗精神背後正是加爾文神學的影響。

是故，許多港臺人士從上個世紀中葉開始在北美和歐洲等地拓展的以華裔移民為主的教會，也帶有此種將信仰私人化的特徵。而中國本土自上世紀80年代才大規模移民海外，以中國牧者和信眾為主體的華人教會近20年才在海外建立和成長，普遍還處於幼稚期，其工作之重點尚在教會內部屬靈生命的建造而不在教會對外部的輻射。除了表達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場之外，他們還少參與所在國的社會議題的討論，儘管這些議題跟信仰息息相關。

正因為自身「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非公共化」成為許多華人教會自我保護的生存策略。這必然導致教會在真理教導上不全備。其實，許多公共性的議題都與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水乳交融，不可用「政教分離」來躲避對此類議題的關心和參與。這種低調、躲避的「鴕鳥政策」，讓教會無法得以復興；而教會越是弱小，越不敢涉足公共領域、害怕出現任何的爭議。這便形成了一個難以改變的惡性循環。（待續）

（Photo credit: Nisa Yeh / CC BY-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