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後，這個搖撼天上地下的福音，竟然在某些道貌岸然的教牧手中淪為唱唱聖誕歌的藉口：彷彿只要我們仍能翻開聖經，唱唱聖誕歌，我們就履行了宣揚福音的責任。我們絲毫沒有思考耶穌基督福音那個觸及社會、政權以至「空中掌權者」的向度，也忽略了我們的福音中「願你的國降臨」的終末向度。

基督教會中熱衷於信仰中「中國因素」極可能導致「反中國因素」的出現，教會的菁英與在地協力者並不能等同於草根群眾，「後者因宗教理念、集體記憶或其他因素，對中共政權的既定觀感及態度，反倒可能掣肘菁英向政治權力靠攏的作為，甚至讓菁英喪失在地領導的正當性」。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政權都是基督徒採取武裝抗暴而建立的，包含美國獨立革命與中國的辛亥革命。宗教改革時代，路德、加爾文等大師也都曾主張武裝抗暴。事實上，新教的建立本身就是三十年戰爭的果實。武裝抗暴，是最後萬不得已的手段，但並沒有違反聖經的教導。

民眾的選擇不只是被動的抵抗，更可以主動建構並再建構對地景的理解。香港太子站外暴警驅趕不走的民眾自發的聚集，解構了這個原本象徵威權的「太子」站，不論它代表的是前英國殖民政府，或是現今實施內部殖民的中國帝國霸權。

假使基督徒一旦投身群眾政治，就立時將主耶穌的教導和榜樣拋諸腦後，視之為不切實際的空想，我們豈不是自願將福音「去政治化」？卻不曉得，耶穌在世的職事，已經在要麼順服投降、要麼勇武抗暴以外，行出了第三條非暴力抵抗的窄路。

經濟抵制不應該看成是反市場交易的，相反地，而是對市場的一種矯正。它不只有消極說「不」的一面，也有積極說「是」的另一面，藉由鼓勵替代性產品的購買，或新型態生活慣習的養成，來協助新產業的研發和市場拓展，乃至打造不同消費行為背後的公民社會的另類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