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暴力谁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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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林郑及中联办在先后几次的记者会中,口径一致,为这次反送中群众运动定调。近乎跳针的官方声明说的不外乎两点,一,将示威抗争说成是「暴动」,并抹黑背后外国金援介入,另外,发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维稳说帖。

同其时,警黑镇暴非法使用武力镇压却毫不手软,接连数日遭遇港铁停驶,警察又对针威者头部射击,导致另一人眼部中弹,甚至用左轮手枪对准记者及示威群众,不少人以「回不去了」来形容群情激愤的程度,快闪流水式抗争再现。

港府对街头暴力采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二套标准,致使这次连经改「派糖」都无挽回支持度,非但无法取信于民,反倒激起了示威者更大的不满,批评政府璊顸专权,进入白色恐怖,「捉错用神,又是返回金钱万能那一招」。

为呼应「香港之路」活动,「乱世中的基督平信徒」日前发起「盐和光 为公义 誓同行」基督徒集会。对基督徒在参与政治抗争,除了祈祷唱诗外,未来应该或可以采行的作法,现场不乏反省检讨的声音。

有人主张,当上帝的十诫在内地只余九诫,删除不可有别神的诫命后,基督徒绝不可以作「屈神式」。有的主张,耶稣不会纵容暴政,以神学家潘霍华行刺希特勒为例,要求教会应该对侵害人权的政府采取强硬立场。

更有信徒提醒,「教牧需体认,勇武抗争己是香港的现实」,并将「以弗所书」要基督徒穿上全副军装与邪恶势力争战的经文,加以处境化改写成,「拿起神所赐的full gear,用真理作保鲜纸束腰,用公义当作泳镜遮眼、3M6200防烟面罩遮鼻,用平安的福音作轻便的运动鞋穿在脚上,拿信德作纸糊的盾牌,并戴上救恩的工地头盔,拿起圣灵的长伞」。

「是否可以使用武力?」,「动武的合理界限为何?」,眼下成为下一阶段基督教会参与抗争必须面对的课题。

当然,社运中不乏有人是采取绝对的和平主义立场,反对一切暴力的。文化评论者严飞便在〈暴力为什么会一再发生〉文中,主张「暴力的欢愉终将导致暴力的结局」,并分析群众暴力之所以一再发生,是因为暴力与身分认同相关,参与者出于从众和模仿心理,在剧场式表演下发生加乘的作用。而要解决暴力,他悲观地以为,其实无法以惩戒「恶人」来达成,原因在于「在风起云涌的运动中,只有认同并且积极参与到暴力之中,才能够得到认可,……对于施暴者来说,暴力是施加于他人的权力,而对于被施暴者而言,暴力是可能让自己免于暴力的途径」。

究竟基督徒在公民抗命时是否可以使用武力或暴力,是基督教伦理的大哉问!基督教神学传统赋予正义战争乃至自我防卫的伦理正当性,至今仍有很多支持者,多是根据「必要之恶」、「两害相权取其轻」来立论的。不过,从现实面来看,有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作为前车之鉴,要想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乃至介入干预,除了好运气,非暴力抗争其实是香港公民社会的唯一选择。

然而,对于严文的主张,我们实在无法苟同。我们不清楚,为何他将警察的过当非法武力,与示威抗议者迫于无奈的自我防卫,二者混为一谈。我们亦不了解,他为何认为要解决暴力无法以惩戒恶人来达成。不要忘记了,现代国家的形成,不是没有暴力,而系将军事及刑罚的暴力从封建领主手中夺回,加以限缩并独揽。所以,暴力是否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解决,端赖国家是否能取信于人地证成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不过,严文最大的问题还是,彻底忽略了和平研究(peace study)对于暴力的全方位探讨,这连带地使得他对和平的理解,有倾向于接受统治现况之虞。

和平研究的先驱Johan Galtung在1964年首次提出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与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的概念。后者是不存在暴力或战争,但前者却是社会的融合。就好像没有生病并不代表身体具有抵抗力一样,这二者是和平的二个不同面向,并不见得总是并存。消极和平的例子如联合国等使用或准备使用强制武力来达成停火,限武、国际公约、权力均衡等策略是常见的措施。基督教传统中的正义战争论,也是这一类。积极和平则取道沟通、和平教育、国际合作、争议调解、仲裁,及冲突管理等作法。是针对积极和平,而非消极和平,他以为,惟有透过非暴力取径方才可以。

相应于和平的这二个面向,Galtung对暴力有了更广泛的理解,「当人受到影响,使得其实际的身体与心理的现状远不及其潜在的可能」。很明显,这里所谓的暴力,包括了结构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在内。在他看来,关注结构暴力比起个别行为者的直接暴力来得更重要,因为个体暴力往往是源自于间接的、暴力的结构,如贫穷、饥荒、歧视、种族隔离及社会种种不正义等。

到了1980年代之后,他更将对结构的关注扩及到文化等面向,进而提出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的概念。这是指有些文化经常被用来证成或合理化直接的暴力或结构性暴力。例如,针对不同性别/种族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往往是基于文化偏见,进而到结构性地排他,最后才由冲动的个人将其付诸实践。

Galtung对结构性暴力的想法,一来是受到甘地的非暴力抗争的启发。其所针对的是体制暴力,非行动者暴力,而所要促成的是积极和平,并以此作为和平的最佳防御机转。但另一方面,这更是有见于当时如Herman Schmid等其他学者太过聚焦在消极和平上,使得和平研究受限于「罗马治世」(Roman Pax)的典范,常从当权者的视角出发,无形中为当权者维持既有现状的目的来服务。

论者在讨论香港反送中暴力问题时,或许可以多加借鉴。

(photo crdit: 乱世中的基督平信徒FB粉丝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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