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社區是這個世界的希望

【編按】自去年2018年12月9日，中國當局對其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現已改名為「秋雨聖約歸正長老教會」）的大逮捕以來，首先被拘留的教會牧師王怡，不僅被當局以針對政治異議人士和政治活動人士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至今也仍然下落不明。

事實上，秋雨之福教會所做的事工，如同世界上信仰自由地區的教會一樣：傳福音、佈道、栽培門徒、拓植教會。王怡牧師一家過去亦時常來台，與台灣的許多教會、福音機構有所團契與交通。為了讓台灣的教會更多地認識這位在基督裡，勇敢面對各樣逼迫的中國牧者，本論壇特別摘錄了2011年由作家余杰對王怡牧師的訪談，分成三次刊出。

王怡簡歷

王怡，1973年出生於四川三台。原成都大學法學教師，憲政學者和基督徒作家。曾任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獨立中文筆會（ICPC）理事、副秘書長。2005年信主後，帶領家庭聚會。2008年12月辭去教職，蒙召全職服侍。2009年7月，在成都秋雨之福教會被選立為教導長老。

王怡曾入選《南方人物週刊》「影響中國的五十名公共知識分子」。也多次應邀在海內外各種教會、機構的研討會、特會和講座中擔任講員。信主前，出版過隨筆集《載滿鵝的火車》、《不服從的江湖》，法學論著《憲政主義：觀念和制度的轉捩》及自印文集《美得驚動了中央》、詩集《秋天的烏托邦》等。

信主後，在媒體開設看電影、談信仰的專欄，出版文集《天堂沉默了半小時》和《我有平安如江河》。近年來，另有譯著《自由的崛起：十五至十七世紀加爾文主義對西方五個政府的影響》，自印福音性文集《與神親嘴》以及2010年秋雨之福教會每週牧函《靈魂總動員》等。

從高高的書架上摔下來的那一刻認識神

王怡：在我歸正的過程中，有三句聖經的經文，好像步步為營的，引領著我。

2005年4月，在我家開始了一個聚會，幾個月後蔣蓉受洗。我參加聚會兩個月後，還是沒有信心，也沒有悔改。我既沒有獨自一人開口禱告過，也沒有一個人唱過讚美詩。有一天，我站在高凳子上，去拿書架上接近屋頂一層的書，突然從上面摔下來了。當時我躺在地上，血流不止，莫名其妙的就開口禱告了。腦海裡冒出一句讀過的經文：「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天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馬太福音》10章29至31節）。很久以前，我讀自由派神學家的書，提到對加爾文的評價，說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沒有一件事是不在上帝主權掌管之中的。當時我就想，我一兩百斤啊，相當於好幾百隻麻雀。如果一隻麻雀掉下來，都有神的主權掌管，那我掉下來是什麼意思？這是我信主的開始。就是對上帝的主權和奧秘的掌管，充滿莫名的敬畏，第一次開口禱告，第一次獨自唱讚美詩。

我的信主歷程，主要是對知識分子這個身分的不斷的悔改。這個悔改達到最高峰時，是我讀到詩篇5篇的一句經文：「你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那一次，我打開電腦，發現自己的文章已超過200萬字。我當時就想，神啊，如果我這輩子賣了200萬斤豬肉，我的罪或許沒有這麼大；但我寫了200萬字啊，要麼是字字珠璣，要麼是字字殺人啊。文字是要影響人的靈魂的。一個不知道真理的人大聲說話，好像所說的就是真理，那我是該死200萬次的人啊。這句經文讓我停了很久，想了很久，悔改了很久。對我的自我期許產生了最後的、完全的破碎。我不過就是一個罪人中的罪魁。

余杰：這種反省是非常寶貴的。在中國文化中，士大夫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以個人良心為最高判斷標準，最缺乏的就是自我反省和自我質疑的維度。這也是我們傳福音的時候，在知識分子群體遇到的最大障礙。他們常常說，基督教是好的，利國利民，但我個人不需要，我可以獨自建構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但是，這個系統靠得住嗎？人的良知靠得住嗎？你以為自己在行善，焉知不是在作惡？

王怡：是的，自我是一個偶像，沒有自我的破碎，就不可能信靠神。對知識分子身分的悔改是公共性的，指向的是「今生的驕傲」。還有私人性的，指向的是「眼目的情欲，肉體的情欲」。我愛自己的妻子，我們從幼稚園開始同學，高中開始戀愛，我們的愛情沿途都被周圍的人稱讚。我也忠於婚姻，沒有在身體上背叛妻子。然而，我也一樣在網站上看過色情圖片，我也如耶穌所說，對婦人動過淫念。你是知識分子，你是學者，你是作家，這些人前的榮譽和身分，其實一點都幫不了你。道貌儼然，內心污穢，別人不知道，難道在神面前你自己也不肯承認嗎？

另一種驕傲呢，就是在私人生活上的，道德主義的驕傲。以為自己比別人聖潔。但是，信主之後，我發現真正的改變，真正的對墮落的情欲的勝出，並不是靠道德的約束，而是在基督裡，內心的情感漸漸被聖化。經過幾年的侍奉，今天當我在教會看見一個年輕姊妹時，我開始體會到一種非天然的、卻是真實的情感，就是她真是我的姐妹，真是我的女兒。其實，人們儘管都會受到性的誘惑，但通常來說，大多數人都會對自己血緣的姐妹和女兒保有一種美好的情感，而不會生出邪念。那麼，為什麼我們會對其他異性生出邪念呢？不就是因為其他的女性跟你沒關係嗎。換言之，恰恰不是愛，而是冷漠，才產生了性的試探。

所以，你只能在基督裡，才能勝過情欲的試探。而在基督裡的含義之一，就是在一間具體的地方教會，建立美好的、聖徒之間的「神聖家族」的情感。首先，你必須先在主的教會，看到你的姊妹們時，開始將她們當作在基督裡的真正的母親、姐妹或女兒；然後，當你看見世上的異性時，你的情感才可能慢慢被聖化和被祝福。換言之，上帝在教會生活中，扭轉你裡面的情感的樣式，養成你的聖潔情感，讓「福音」成為一切異性關係的磐石。眼目的情欲才得以勝過。這是我很深的一個體會，我越服侍主的教會，我個人的生命就越蒙受祝福。為什麼我曾經走在街上，會對一個異性生出邪念？因為我不曾跪在上帝面前，為她禱告過。

余杰：謝謝你的坦誠。真正的信仰，必然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和情感方式。很多基督徒知識分子，最多走到這一步也就停止了，最多也就是教會中的「消極會友」。但你卻很快走向全職侍奉之路，神是如何帶領你邁出這一步的，你又是如何尋求神在你身上的呼召的？

王怡：那一次從梯子上摔下來的經歷，帶領我剛一信主，幾乎就是一個加爾文主義者。我相信上帝絕對的主權，不但掌管我裡面的一切，也掌管我外面的一切。基督教信仰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基督在十字架上，贖回了一個敗壞的世界。這是真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宣傳部門有所謂「五個一工程」，每年評一本好書、一部電影、一首好歌等。信主後，我就用這「五個一」來尋求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所謂的「五個一」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間教會，一座城市，一分呼召。信主後，我的尋求和掙扎主要在後面三個，「秋雨之福教會」，「成都」，和「傳道人」。這三者最終確定了我一生的使命。之前，我覺得神對我的帶領是繼續做公共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教師、學者和作家的身分（或者地位），這些都是我駕輕就熟的事，老實說，也是功成名就的途徑。以及，也是十分有安全感的選擇。基本上不需要你放棄什麼，只要沿著軌道繼續走就好了。我原以為，神並不要我在教會全職服侍，我只是帶職服侍，寫作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寫作的成就對一個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實在勝過其他一切的成就。但我這個如意算盤，後來卻慢慢被破碎了。

2007年年底以來，我開始尋求全職傳道的呼召。2008年5月2日，我們教會的退修會受到宗教局衝擊。我們拿到書面的行政處罰決定後，決定提起行政覆議和行政訴訟，嘗試用合法、得體的方式向政府表明：我們的聚會不是非法聚會。5月11日是主日，那天教會宣佈了20天的接力禁食禱告。但第二天汶川大地震就發生了。禱告的主題變成了大地震。

我想，沒有末世感和末日感的基督徒，是最不健康的基督徒。感謝神，藉著地震帶給我極強的末世感。地震之前我以為神對我的呼召不清楚，地震之後我才發現，其實他的呼召一直都很清楚，是我自己一直有障礙。我對經濟的壓力，對未知的道路，對公共知識分子、作家和教師身分的難以割捨，都阻攔了我的正確回應。但是，地震一來，你親眼看見自己的房子在你面前搖動，你大叫一聲，「不動產」是一個多麼荒謬的詞語。大地一搖，你30萬的房子就只值3萬了。你500元的西裝就只值5元了。那一刻，對末世的焦慮更深的進入我的內心，讓我承認我在這個地上真是寄居的，我一生要做的一切，都必須指向這一切結束的那一天。

我從樓上下來後，看見所有人都到了大街上，整個城市就是一座難民營，所有人都活在恐懼中。我心裡喊出的第一句話就是：主啊，我們要怎麼交帳？你在四川的兒女，你在成都的教會，要怎麼交帳啊？我就發短信給所有人。手機裡也有幾個宗教局幹部的電話，我也發給他們，安慰他們。我不是要趁這個機會做「福音統戰」工作，我知道那時候所有人都在恐懼之中，我必須安慰他們，因為我是上帝的兒女，我有這個職分。我必須安慰他們，因為這是天父的世界。我們是治理這地的。我們沒有什麼實際的權柄，但我們用神大能的話語來治理這地。也有宗教局幹部給我回短信表示感謝。

接下來幾個月，神的呼召在我心裡越來越肯定和迫切。讀經時，神又給了我第三句話，《提摩太后書》二章四節說：「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召他當兵的人喜悅。」我省察自己，雖然已在軍中當兵，卻還是捨不得世界，要偷跑出去做點小生意。九月開學後，上了第一周課，我回家對妻子說，我已無法集中精力上課了，我不能再等，必須辭職。

以前我也想做一個基督徒學者、基督徒作家。這些都很寶貴，好的基督徒商人、基督徒醫生，基督徒職員。但今天的教會，最缺乏的還是丟了漁船、甘心上路的傳道人。未來的二三十年，中國必將經歷社會、政治和價值觀的全面轉型。我相信，我也盼望，從地方教會的講壇所發出來的聲音，將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強音，這是神給我的呼召。

余杰：在中國，教會和傳道人都處於「地下」或「半地下」狀態，有多少人會認為「牧師」或「傳道人」是一個正當的、具有「合法性」的職業呢？

王怡：我作了傳道人後，才瞭解這種邊緣性。有一次我需要填一個簡歷，表格中有職業一欄。家庭教會的傳道人豈不是「非法職業」嗎，沒有政府頒發的「傳道證」啊。那時，我心中軟弱，滿有顧慮，就填了「作家」。後來我良心不安，就在主面前自省、悔改。環顧四周，有多少人在偷偷做基督的門徒，又有多少家庭教會的傳道人也在悄悄做傳道人，有多少教會的執事、長老，他們的身分隱藏得如同秘密會社中的大哥一樣？我在一些主內的聚會或講座中也遇到過，一些與會者明明是家庭教會的帶領人，但他們都使用譬如經理、職員、教師的身分，全然不提教會的聖職。你說「天王蓋地虎」，他不對「寶塔鎮河妖」。我很傷心，但我自己也是這樣啊。在簡簡單單的一分簡歷上，第一，我虧欠了上帝的呼召；第二，我背叛了自己服侍的這一群聖徒。家庭教會很可悲，傳道人就更可悲了。保羅說「不以福音為恥」，而我們脫離這羞恥，都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余杰：在這個過程中有過動搖、害怕嗎，畢竟家庭教會還在受逼迫？

王怡：回想2004年，我開始慕道，以法律人的身分參加了幾個重大的家庭教會受逼迫案件的調查、寫作和訴訟。換言之，上帝呼召我傳道之前，先讓我觀看了一些受迫害的教會。免得我以後上了船，才說不知情。後來學校停了我一段時間課，也不能在媒體發表文章了。有人打匿名電話，騷擾我和妻子，去老家調查我的父母。用一些小動作恐嚇我們，離間我們。這些外在的壓力、國保的騷擾、經濟上的困難，曾讓我處於恐懼之中。不是害怕坐牢，而是不知道未來。我那時也有一種自由主義者的「殉道」情結，也做好了被抓、坐牢的心理準備。但我對世俗的自由主義作為生命根基的懷疑，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後來我回答一個朋友，說關於「殉道」，基督徒和人文主義者的區別是什麼。基督徒看重的是後面這個「道」，所以他甘心去「殉」。但人文主義者看重的是前面這個「殉」，因為殉的本身，賦予了自己價值。前者是信仰，是「道」賦予了「殉」以價值。後者是道德主義，是「殉」賦予了「道」以價值。所以我處在信仰的困惑中，就不斷問自己：你究竟為著什麼樣的「道」而「殉」呢？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但你是不是真知道你所殉之「道」呢？回想那時的勇敢，其實是以行為稱義的悲壯感。你害怕是不自由，你說老子不怕，也是不自由。只有「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翰福音》八章三十六節）。

如果是「道」決定了「殉」，而不是「殉」決定了「道」。那麼我雖不知自己將來是否軟弱，又會在何時、何處軟弱，但現在我憑著信心說，我放心的知道一切都在上帝掌管之中。信主以來，我一直都有一個很清晰、強烈和持久的異象，就是今生必有一場牢獄之災。既然我信主的開始，是從書架頂層掉下來。那麼如果主的意思，是要我用一輩子的時間和經歷，來完成這個從摔倒到讚美的動作，我也甘心願意。我知道裡面的老我始終軟弱、卑微，所以我不求主使我一生不遇見軟弱，跌倒和恐懼，我只求主使我今後經歷這些時，一生不離開聖徒的團契。

（photo credit: 秋雨圣约教会FB粉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