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見證人——佔中九子被判刑後對身分的神學反思

對於佔中九子被檢控「串謀公眾妨擾」和「煽惑公眾妨擾」而被定罪和判刑，我們感到憤怒。除了因為煽惑公眾不是事實外（按李立峯教授調查，受訪者中只有6.5%響應佔中三子），從選擇檢控條例到定罪和判刑並沒有反映對公民抗命權利的肯定。查實，曾參與歷時79日的雨傘運動的我們應也應同樣要被檢控、定罪和判刑，但我們卻避過了，因為檢控者要找代表。佔中九子就這樣成為我們的代表。代表不等於他們在佔中一事上是代罪羔羊（他們說，「我不後悔」），而是我們要負的責任被他們代表了。那麼，我們可以如何承擔我們在佔中的責任？我們要成為這事的見證人。

這使我想起聖經一個片段。當耶穌被釘十字架、死了，並三天復活後，使徒就宣講耶穌復活和他的教導。聖經如此記載：

掌權的曾以死亡滅聲，並繼續以各種威嚇將耶穌的事埋藏，但耶穌復活和升天後，使徒等人成為耶穌的見證者，大膽地公開宣講他們所看見，所經歷和所相信的。某層面來說，沒有他們公開見證，耶穌的故事就很芒難傳遞。或許，我這講法會被批評將上主的工作完全倚賴人，但我們無需將上主與人對立，即上主邀請人與祂同工。使徒見證的行動向我們在佔中一案後有以下的分享。

第一，見證者要敢於面對真相。不因政治理由、不因政治結果和不因暴力威脅而扭曲真相，真相就是說出被殺死的耶穌復活了。見證真相似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因為見證者不需轉灣換角，也不需要看別人臉色。然而，在昔日的使徒時代和今日的香港和中國，見證真相和講真話卻變得很困難。最佳例子，兩星期前吳宗文和管浩鳴在一個研討會對中國政府的辯護，以致沒有廉恥地扭曲真相的做法令人另吃驚。

佔中是一場要求中國政府講真話的運動，普選就是普選，沒有經不合理篩選而又是普選一回事。所以，「我要真普選」成為佔中重要口號。佔中後，我們要求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佔中，但政府拒絕了，因它怕面對真相。在整個聆訊過程，佔中九子見證佔中真相。見證真相者不等於他們擁有真相，但見證真相者願意面對真相，並受真相審問。我們如何承擔我們在佔中的責任？我們要努力建立一個不因講真話而受罰的社會，並一個有勇氣講真話和面對真相的群體。

第二，見證者可以是路人甲、路人乙，但見證的使徒卻是參與者。更準確，他們被他們所見證的說服了。他們見證的內容不只是是客觀的內容（即第一點所講的真相），更是由參與帶來對事件的詮釋，即「神把他高舉在自己的右邊，使他作元帥，作救主。」沒有被說服的人會批評他們的見證不夠客觀，甚至認為他們被煽惑。親身的參與不等於對事件有更好的認識，但他們的經驗卻是對事件認識重要的元素。客觀不是排除個人因參與而來的主觀，而是將不同主觀呈現，恢復事件的多面向。

以佔中一事為例，只以違法和阻住人搵錢去理解它是極之單簿。這正是當下法律的限制。我們當中有很多人有幸地參與佔中，我們是這事件的見證人。我們見證在金鐘夏慤村的生活、一個充滿自主和希望的時刻。當然，我們也見證一個要拆大台時刻、一個有衝撞的時刻。我們如何承擔我們在佔中的責任？我們需要繼續以參與的見證人身分出現，不是路人甲。參與是對見證最佳的詮釋。

第三，見證者要見證是「讓人悔改，罪得赦免的福音。」見證不只是陳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發生甚麼事，更是對某種生命和某種價值的委身。「讓人悔改，罪得赦免的福音」關乎人可以不需在罪中生活，人可以從新開始。這開始始於人要敢於面對真相。大祭司可以不需害怕羅馬政府，以致他不需要警告和壓迫使徒。

同樣，中國政府可以不需害怕失去權力，以致它不需要壓迫維權者。但當權者拒絕認罪，甚至成為罪的幫凶時，它將選擇以更大的罪掩飾自己的罪。見證對罪最大的挑戰就是指出它的罪，要求它悔改。相反，佔中所見證的，就是以民主和人權呈現凡愛與和平。雖然受到不合理對待，但見證者仍忠心見證他們所相信。這是我們從佔中九子看見的。我們如何承擔我們在佔中的責任？我們要真誠委身於所見證的愛與和平。只要有人見證，虛假就絕不可能會是最後的勝利者。

見證一詞（希臘文）是殉道之意。一個因人見證真相、參與見證和見證愛與和平而被懲罰是一個荒謬社會。但這荒謬社會在耶穌時代如是，在今日社會也是如是。雖是如此，但見證人從沒有消失，因為「神賜給順從的人的聖靈也為這些事作見證。」（節32）

（Photo credit: Inmediahk / CC BY-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