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郑及中联办在先后几次的记者会中，口径一致，为这次反送中群众运动定调。近乎跳针的官方声明说的不外乎两点，一，将示威抗争说成是「暴动」，并抹黑背后外国金援介入，另外，发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维稳说帖。
同其时，警黑镇暴非法使用武力镇压却毫不手软，接连数日遭遇港铁停驶，警察又对针威者头部射击，导致另一人眼部中弹，甚至用左轮手枪对准记者及示威群众，不少人以「回不去了」来形容群情激愤的程度，快闪流水式抗争再现。
港府对街头暴力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二套标准，致使这次连经改「派糖」都无挽回支持度，非但无法取信于民，反倒激起了示威者更大的不满，批评政府璊顸专权，进入白色恐怖，「捉错用神，又是返回金钱万能那一招」。
为呼应「香港之路」活动，「乱世中的基督平信徒」日前发起「盐和光 为公义 誓同行」基督徒集会。对基督徒在参与政治抗争，除了祈祷唱诗外，未来应该或可以采行的作法，现场不乏反省检讨的声音。
有人主张，当上帝的十诫在内地只余九诫，删除不可有别神的诫命后，基督徒绝不可以作「屈神式」。有的主张，耶稣不会纵容暴政，以神学家潘霍华行刺希特勒为例，要求教会应该对侵害人权的政府采取强硬立场。
更有信徒提醒，「教牧需体认，勇武抗争己是香港的现实」，并将「以弗所书」要基督徒穿上全副军装与邪恶势力争战的经文，加以处境化改写成，「拿起神所赐的full gear，用真理作保鲜纸束腰，用公义当作泳镜遮眼、3M6200防烟面罩遮鼻，用平安的福音作轻便的运动鞋穿在脚上，拿信德作纸糊的盾牌，并戴上救恩的工地头盔，拿起圣灵的长伞」。
「是否可以使用武力？」，「动武的合理界限为何？」，眼下成为下一阶段基督教会参与抗争必须面对的课题。
当然，社运中不乏有人是采取绝对的和平主义立场，反对一切暴力的。文化评论者严飞便在〈暴力为什么会一再发生〉文中，主张「暴力的欢愉终将导致暴力的结局」，并分析群众暴力之所以一再发生，是因为暴力与身分认同相关，参与者出于从众和模仿心理，在剧场式表演下发生加乘的作用。而要解决暴力，他悲观地以为，其实无法以惩戒「恶人」来达成，原因在于「在风起云涌的运动中，只有认同并且积极参与到暴力之中，才能够得到认可，……对于施暴者来说，暴力是施加于他人的权力，而对于被施暴者而言，暴力是可能让自己免于暴力的途径」。
究竟基督徒在公民抗命时是否可以使用武力或暴力，是基督教伦理的大哉问！基督教神学传统赋予正义战争乃至自我防卫的伦理正当性，至今仍有很多支持者，多是根据「必要之恶」、「两害相权取其轻」来立论的。不过，从现实面来看，有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作为前车之鉴，要想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乃至介入干预，除了好运气，非暴力抗争其实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唯一选择。
然而，对于严文的主张，我们实在无法苟同。我们不清楚，为何他将警察的过当非法武力，与示威抗议者迫于无奈的自我防卫，二者混为一谈。我们亦不了解，他为何认为要解决暴力无法以惩戒恶人来达成。不要忘记了，现代国家的形成，不是没有暴力，而系将军事及刑罚的暴力从封建领主手中夺回，加以限缩并独揽。所以，暴力是否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解决，端赖国家是否能取信于人地证成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不过，严文最大的问题还是，彻底忽略了和平研究（peace study）对于暴力的全方位探讨，这连带地使得他对和平的理解，有倾向于接受统治现况之虞。
和平研究的先驱Johan Galtung在1964年首次提出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与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的概念。后者是不存在暴力或战争，但前者却是社会的融合。就好像没有生病并不代表身体具有抵抗力一样，这二者是和平的二个不同面向，并不见得总是并存。消极和平的例子如联合国等使用或准备使用强制武力来达成停火，限武、国际公约、权力均衡等策略是常见的措施。基督教传统中的正义战争论，也是这一类。积极和平则取道沟通、和平教育、国际合作、争议调解、仲裁，及冲突管理等作法。是针对积极和平，而非消极和平，他以为，惟有透过非暴力取径方才可以。
相应于和平的这二个面向，Galtung对暴力有了更广泛的理解，「当人受到影响，使得其实际的身体与心理的现状远不及其潜在的可能」。很明显，这里所谓的暴力，包括了结构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在内。在他看来，关注结构暴力比起个别行为者的直接暴力来得更重要，因为个体暴力往往是源自于间接的、暴力的结构，如贫穷、饥荒、歧视、种族隔离及社会种种不正义等。
到了1980年代之后，他更将对结构的关注扩及到文化等面向，进而提出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的概念。这是指有些文化经常被用来证成或合理化直接的暴力或结构性暴力。例如，针对不同性别／种族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往往是基于文化偏见，进而到结构性地排他，最后才由冲动的个人将其付诸实践。
Galtung对结构性暴力的想法，一来是受到甘地的非暴力抗争的启发。其所针对的是体制暴力，非行动者暴力，而所要促成的是积极和平，并以此作为和平的最佳防御机转。但另一方面，这更是有见于当时如Herman Schmid等其他学者太过聚焦在消极和平上，使得和平研究受限于「罗马治世」（Roman Pax）的典范，常从当权者的视角出发，无形中为当权者维持既有现状的目的来服务。
论者在讨论香港反送中暴力问题时，或许可以多加借鉴。
（photo crdit: 乱世中的基督平信徒FB粉丝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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