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及中聯辦在先後幾次的記者會中，口徑一致，為這次反送中群眾運動定調。近乎跳針的官方聲明說的不外乎兩點，一，將示威抗爭說成是「暴動」，並抹黑背後外國金援介入，另外，發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維穩說帖。
同其時，警黑鎮暴非法使用武力鎮壓卻毫不手軟，接連數日遭遇港鐵停駛，警察又對針威者頭部射擊，導致另一人眼部中彈，甚至用左輪手槍對準記者及示威群眾，不少人以「回不去了」來形容群情激憤的程度，快閃流水式抗爭再現。
港府對街頭暴力採取「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二套標準，致使這次連經改「派糖」都無挽回支持度，非但無法取信於民，反倒激起了示威者更大的不滿，批評政府璊頇專權，進入白色恐怖，「捉錯用神，又是返回金錢萬能那一招」。
為呼應「香港之路」活動，「亂世中的基督平信徒」日前發起「鹽和光 為公義 誓同行」基督徒集會。對基督徒在參與政治抗爭，除了祈禱唱詩外，未來應該或可以採行的作法，現場不乏反省檢討的聲音。
有人主張，當上帝的十誡在內地只餘九誡，刪除不可有別神的誡命後，基督徒絕不可以作「屈神式」。有的主張，耶穌不會縱容暴政，以神學家潘霍華行刺希特勒為例，要求教會應該對侵害人權的政府採取強硬立場。
更有信徒提醒，「教牧需體認，勇武抗爭己是香港的現實」，並將「以弗所書」要基督徒穿上全副軍裝與邪惡勢力爭戰的經文，加以處境化改寫成，「拿起神所賜的full gear，用真理作保鮮紙束腰，用公義當作泳鏡遮眼、3M6200防煙面罩遮鼻，用平安的福音作輕便的運動鞋穿在腳上，拿信德作紙糊的盾牌，並戴上救恩的工地頭盔，拿起聖靈的長傘」。
「是否可以使用武力？」，「動武的合理界限為何？」，眼下成為下一階段基督教會參與抗爭必須面對的課題。
當然，社運中不乏有人是採取絕對的和平主義立場，反對一切暴力的。文化評論者嚴飛便在〈暴力為什麼會一再發生〉文中，主張「暴力的歡愉終將導致暴力的結局」，並分析群眾暴力之所以一再發生，是因為暴力與身分認同相關，參與者出於從眾和模仿心理，在劇場式表演下發生加乘的作用。而要解決暴力，他悲觀地以為，其實無法以懲戒「惡人」來達成，原因在於「在風起雲湧的運動中，只有認同並且積極參與到暴力之中，才能夠得到認可，……對於施暴者來說，暴力是施加於他人的權力，而對於被施暴者而言，暴力是可能讓自己免於暴力的途徑」。
究竟基督徒在公民抗命時是否可以使用武力或暴力，是基督教倫理的大哉問！基督教神學傳統賦予正義戰爭乃至自我防衛的倫理正當性，至今仍有很多支持者，多是根據「必要之惡」、「兩害相權取其輕」來立論的。不過，從現實面來看，有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作為前車之鑑，要想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支持，乃至介入干預，除了好運氣，非暴力抗爭其實是香港公民社會的唯一選擇。
然而，對於嚴文的主張，我們實在無法苟同。我們不清楚，為何他將警察的過當非法武力，與示威抗議者迫於無奈的自我防衛，二者混為一談。我們亦不了解，他為何認為要解決暴力無法以懲戒惡人來達成。不要忘記了，現代國家的形成，不是沒有暴力，而係將軍事及刑罰的暴力從封建領主手中奪回，加以限縮並獨攬。所以，暴力是否可以獲得某種程度的解決，端賴國家是否能取信於人地證成其合理性與合法性。不過，嚴文最大的問題還是，徹底忽略了和平研究（peace study）對於暴力的全方位探討，這連帶地使得他對和平的理解，有傾向於接受統治現況之虞。
和平研究的先驅Johan Galtung在1964年首次提出積極和平（positive peace）與消極和平（negative peace）的概念。後者是不存在暴力或戰爭，但前者卻是社會的融合。就好像沒有生病並不代表身體具有抵抗力一樣，這二者是和平的二個不同面向，並不見得總是並存。消極和平的例子如聯合國等使用或準備使用強制武力來達成停火，限武、國際公約、權力均衡等策略是常見的措施。基督教傳統中的正義戰爭論，也是這一類。積極和平則取道溝通、和平教育、國際合作、爭議調解、仲裁，及衝突管理等作法。是針對積極和平，而非消極和平，他以為，惟有透過非暴力取徑方才可以。
相應於和平的這二個面向，Galtung對暴力有了更廣泛的理解，「當人受到影響，使得其實際的身體與心理的現狀遠不及其潛在的可能」。很明顯，這裡所謂的暴力，包括了結構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在內。在他看來，關注結構暴力比起個別行為者的直接暴力來得更重要，因為個體暴力往往是源自於間接的、暴力的結構，如貧窮、飢荒、歧視、種族隔離及社會種種不正義等。
到了1980年代之後，他更將對結構的關注擴及到文化等面向，進而提出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的概念。這是指有些文化經常被用來證成或合理化直接的暴力或結構性暴力。例如，針對不同性別／種族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往往是基於文化偏見，進而到結構性地排他，最後才由衝動的個人將其付諸實踐。
Galtung對結構性暴力的想法，一來是受到甘地的非暴力抗爭的啟發。其所針對的是體制暴力，非行動者暴力，而所要促成的是積極和平，並以此作為和平的最佳防禦機轉。但另一方面，這更是有見於當時如Herman Schmid等其他學者太過聚焦在消極和平上，使得和平研究受限於「羅馬治世」（Roman Pax）的典範，常從當權者的視角出發，無形中為當權者維持既有現狀的目的來服務。
論者在討論香港反送中暴力問題時，或許可以多加借鑑。
（photo crdit: 亂世中的基督平信徒FB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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