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像為什麼非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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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每逢二月底,總是固定會出現某些還不成熟就直接爛掉的討論,還有某些基督徒例行大聲疾呼要拆除「蔣公銅像」,就像過年總得把「恭喜恭喜恭喜你呀」聽到耳朵長繭一樣。若不用功點搞清楚那些莫名其妙忽然流行起來的理論用語(例如最近流行的轉型正義之類的),成熟的討論永遠不會出現;不過說到底,那人的銅像到底為什麼非拆不可?

主張拆除銅像最通俗的理由,是一口咬定那人的銅像等同於威權的象徵。「銅像=威權」這樣的連結到底哪來的?動員戡亂的蔣總統,不知道曾否下令全省境內到處塑造銅像以象徵總統或國家或政權的威權?真有哪個人當真相信銅像有助威權的樹立或維繫,那是該說他天真還是落伍?況且,這麼一大堆四處矗立的銅像,多的是當年的地方仕紳、政商名流為了向執政當局效忠的表示(意思是骨子裡大家未必都這樣想),毋寧說是我們巴結奉承權威人物的實證、馬屁文化的代表,指向我們台灣文化令人難堪(?)的陰暗面。是啦,指責別人威權,遠比承認自己「西瓜偎大邊」、「柿子挑軟的吃」容易得多。

另一個主張拆除銅像的理由,是解除神話(俗稱解神)或移除典範。了解什麼是「解除神話」的人,應當都知道:拆解神話的同時就是在形塑新的神話。若這些拆銅像的主張其實是要拆解「蔣公神話」,那更應該追問的是:這些人打算塑造什麼新的神話?

至於「典範說」,則是個難以證實或證偽的說法,因為我們難以確知有多少人把蔣公當典範,以及把它當作「什麼形象」的典範,而以這樣的典範來生活到底有什麼好或不好。或許較有建設性的想法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典範人物?對基督徒來說,耶穌作為典範還不夠好嗎?為什麼還要在意別的典範?為什麼某些人不斷想要標誌特定人士為典範人物?郭董、張忠謀、馬雲、賈伯斯、比爾蓋茲、祖克伯。難道是為了讓其他人更不方便質疑他們?

坦白說,拆銅像簡單、方便,而且最是表面功夫,該被破除的是「需要/倚賴典範的心靈」(如果有的話),製造典範人物的神話,以及製造典範人物的權力機器。

到底有多少人認真看過這些銅像?這些銅像不是大量複製的,大小型態個個都不一樣,其實它們都是藝術品,而創作它們的藝術家都因政治風向(以及上文提及的「大家骨子裡並不這麼想」)而被嫌厭、埋沒。放眼看拿破崙和其他爭議不斷的政治人物的畫像,可以被各大博物館珍藏,想想我們台灣人有怎樣的藝術素養,來對待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同時,這群雕像和藝術家也用他們的遭遇,要當代藝術家學個血淋淋的教訓:你的藝術打算與特定的政治色彩走得多近?

另外一點最近也變得值得多想的是:為什麼這些主張拆銅像的人,偏還要挑明自己是基督徒?除了咸認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具有綠色的政治意識形態且脫也脫不掉之外,還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嗎?講得更精確一點,拆除銅像的權力從何而來?只因個人或少數人的好惡,可以剝奪整個社會集體記憶的痕跡嗎?社會有其陰暗面,也有可能踏了事後回看頗後悔的一步,但殷鑑可留,如何善後才是智慧的展現。

正因觸及「集體」的記憶,比起拆除,我們更需要更多對那些年台灣社會平凡小人物的想像。簡單來說,面對獨裁或威權政權,曲意逢迎者有之,起身對抗者少之,但絕大多數人可想見是不得不屈服、眼不見為淨、逆來順受、隨遇而安或平安自保為上策的,對於他們也都曾經歷過的年代,他們沒什麼可說的,因為他們的經歷「太平凡」,沒有政治操作的空間,連新聞或小說或閒嗑牙的價值都沒有,就算說出來也沒有人想理會,然而他們才是那個時代真正的見證人。(講難聽點,難不成被殺死的都是菁英,留下來忍辱負重、含辛茹苦、作育英才的都是「俗仔」?)

因此,在整理及詮釋歷史時,不論是任由受害者或當年逢迎拍馬者及其後代來主導,都是不恰當的。換言之,這最大的一群無香無臭的普通人,若指責他們都是共犯結構、牆頭草、鑽營逢源,事實上並不公允;但任憑他們想像自己都是受害的一份子,也沒有必要,無來由的受害者情結只會阻礙社會正向發展。詮釋歷史,是要幫助我們和下一代,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並培養足夠的敏銳,在任何大小團體內(包括教會與團契),都能對威權領導有所警覺。

蔣公銅像是那個威權統治時代的歷史記憶,也是我們台灣暗黑文化的明證,這些都是造就我們現今台灣人的一部分,剜除了,就不會是我們自己了。我們台灣人可以有這樣的自信:不拆銅像,沒有典範,勇敢面對自己曾有的陰暗面,好好看待值得珍惜但被錯看的美好(包括那些被平庸看待的藝術家和藝術品,以及那些平凡的生命),台灣人可以過得很好。

Photo credit: 夕木式明 / CC BY-NC-SA

2 意見

  1. 年輕時我曾經向那個銅像膜拜,我求上帝赦免我拜偶像的罪。
    史達林和海珊的銅像都被拆了,為什麼非拆不可?
    可以想像現在還有希特勒的銅像當成歷史的見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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