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像为什么非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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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每逢二月底,总是固定会出现某些还不成熟就直接烂掉的讨论,还有某些基督徒例行大声疾呼要拆除「蒋公铜像」,就像过年总得把「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听到耳朵长茧一样。若不用功点搞清楚那些莫名其妙忽然流行起来的理论用语(例如最近流行的转型正义之类的),成熟的讨论永远不会出现;不过说到底,那人的铜像到底为什么非拆不可?

主张拆除铜像最通俗的理由,是一口咬定那人的铜像等同于威权的象征。「铜像=威权」这样的连结到底哪来的?动员戡乱的蒋总统,不知道曾否下令全省境内到处塑造铜像以象征总统或国家或政权的威权?真有哪个人当真相信铜像有助威权的树立或维系,那是该说他天真还是落伍?况且,这么一大堆四处矗立的铜像,多的是当年的地方仕绅、政商名流为了向执政当局效忠的表示(意思是骨子里大家未必都这样想),毋宁说是我们巴结奉承权威人物的实证、马屁文化的代表,指向我们台湾文化令人难堪(?)的阴暗面。是啦,指责别人威权,远比承认自己「西瓜偎大边」、「柿子挑软的吃」容易得多。

另一个主张拆除铜像的理由,是解除神话(俗称解神)或移除典范。了解什么是「解除神话」的人,应当都知道:拆解神话的同时就是在形塑新的神话。若这些拆铜像的主张其实是要拆解「蒋公神话」,那更应该追问的是:这些人打算塑造什么新的神话?

至于「典范说」,则是个难以证实或证伪的说法,因为我们难以确知有多少人把蒋公当典范,以及把它当作「什么形象」的典范,而以这样的典范来生活到底有什么好或不好。或许较有建设性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典范人物?对基督徒来说,耶稣作为典范还不够好吗?为什么还要在意别的典范?为什么某些人不断想要标志特定人士为典范人物?郭董、张忠谋、马云、贾伯斯、比尔盖兹、祖克伯。难道是为了让其他人更不方便质疑他们?

坦白说,拆铜像简单、方便,而且最是表面功夫,该被破除的是「需要/倚赖典范的心灵」(如果有的话),制造典范人物的神话,以及制造典范人物的权力机器。

到底有多少人认真看过这些铜像?这些铜像不是大量复制的,大小型态个个都不一样,其实它们都是艺术品,而创作它们的艺术家都因政治风向(以及上文提及的「大家骨子里并不这么想」)而被嫌厌、埋没。放眼看拿破仑和其他争议不断的政治人物的画像,可以被各大博物馆珍藏,想想我们台湾人有怎样的艺术素养,来对待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时,这群雕像和艺术家也用他们的遭遇,要当代艺术家学个血淋淋的教训:你的艺术打算与特定的政治色彩走得多近?

另外一点最近也变得值得多想的是:为什么这些主张拆铜像的人,偏还要挑明自己是基督徒?除了咸认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具有绿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且脱也脱不掉之外,还有其他更好的理由吗?讲得更精确一点,拆除铜像的权力从何而来?只因个人或少数人的好恶,可以剥夺整个社会集体记忆的痕迹吗?社会有其阴暗面,也有可能踏了事后回看颇后悔的一步,但殷鉴可留,如何善后才是智慧的展现。

正因触及「集体」的记忆,比起拆除,我们更需要更多对那些年台湾社会平凡小人物的想像。简单来说,面对独裁或威权政权,曲意逢迎者有之,起身对抗者少之,但绝大多数人可想见是不得不屈服、眼不见为净、逆来顺受、随遇而安或平安自保为上策的,对于他们也都曾经历过的年代,他们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他们的经历「太平凡」,没有政治操作的空间,连新闻或小说或闲嗑牙的价值都没有,就算说出来也没有人想理会,然而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真正的见证人。(讲难听点,难不成被杀死的都是菁英,留下来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作育英才的都是「俗仔」?)

因此,在整理及诠释历史时,不论是任由受害者或当年逢迎拍马者及其后代来主导,都是不恰当的。换言之,这最大的一群无香无臭的普通人,若指责他们都是共犯结构、墙头草、钻营逢源,事实上并不公允;但任凭他们想像自己都是受害的一份子,也没有必要,无来由的受害者情结只会阻碍社会正向发展。诠释历史,是要帮助我们和下一代,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并培养足够的敏锐,在任何大小团体内(包括教会与团契),都能对威权领导有所警觉。

蒋公铜像是那个威权统治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我们台湾暗黑文化的明证,这些都是造就我们现今台湾人的一部分,剜除了,就不会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台湾人可以有这样的自信:不拆铜像,没有典范,勇敢面对自己曾有的阴暗面,好好看待值得珍惜但被错看的美好(包括那些被平庸看待的艺术家和艺术品,以及那些平凡的生命),台湾人可以过得很好。

Photo credit: 夕木式明 / CC BY-NC-SA

2 意见

  1. 年轻时我曾经向那个铜像膜拜,我求上帝赦免我拜偶像的罪。
    史达林和海珊的铜像都被拆了,为什么非拆不可?
    可以想像现在还有希特勒的铜像当成历史的见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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