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社區是這個世界的希望

【編按】自去年2018年12月9日，中國當局對其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現已改名為「秋雨聖約歸正長老教會」）的大逮捕以來，首先被拘留的教會牧師王怡，不僅被當局以針對政治異議人士和政治活動人士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至今也仍然下落不明。

事實上，秋雨之福教會所做的事工，如同世界上信仰自由地區的教會一樣：傳福音、佈道、栽培門徒、拓植教會。王怡牧師一家過去亦時常來台，與台灣的許多教會、福音機構有所團契與交通。為了讓台灣的教會更多地認識這位在基督裡，勇敢面對各樣逼迫的中國牧者，本論壇特別摘錄了2011年由作家余杰對王怡牧師的訪談，此為中篇。

教會是一種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生命共同體」

余杰：信主以後，你對原有的自由主義立場有何反省與調整？

王怡：就個體和群體的關係來看，以前我信奉自由主義時，雖然接觸過社群主義的觀念，但體會和認識都很少，最看重的還是自由個體的優先價值。後來我認識到，自由主義只是一種政治哲學，而不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隨後，我轉向共和主義和保守主義，在對傳統的珍視中，逐漸看重共同體的價值之於個體自由的意義。憲約可以厘定個體交往的界限，卻無法創造社群生活的樣式。換言之，憲政主義是一個抑制公共之惡的滅火器，但不是一個眷顧生命之善的創世記。到這時，我的專業尋求，就已經走到了被福音征服的邊緣。

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其實「公共」二字已經表明了團體的存在。但這個團體仍然是虛假的，似乎藉著自己的寫作，你一下子便和十三億人套了近乎。實際上，這不是真實的、位格者之間的關係，不是真實的群體生活。當我們在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座標中對自我定位時，這跟我們批評的共產黨的宏大敘事，跟那種不經被代表者確認的、不具有合法性的集體、人民、國家的公共偶像，豈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

而我在教會裡事奉的時候，身分的轉換才真正發生了：我從十三億人中的一名虛擬的公共知識分子，變成了二、三十人中的一個真實的公共人物。我的生命到這一步，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戰。

余杰：原來，你在某個相對比較大的圈子當中，還算是「頭面人物」，你說的話有人聽，還有很多人讚美你；但當你退入一個很小的群體的時候，卻發現要建立真實的私人生活的關係，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王怡：是啊，我原本是一個獨來獨往的知識分子，很輕易就與龐大的群體，與國家、民族這些概念建立某種虛幻的超級連結，又透過寫作與成千上萬的讀者建立起抽象的群體關係。但在地方教會的服侍中，這些立場都被一一破碎。一些知識分子信主後，難以承受這一步。在長期受到虛假的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欺騙和壓榨之後，我們再也沒有力量重新進入一個真實的群體。於是我們的全部熱情，都用在了畏懼、警惕和防止群體對個體的抹煞上。因為我們錯誤的預設了「個體的完整和自足」。但上帝指著亞當說，「那人獨居不好」，這一句話，就擊碎了知識分子的自我。

余杰：這是許多基督徒知識分子信仰上的最大問題，我也經歷過這個階段。很多知識分子說，我信主可以，但我不參加教會，為什麼非要參加教會呢？一個人不也可以接近上帝嗎？

王怡：馬克思對人的本質，有一個著名的定義：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我以前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全盤反對這個定義，信主後開始有新的思考。其實這個定義受到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極大影響，其他文化中不會出現類似的定義，不會把人看作關係中的產物。從聖經看，人的本質確實存在於關係中。在舊約裡，以色列對人的觀念，有三點是非常獨特的，第一是全人的觀念，人包括了身體和靈魂，兩者都是真實並指向永遠的。第二是社群的觀念。亞當在於上帝的約中代表了所有亞當的後代，如一位神學家說，世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亞當，一個是基督，全人類都懸掛在他們的腰間。在上帝的創造和救贖中，個體從來不具有本體性的、和單獨的價值。第三，選民的觀念。上帝和他的選民的關係，是通過立約來反映的。人作為一個群體在盟約中與上帝的關係，是人之為人最根本的定義。所以馬克思的這個定義，來自兩個人類思想資源，一是猶太－基督教文明，另一個是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後者取代了上帝和人的盟約關係，將聖約關係縮減為「社會關係」，又在社會關係中，繼續縮減為「經濟關係」。

我們否定的，是馬克思的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和冷酷的唯物主義。但從聖經來看，人的的確確是「關係的總和」。包括人與上帝的關係、人與他人（鄰舍）的關係、及人與世界（萬物）的關係。摩西十誡也將一切道德律都指向這兩個層面的關係：愛神與愛人。

上帝以他的兒子基督的寶血，替代選民擔當罪的刑罰，救贖一切信靠他的人。由此恢復和重建了上帝與人類在盟約中的關係。而聖靈建立了教會，就是基督在地上的、可見的身體。就是要讓上帝的兒女活在聖徒相通、彼此相愛的社群關係中，並向著萬民傳揚福音，從而恢復和重建人與他人的關係。因此，離開了地方教會的聖徒共同體，離開一個山上之城的基督徒社區，也就離開了人與人在救恩中的、整全的關係。如果教會不是基督的身體，如果教會不是每一個基督徒的母親；那麼一個單獨的基督徒，也難以宣稱基督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為你不是上帝的獨生子，你只能是其他基督徒的弟兄姊妹。

以前，我對關係採取躲避和排斥的態度，自己也缺乏在群體中生活服侍的經驗。開始牧會了，才真實地建立起群體生活的樣式。傳道人的家庭生活與教會生活是相通的，而不是割裂的。長老不能照顧好自己的家，又如何能照顧好神的家呢？一個人在自己的家人、朋友、肢體中，如果缺乏在真實的團體生活中的委身，就不可能服事教會，推而廣之，也不能很好的擔任公共職務和社會治理。

余杰：我們常用「生命共同體」這個概念來形容教會。當我委身教會之後，深感教會確實是中國歷史與現實中從所未有過的「生命共同體」。即便在觀點和立場一致知識分子中，也根本沒有這種血肉相連的關係，校友、同學、師兄弟、師生，這些關係都很淡薄，因為知識、文化不是愛。

王怡：我稱地方教會是一個基督徒社區。傳道人的文化程度、神學背景，個人恩賜等，都不是決定性因素。最寶貴的是對福音的委身程度。這種在基督裡的關係，就是「肢體」的關係，這是保羅用的一個很美的比喻。今天教會在中國的使命，不僅是要傳揚一個「全備的福音」，不僅是要指向「個體的得救」，不只是要告訴人「上帝對你有一個奇妙的計畫」。離開了上帝對整個教會的奇妙計畫，哪來對你的奇妙計畫？地方教會必須活出一個看得見的基督徒社區，活出一個福音的生命共同體，在關係中持續的、有說服力的傳揚福音。教會有能力也有責任，向著整個中國社會，呈現出這個國家從未有過的一種群體生活的樣式。

余杰：這一點我的感受很深。中國人處於互相孤立的「原子」狀態，缺乏群體生活的經驗，也無法依賴群體組織的生態，來制衡公共權力的擴張。

王怡：我們只有自由的夢想，沒有自由的經驗。在當代中國，家庭教會是幾乎惟一的、在國家體制之外擁有豐富生命經驗的社會共同體。學者李凡說，家庭教會事實上是中國最大的NGO。我想更重要的是，教會向中國社會傳講的，並不只是一套關於得救的教義，而是一群得救的人的群體生活樣式。而這是中國社會和文化傳統中最匱乏的東西。今天，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在接觸教會之前，都沒有過令人難忘、令人滿足的團體生活的經驗。而在教會中，每個人都擁有在有血有肉的親密關係中改變自己的經驗。「有血」，是指基督的寶血。「有肉」，是指罪人的掙扎。所以這樣的經驗儘管艱難，卻始終有盼望。

余杰：中國目前仍是一個血緣社會，或者是一個稍稍擴大的熟人社會；但教會則提供一種超越性的，基於共同的信仰和價值觀的，有生命聯接的新的人際關係。

王怡：基督徒互稱「弟兄姊妹」，我對這稱呼的體會，是在服侍教會的過程中，才越發的深切。在舊約中，弟兄指的是血緣關係的家庭成員，跟中國古代相似。但在新約中，這個稱呼指向了所有跟隨、信靠耶穌基督的人，不是血緣上的同根，而是聖靈的同在。在中國古代，有異姓結義兄弟的傳統，這是一種擬制的血緣關係。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同一個天父，同一位大哥，哪來超越血緣的兄弟情誼？所以，中國文化的悲劇，就是異姓兄弟的彼此背叛。三國，水滸，直到國共，無不如此。

余杰：我記得你在為電影《投名狀》寫的影評中，便表達了這個意思。

王怡：是的。人的結義是靠不住的。因為「義」並不在雞血和牛頭中。但在教會中，我真實體會到「異姓兄弟」的關係。沒有對教會長期的委身，你儘管受洗信主，也體會不到這一點，所以有個神學家說，「單獨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疏離和遷徙的生活，改變了中國古代一個家族幾代聚居、「生於斯、長於斯」的生活方式。今天，即便是近親戚，往往也只在春節，才有一次團聚的機會。而這種團聚也往往缺乏實質性內容，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打麻將，談不了什麼關乎生命的話題，無法在心靈層面有交流，更不要說敞開自身的憂傷、軟弱和羞恥了。但這樣的生命交流，卻每天都在地方教會中發生。

福音降臨在中國的意思，就是福音降臨在親密的、共同體的生命關係中，降臨在團契和小組中。在幾個家庭之間，在互相陪伴和同行的人中，見證、目睹和分享生命被福音改變，才是這個世界上最激動人心的事。世界的一切改變都取決於此。整個世界的命運，取決於一間一間地方教會、一個一個基督徒社區的形成。上帝的祝福和審判，都要從這裡顯明。如果要在這裡列出經文，就是《以弗所書》二章十節，「為要借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也許一個單獨的基督徒，也可以有美好的個人見證，也可以向世人傳講福音。但一個基督徒若不委身教會，他就不可能向世人展現天國，展現上帝三位一體的團契。我在牧會的過程中，與弟兄姊妹、與同工之間的忍耐與磨合，是一個也痛苦也幸福的過程。

余杰：你以前是大學老師，老師的責任是「傳道，授業，解惑」。知識分子、特別是教師的工作，看上去和牧者的工作很相似。實際上，兩者差異卻甚大。對此，你是如何理解的，又是如何完成這種身分轉換的？

王怡：第一個是對寫作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我以前以為寫文章是了不起的事。聽到說有人看了我的文章，對真理有了渴慕，甚至信主了，甚至有讀者來到我們教會來聚會，我就在例行公事的把榮耀歸給主後，難免也產生驕傲的情緒。後來我才發現，其實寫文章是一件相對簡單的事。在影響一個人生命改變的所有因素中，文章只是上帝藉著撒種、甚至只是藉著翻松泥土的工具，或許占百分之五。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五才是最難的部分，就是真實的位格相交。而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撒種的不算什麼，澆灌的也不算什麼，「唯有耶和華使他生長」。但我自己會傾向於誇大寫作的作用，甚至讀者通常來講，也會誇大。他的悔改信主，其實有更多恩典，但他也可能認為，我是看了你某篇文章後信主的。

全職牧會後，我通過講道、牧養、團契、教導，和個人關係上的探訪、安慰、陪伴、輔導，付出的時間和精力遠比寫文章多了。但我發現，效果卻遠比寫文章差。寫文章只要五個小時，輔導要五十個小時，而對方的生命沒有任何改變，甚至可能還軟弱退後了。我有時感到失望和沮喪。這是傳道人的很普遍的經歷。上帝藉著這個經歷，讓我清楚地看到，牧會靠個人才華，不只是講和寫，這些本身並不能使人的生命改變。後來我開始反思，到底作家、教師跟牧者有什麼區別？作家和教師只是告訴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美，什麼是醜。但牧者呢，他不能只告訴對方A點在哪裡，B點在哪裡，還要幫助他、陪著他，從A到B去，而且還不能報帳，要自己買票。告訴別人什麼是真理，並不是最難的，一起走段路，才是最難的。如果你沒有親身走過，你不就露馬腳了嗎。你沒有經歷過十字架，你如何傳講十字架呢。牧師的意思，就是「多背一公斤」，「多走一裡路」。我講憲政主義，那多容易啊，反正黑燈瞎火的，誰也沒有走過。

余杰：信仰與社會不是割裂的，而是息息相關的。我們的信仰不是「私人化」的信仰，而是一種「大公」的信仰。

王怡：在今天的中國，建造地方教會的意義，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我們需要一間又一間公開化的、社區化的教會，在各城、各鄉建立起來。而且，地方教會的建造，對中國社會也是一個祝福。中國社會的憲政轉型，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群體關係的重建。而惟有主的教會，能夠提供一個真正有活力、有生命力的群體生活的樣式。

這就是地方教會的建造，對於中國社會轉型的不可取代的價值。這不是教會的目的，是教會的副產品。但這個副產品，最終會為一場更大、更深入的福音運動預備人心。地方教會就是一個基督徒社區，是唯一真實的人類共同體。五旬節聖靈降臨時，聖經是這樣描述信徒們的生活樣式的，「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節）。這個群體在耶路撒冷，是突然出現的一個新的社群。他們超越了這座城市以前的全部生活經驗，建造了一個公開化、社區化的堂會。其他人不是驚訝於一個人的改變，而是驚訝於一群人活出來的這種樣式。於是，許多人就開始相信他們所傳講的基督。初代教父屈梭多模解釋這段經文，有一句很美的話，稱這樣的地方教會是「天使的聯邦」。

（photo credit: 秋雨圣约教会FB粉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