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25年的日曆撕去最後一頁，各地關於「巴克禮牧師來台宣教150週年」的紀念活動——無論是人文講座、紀念音樂會還是歷史文化走讀，也隨之畫下句點。進入2026年的初春，喧騰的慶典過後，身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認為此刻正是最合適的時機，讓我們在安靜中重新閱讀巴克禮牧師（Thomas Barclay, 1849-1935）的故事。
如果說馬偕博士是北台灣的拓荒者，那麼巴克禮牧師無疑是南台灣現代化與心靈耕耘的奠基人。1875年6月5日，年僅26歲的巴克禮抵達打狗（今高雄），隨後轉往台南府城，開啟了他長達60年「獻身給台灣」的旅程。
站在151年的開端回望，巴克禮留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一尊銅像、一個紀念教會或是一個公園的名字，而是三個穿越時空、直指當代核心的歷史主題：「知識的啟蒙」、「和平的實踐」與「在地化的認同」。
一、 知識的啟蒙：信仰與理性的雙軌並進
在19世紀末的台灣，巴克禮牧師不僅是一位宣教師，更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與科學家。他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在當時是名符其實的「學霸」。但他來到台灣，並沒有將這份學識束之高閣。
他創辦了「台南神學院」（1876年），這不僅是台灣第一所西式高等教育機構，更是當時台灣青年接觸天文、地理、化學與西方哲學的窗口。他深信，「信仰」與「理性」並不衝突，相反地，一個健全的信仰需要知識的滋養。
更具時代意義的是，他在1885年創辦了台灣第一份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今《台灣教會公報》）。這份報紙使用白話字（Pe̍h-ōe-jī）書寫，打破了漢文長久以來被士大夫階級壟斷的局面。巴克禮透過這份報刊，讓販夫走卒、婦女兒童都能閱讀、書寫，並知曉天下事。這在當時，是一場寧靜卻波瀾壯闊的「識字革命」與「民智開啟」運動。
在資訊爆炸卻假訊息泛濫的2026年，回顧巴克禮對「出版」與「教育」的堅持，提醒著今日的教會與知識份子：我們是否有責任為社會提供一種「求真」的知識？我們是否像巴克禮一樣，致力於讓知識成為解放人心、而非操弄群眾的工具？
二、 和平的實踐：1895年的暗夜行路
巴克禮生命中最為人稱道的歷史時刻，莫過於1895年的「乙未之役」。
那一年，清廷割讓台灣，日軍南下。10月，劉永福逃離台南，府城陷入無政府狀態，日軍兵臨城下，準備砲擊。城內人心惶惶，仕紳們束手無策，最後懇求宣教師出面交涉。
1895年10月20日深夜，巴克禮牧師與宋忠堅牧師（Duncan Ferguson），在19位台灣信徒的護送下，手持英國國旗與燈籠，冒險走出小南門與日軍統帥乃木希典談判。這是一場生死的賭注。他們在黑暗中行走，背後是恐懼的市民，前方是未知的槍口。最終，日軍在巴克禮牧師和平入城，台南免於屠城浩劫。
這段歷史常被傳頌為神蹟，但我更願意視其為「公共神學」的極致實踐。巴克禮展現了一種跨越國族、政治立場的「和平締造者」（Peacemaker）角色。他不是為了大清，也不是為了日本，而是為了「人」——為了無辜百姓的生命。
巴克禮在1895年的身影顯得格外巨大。在充滿仇恨與誤解的時代，誰願意做那個「走在黑暗中」的人？誰願意為了對方的益處，放下身段去溝通、去斡旋？巴克禮告訴我們，和平不是口號，而是需要冒險、需要付代價的具體行動。
三、 在地化的認同：獻給台灣的一生
巴克禮16歲寫下獻身文，承諾將自己奉獻給主。他來到台灣後，不僅學習艱澀的廈門音（台語），更致力於聖經的翻譯。他晚年耗盡心力修訂《廈門音新舊約聖經》（1933年出版），這本聖經成為後來幾代台灣基督徒的屬靈糧食，也保存了優美的台語文。
更令人動容的是他的「埋骨於此」。1935年，86歲的巴克禮在台南安息，葬於台南基督教公墓。他沒有選擇落葉歸根回英國，而是選擇成為這塊土地的一部分。他穿著漢服，吃著台灣米，說著台灣話，最終長眠於台灣土。
這種「認同」，是一種生命的「道成肉身」。他尊重本地的文化，卻又帶來更新的力量。
在2026年的今天，我們紀念巴克禮牧師，不應止於懷舊。透過巴克禮牧師的故事，看見的是一位百年前的知識份子，如何在變局中堅持真理；如何在戰火中持守人道；如何在異鄉活出愛。他的生命厚度，足以撐起我們在這個淺碟時代的空虛。巴克禮牧師留給台灣教會與社會的遺產是豐富的：他教導我們重視知識與理性，鼓勵我們成為和平的使者，並呼召我們深愛這塊土地。
當我們走過台南神學院的巴克禮故居遺跡，或許可以問問自己：下一個150年，我們會為台灣留下什麼？願那盞1895年黑暗中引領和平的燈籠，繼續在你我的心中亮著。
（Photo Credit：台南市東區區公所／巴克禮故居遺址，於台南神學院內。）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