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基督教保守主义，中国无法完成民主转型（上）

基督教信仰是近代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础，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构成了今天民主世界的主体。尤其是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大门，基督新教的伦理，不仅带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带来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和人权观念。

美国及若干在英语文化影响下的国家持久而强劲的宗教复兴，让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修正了他此前的看法：「我想我和大多数其他宗教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世俗化所写的东西是个错误。我们的潜在论述是说世俗化和现代性携手并行。越现代化就越世俗化。……但是我想它基本上是错误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确实是富有宗教色彩而不是世俗化的。」

彼得·伯格和其他两位合作者在新著《宗教美国，世俗欧洲？》中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大致可以分为这两大阵营：世俗的欧洲，近年来挫败连连，既无力处理发生在家门口的科索沃战争（欧盟无法形成有作战能力的联军，最后要由北约出面解决），更不能应付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穆斯林数百万移民的冲击，福利国家体制无以为继，英国退出欧盟让欧盟组建「超级世俗国家联盟」的理想受到重挫。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亦步亦趋地效仿的正是各种欧洲模式：无论是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的法国，还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纳粹德国（日本学德国，中国再学日本），以及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的苏俄，中国像温顺的小学生那样，以这些国家为师，看不到前车之鉴，欣然重蹈覆辙。

与之相反，由于清教徒传统根深蔕固，使得美国充满活力的宗教与它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相映生辉，正如学者贝拉（Robert N. Bellah）所说，美国有「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in America），它并不公开表现为基督教，但它的灵魂是基督教的。基督新教是美国的「隐性国教」，也是美国政体建立的基石。美国重大的公共仪式和典礼总是从祷告开始，最后以「上帝祝福美国」结束。尽管没有挑明，这个上帝实际就是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上帝。美国法学家小约翰·维特（John Witee Jr.）指出，基督教为个体发展和社会团结提供了所必需的重要价值源泉，「良心自由、自由实践、多元主义、平等、政府与教会分离、禁止确立国教等原则铸成了这种作为美国屏障的最基本的混合体」。

基督教一神论的世界观跟中国理性与巫术混杂的儒家文化差异最大。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没有以美国为师，也少有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传统与民主、人权、自由、宪政这些普世价值的关系。

那麽，社会主流价值为非基督教价值的国家，能实现民主化吗？目前全球稳定而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只有一个是非基督教国家──日本。不过，日本的民主化有其特殊背景，是二战之后美国强加给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的，从新宪法的制订到天皇的去神格化，都是由占领军统帅麦克亚瑟强势主导。而日本人对麦克阿瑟敬若天神，当麦帅被杜鲁门总统解职归国之时，数十万日本民众沿街相送，麦帅俨然就是日本的「新国父」。而麦帅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治理日本无非就是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照搬过来而已。

在东南亚国家中，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君主立宪制实施了一个世纪，仍然政局不稳、政变不断。2016年8月，泰国国会通过了军方主导的新宪法，民众勉强认同由「隐形的军政权」取代民选的文官政府。参议员的产生从原来由选民选举和独立机构指派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为完全由军方指派，其中六个主要席位由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海陆空三军司令、国家警察总监及国防部次长自动担任，军方事实上成为政府的「太上皇」。另一个以佛教为国教的缅甸，则正在艰难地从军政权转型为民主政权，能否成功尚待观察。政府实际掌权者翁山素姬企图从佛教中发掘民主传统，却无力阻止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杀戮。

信奉藏传佛教的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的流亡社区，近年来实现了民主选举，达赖喇嘛亦宣布废止政教合一的传统，退出政治生活，专注宗教事务。未来若西藏获得独立或半独立地位，这一套民主机制或许可推广到整个西藏。但必须承认，民主制度不是来自于佛教，达赖喇嘛本人长期在西方和印度生活，深知西方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也懂得像西方的政治领袖和娱乐明星那样利用媒体传播其形象及理念。

2016年新当选的「行政中央」总理洛桑桑盖（Lobsang Sangay），在血统上是藏人，但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更像美国人：1995年，洛桑桑盖获得福布莱特奖学金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博士学位。他也是哈佛大学首位藏人法学博士，他在波士顿学习和生活了15年。他跟西藏的佛教喇嘛的相似之处，远远少于跟美国的法学教授、法官和律师们的相似之处。

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不容乐观。原本最接近西方民主世界的土耳其，2016年以来，埃尔多安利用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清除异己、集权、修宪，蜕变成类似普京和习近平的独裁者，并让整个国家转头回到东方、回到伊斯兰。土耳其原本是伊斯兰世界惟一的一个「半民主国家」，自其国父凯末尔在上个世纪20年代推动现代化以来，迄今已有将近100年时间，但这一次的倒退一下子将土耳其打回原形。近年来，埃及、印尼、马来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民主自由指数亦不断退步。未经历「宗教改革」的伊斯兰世界，能否实现政治民主，能否迈入现代文明，犹是未知之数。

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基督教在政治领域的缺席

自从马礼逊于1807年进入中国传教，新教进入中国已有200多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国跌跌撞撞地走向现代化已有170多年。然而，尽管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福音，带来现代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妇女解放、慈善事业等，包括促成废除女子缠足这一在中国盛行1000年的残酷而变态的「文化」；但是，基督教文明在政治、经济等关键领域始终缺席。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国，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那个时代最具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并未深入思考民主、共和、宪政等政治模式跟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

中国儒家思想对人性持乐观评价，将良好统治的希望寄托于贤明君王身上，如果君王的品格足够优秀，就能带领整个国家进入太平盛世。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指出，儒家具备道德完美的可能性，所以儒家甘愿成为皇帝的依附者：「当一个王朝还能正常运作时，他们便为王朝的君主们披上一件道德外衣，但这将掩盖统治的真实基础。当儒家虚伪地、甚至是奴才似的将道德献给皇帝时，他们似乎真正成了他的工具。」

与之相反，基督教的「人论」对人性持悲观看法，人在伊甸园中早已犯罪堕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陷在堕落中的人，不能掌握绝对的权力，若国王成为绝对君主，必定沦为暴君，正如英国思想家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正是基督教尤其是诞生于宗教改革中的加尔文神学对人的罪性的深刻认识，使得近代以来新教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严格遵循三权分立之原则。

中国可以表面上复制西方的议会制度，制订纸面上的宪法，却不明白议会制度和宪法背后价值和宗教信仰的支撑，只移植树苗，却不知道树苗赖以成长的土壤更加重要。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民主、人权保障、宪政制度长期无法得以确立。从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府受军阀派系辖制，运作不良，尽管有国会，却出现公开贿选的丑闻。从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建立的南京政府，其制度架构完全学习苏俄党国一体化、党政一体化、党军一体化模式，内有共产党的暴动，外有日本的侵略，始终硝烟弥漫、疲于奔命。直到被更加集权的共产党打败、退守台湾，蒋介石政权未能将中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

被国民党塑造成「国父」的孙文，自称基督徒，本质上是一个洪秀全式的造反者。历代中国农民起义者从本土民间宗教中汲取灵感，洪秀全则将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义篡改成「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孙文以洪秀全为师，试图以基督徒身分赢得西方的支持。当这个策略没有成效时，孙文立即转而投靠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以无神论立国的苏俄，将国民党这个原本参与民国议会政治的选举型政党改造成只对他个人效忠、并从事武装暴动的列宁式政党。孙文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策略，完全背离他的基督教信仰。或者说，他的基督徒身分根本就是一种伪装和面具。

以孙文学生自居的蒋介石更是如此。蒋介石顶礼膜拜的「圣经」，除了基督教的圣经之外，还其他两本：一本是孙文的《三民主义》等著作，统称「国父遗教」，蒋介石强迫学校将其当着绝对真理对学生实行洗脑教育；另一本是明朝儒学大师王阳明的文集，蒋介石无限仰慕王阳明，将台北郊外的风景胜地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将王阳明的思想改造成「力行哲学」——基督教是他的招牌，儒家是他的骨肉。蒋介石拥有私人教堂和御用牧师，也跟妻子——似乎很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一起读经、祷告，但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圣经与民主、人权观念之关系，照样违背圣经中「不可杀人」的教导，在中国大肆屠杀民众，败退台湾之后制造「二二八」惨案以及白色恐怖；他也违背圣经中「不可制造偶像」的教导，在中国和台湾掀起个人崇拜——当然，其个人崇拜的烈度比起毛泽东要逊色许多。

1949年，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在共产极权体制下，有少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但他们中很少有人从基督教信仰中汲取思想支援。毛泽东时代在思想探索上走得最远的知识分子顾凖，是最早阐释海耶克自由市场理论的中国经济学者，但他在政治上找到的源头则是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他似乎不愿或不敢研究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脉络。

上个世纪80年代，在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期间，中国知识界有一段学习西方的热潮，家喻户晓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提出抛弃黄色文明（以黄土、黄河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拥抱蔚蓝色文明（以海洋为象征的西方文明）这个振奋人心的观念，却未能继续探究「蔚蓝色文明」内部的歧义，也未能梳理基督教文明在塑造近代西方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新教进入中国200年来，中国教会形成自我封闭与被迫封闭的传统，以疏离于主流社会和反智主义为荣。学者陶飞亚有一本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著作，便以「边缘的历史」为名。不仅中国教会的历史是一段「边缘的历史」；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的存在也是一种「边缘的存在」，甚至是「隐蔽的存在」。其原因在大致有三：

第一，中国民间信仰、秘密会社的传统的侵蚀。学者刘志军在研究山西平陆县张店镇居民的信仰状况时发现，当地许多基督教徒的信仰受到传统民间信仰的影响与制约，基督信仰在被人们高度实用化和功利化。许多人到教会为寻求医病赶鬼、发财致富的机会，通常是因为在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那里没有得到满足；而一旦他们在基督教这里仍未得到这些东西，便立刻回转去拜各种偶像。于是，神秘主义在教会盛行。同时，教会也从不介入政治事务（比如村委会选举、乡人大代表选举等），不少信徒表现出比一般人更消极的参与态度。信徒对政治事务的淡漠有导致这部分人集聚于教会，形成政治上无为的团体。此一情形在广大中国乡村教会中颇具普遍性。

第二，神学观念的偏差。新教进入中国以来，英美教会的主流神学，即对于政教关系有着最清晰判断、对于教会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作盐作光的使命有着最自觉承担的改革宗神学、或曰清教徒神学，始终不是中国教会的主流，而带有灵恩主义和基要主义的神学在中国颇受欢迎，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灵恩运动。无论是著名的西方传教士（如马礼逊、戴德生），还是中国本土产生的教会领袖（如宋尚节、倪柝声）；无论是政治人物中的基督徒（如蒋介石、冯玉祥），还是知识份子和专业人士中的基督徒（如老舍、林巧稚），都不是改革宗信徒，缺乏加尔文神学之薰陶。他们很少在公共空间彰显信仰，对信仰加以自我设限。他们的见证和著作一般不涉及信仰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的关系，他们的「国度」观念相对薄弱。

第三，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中国的政局和社会制度发生剧变，民国时代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终结。中共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采取打压乃至消灭政策。官方组建「三自会」的目标是最终消灭教会，这在最高层的讲话和宗教局的内部文件中都有明确表达。少部分教会被纳入「三自会」体系之中，从而失去了信仰的本质；大部分持守信仰的教会以家庭教会的形式存在，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官方宗教政策的调整，部分家庭教会浮出水面，以「半地下」状态存在。很多教会遂满足于此种夹缝中存在的处境，很少教导信众如何在「客旅」中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以及如何在世俗世界中为主作美好的见证。直至今日，家庭教会中完全公开信仰并建构「上帝之城」的「地上教会」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教会因着特殊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处境，也陷入某种自我封闭状态。以港台牧者和信众为主体的华人教会，由于港台所经历的较长期的殖民历史，港台教会无可避免地带有被殖民心态，自动地远离公共事务，使教会即便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也带有某种私密和隐藏的特点——台湾长老教会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其反抗精神背后正是加尔文神学的影响。

是故，许多港台人士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在北美和欧洲等地拓展的以华裔移民为主的教会，也带有此种将信仰私人化的特征。而中国本土自上世纪80年代才大规模移民海外，以中国牧者和信众为主体的华人教会近20年才在海外建立和成长，普遍还处于幼稚期，其工作之重点尚在教会内部属灵生命的建造而不在教会对外部的辐射。除了表达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场之外，他们还少参与所在国的社会议题的讨论，尽管这些议题跟信仰息息相关。

正因为自身「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非公共化」成为许多华人教会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这必然导致教会在真理教导上不全备。其实，许多公共性的议题都与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水乳交融，不可用「政教分离」来躲避对此类议题的关心和参与。这种低调、躲避的「鸵鸟政策」，让教会无法得以复兴；而教会越是弱小，越不敢涉足公共领域、害怕出现任何的争议。这便形成了一个难以改变的恶性循环。（待续）

（Photo credit: Nisa Yeh / CC BY-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