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倫理學看武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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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局勢動盪。在北京當局與港府違反「一國兩制」激起民怨、港警逾越法律授權毆打、監禁乃至性侵示威群眾後,香港學生也出現以弓箭、標槍、汽油彈等武器死守校園的現象。基督教倫理學怎麼看待這個課題?

James F. Childress(1986)指出,基督徒面對邪惡與不公義可能會產生5種反應:

  1. 不抵抗;
  2. 非暴力抵抗;
  3. 針對不同對象採取不同回擊的有限暴力抵抗;
  4. 遵循比例原則的有限暴力抵抗;
  5. 無限制的暴力抵抗。

絕大多數的基督徒無法接受上述第5種反應。但歷史也證實,第1種反應其實是不負責任。希特勒掌權後,曾要求德國各教會按照納粹黨的概念曲解聖經,以合理化納粹反猶的行徑。當時絕大多數的德國教會採取「順服」的態度,這是該國教會界的一大污點。

當時德國還有一小部分的牧長,在尼默勒牧師(Rev. Martin Niemöller)的帶領下堅持不從納粹黨的國策,因而受到嚴重的迫害;在這個小團體中,潘霍華牧師(Rev. Dietrich Bonhoeffer)進一步挺身參加刺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後遭到監禁,並於盟軍抵達監獄前夕被殺。聖經究竟如何看待武力反抗?

聖經中有沒有武力反抗的教訓?首先,地上的統治者都只是一時的,真正坐著為王的是耶和華。「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但以理書2:21)John Jefferson Davis(1993)指出,當上帝乎照基甸時士師記6),以色列的合法統治權就從米甸統治者的手中轉移到基甸手中,而且上帝也要他使用武力推翻當時米甸統治者的既存秩序。

根據John Jefferson Davis的見解,在某些情況下應該允許對既有的政府採取革命性的行動,比如:持續性的威脅;殺害無辜人命;剝奪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而且,革命應該是,最後萬不得已時才可以祭出的手段。

17世紀的魯則福(Samuel Rutherford, 1600-1661)在其《法治與君權》(Lex Rex, 1644)一書中指出3個層次的抵抗:採取抗議的方式來自我防衛;盡可能逃脫;萬不得已時採取武力自我防衛。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政權都是基督徒採取武裝抗暴而建立的,包含美國獨立革命與中國的辛亥革命。宗教改革時代,路德、加爾文等大師也都曾主張武裝抗暴。事實上,新教的建立本身就是三十年戰爭的果實。武裝抗暴,是最後萬不得已的手段,但並沒有違反聖經的教導。

回到香港的現實面,政權「持續性的威脅、殺害無辜人命」,在這種狀況下,如果還要譴責人民武裝抗暴,恐怕會陷於說風涼話的假中立,反而不符合聖經的教導。

(Photo credit: Studio Incendo /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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