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運動導致港台兩地消費者抵制爭議的延燒。先是全港三罷時，一芳台灣水果茶的香港分店同步響應。不料，在擔憂中國消費者抗議下，代理商急忙在社群網站發聲明表態，堅決一國「兩」制，反對「暴力」罷工。消息一出，台灣網友進一步起底除一芳外多家親中手搖茶連鎖店並發起拒喝行動。
這廂怒火燎原之餘，不乏有人持反對態度，斥之為「假覺青」，「被政客操弄利用」，並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lton Friedman所舉的一支鉛筆為例，主張由於「每一個環節均是大量彼此完全不認識的人力，透過市場交易達成分工合作」，抵制行動不單在實務行動上根本不可行，甚至可能標準不一致，抵制一芳，卻不抵制太古集團，在理論上，更會成為引發戰爭的觸媒，「當市場整合得越緊密，則彼此發動歧視甚至戰爭的成本就越高！反之，當雙方完全老死不相往來時，戰爭成本最低，也最容易洗腦本國民眾抹黑對方。」
到底把消費乃至貿易轉成為政治制裁手段，不管是個別社會或國際間的集體行動，可不可行？有沒有正當性？其實，釷對經濟作為採取不合作行動，在歷史上，曾為不少相對弱勢的群體取得可觀的成果。像是1920年代初，甘地為了抗議英國殖民政策，發起拒買英國布，鼓勵生產傳統布料，10年後，他更發起「食鹽進軍」，不惜為此入獄，最後逼政府廢除《食鹽專營法》。由羅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拒絕讓座給白人事件遭逮捕所引發的1955年「全面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更開啟了之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這些還算是沒有出國門的。
對其他國家進行的抵制，社運人士可以或需要運用的社會控制技術，則需要升級。到了1983年，為抵制憲法中種族隔離議會相關規定，南非黑人行政人員集體辭職，白人政府出動軍隊鎮壓示威行動，這件事經國際傳媒報導後，美國從大學開始發起一連串抵制運動，要求學校、企業乃至政府從南非撤資，造成南非經濟重創，通貨膨脹一度高達15%。最近的全球性知名實例，則是2005年英國社會運動者所發起的全球性「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簡稱為BDS運動，旨在向以色列政府施壓，支持巴勒斯坦難民爭取平等公民權益。
不過，基督徒最記得的，應該是由南非屠圖大主教在2014年為了阻止氣候變遷，減少碳排放所發起的「種族隔離等級」的抵制運動」。屠圖投書英國衛報，主張對即將面對氣候變遷臨界線的全球社會，人人作為上帝的管家，有責任採取行動，抗拒以金錢作為成功與否的瘋狂文化，抵制一切由石化產業所資助的體育活動和大眾媒體，要求開始研發替代能源，任何相關能源企業廣告均需標示警語，發起城市「無車日」，在自己家中裝設太陽能板及熱水系統，並要求宗教團體採取立場發表聲明。
經濟抵制或制裁過去往往被當作出於利他的集體「助人行為」（helping behavior），或是具公共性的「購買投票」（purchase votes）行動，來加以研究。它可以僅是一次性手段，藉由造成行為不當的企業營收損失，來產生嚇阻作用，目的在干預個別企業或整個市場機制，促使管理階層不得不把品牌形象納入經營策略中，進而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但它也可以作為長期的或全面的政治運動的一部分，側重表達道德譴責，喚起社會意識的覺醒，進而促進體制性改革。
所以，經濟抵制不應該看成是反市場交易的，相反地，而是對市場的一種矯正。它不只有消極說「不」的一面，也有積極說「是」的另一面，藉由鼓勵替代性產品的購買，或新型態生活慣習的養成，來協助新產業的研發和市場拓展，乃至打造不同消費行為背後的公民社會的另類想像。
在全球化的時代，成功的消費者抵制行動，往往需要可信的第三方的介入，通常這是長期從事草根運動的非政府組織。這是因為看似無大台的抵制運動，仍舊必需提供經事實查核的正確資訊，擬定明確有效的集體行動訴求，進一步或協助打媒體戰，或推動政策遊說或立法。這樣方能讓個別行動者心中的「損益計算」利大於弊，願意走出來參與抵制，以取得共享的身份認同感。
同理，遭抵制的企業和國家當然也可以「下有對策」。捏造假消息，反過來抹黑貶低行動者或參與協助的第三方，是一種。再不然，淡化或合理化企業或國家的既定政策，讓人以為錯誤沒太嚴重，是可以被原諒的，抵制行動不具備手段與目的間比例正當性，是另一種。但是上述這些作法往往冒著激化抵制運動，使得抗爭進一步升級的危險。較聰明的作法是強調抵制是非理性的，會帶來不可預料的道德後果，比如:導致其他的涉利者連帶受波及。
坦白說，香港反送中運動中抵制運動的批判聲音，基本上結合了所有上述的「對策」，並且有意無意間犯了打稻草人的邏輯謬誤。論者先是把抵制運動抹黑成「假的」、「被利用的」，然後跳脫現在的香港抗爭運動的實況處境，把抵制的對象「無限上綱」至「所有」不分地區曾主張一國兩制的企業，或凡是與其從事交易的相關企業，再進一步提供片斷的經濟學理論，說明在全球化的產業鍊中，抵制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論述失據的錯誤，最明顯之處，還是在曲解「商業貿易有助和平」的說法。沒錯，經濟交易的確可以促進彼此的認識，同其時，使得發動戰爭的成本變高。但是，這樣的說法背後必須假定了市場交易具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與公平。違反公平原則的不自由交易，非但無助於促進和平，反而會助長不正義的結構壓迫或暴力，進而導致戰爭的發生。
猶有甚者，戰爭成本效益的計算，必須放在個別政經處境中去審視。如同獨裁經濟學理論（Economic theories of dictatorship）所指出的，極權政府只有軍事上非常強勢或非常弱勢的情況，才有動機去採取恰當措施促進經濟成長。另外，在寡頭式的極權政體中，統治者為了確保自己權力，有時是不惜犧牲經濟利益的。
整體來說，這場兩岸三地手搖茶抵制風波，真正出問題的，其實是無第三方介入。消費者不清楚品牌加盟店的營運模式，分不清直營店、自願加盟，及特許加盟的不同，「加盟店主其實無涉總部經營、文案和對外宣傳，卻成為抵制行動的受損對象。」而運動也無法進一步升級去要求立法規範品牌總店與加盟店之間的風險管理與契約關係，使得受波及的加盟店主得以獲得連帶的損失賠償，亦無法促進連鎖品牌管理階層可以有效改善其經營策略，例如，透過分散市場，避免直接投資，甚至以副品牌作出區隔等等。
抵制運動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便是抵制是否有盡可能減低其他弱勢涉利者所受到的不利益，或者，在無法避免其不利益的情況下，能否在倫理上證成抵制行動的必要性。在對南非的案例中，雖然聯合國在1962年便成立了「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特別委員會」，呼籲對南非進行經濟制裁。但這樣的作法，一開始並未獲得各國的支持，特別是對南非經濟有重大影響的美國和英國。一直到南非黑人自己開始全面動員，獲得國內的關鍵多數，再加上全球媒體大規模報導，「支持黑人爭取人權的長期利益，遠勝過經濟制裁所可能造成生活上的短期不利益」的訴求，獲得全球公民社會的認同，這才劇烈地翻轉了南非的局勢。
所幸，事猶未晚，倘若拒喝手搖飲的消費者，因受波及現在對總店提起集體訴訟的手搖茶加盟商家，能夠結合第三方社運力量的協助，打造並想像一個更尊重人權民主與自由的公民社會、更願意負起企業社會責任的合理市場機制，這將是對不當政治干預經濟的最佳防衛。
（Photo credit: Effie.Y.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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