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生活的華人中產階級,大都居住在經濟最發達、文化最多元的東西兩岸以及新興產業增長強勁的德克薩斯州。他們未必能融入主流社會,分享由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和猶太人所壟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但身為擁有高學歷的專業人士(一般都充當軟體工程師),即自我調侃的「碼農」,至少獲取較高薪水、過著富裕的中產階級生活,並為下一代提供優越的教育條件。這群華人白領,跟傑德.凡斯這種自稱「鄉巴佬」的、身處中部地帶的「另類白人」宛如生活在兩個美國,他們無法想像傑德.凡斯(J. D. Vance)在自傳《絕望者之歌》中描繪的鄉巴佬生活狀貌。只到過東西兩岸「精華地帶」的華人旅行者和留學生,更不知道還有傑德.凡斯筆下的另一個美國和另一群美國人。
以族裔和階級身分而論,傑德.凡斯自我界定說:
我雖是白人,卻屬於美國數百萬「蘇格蘭—愛爾蘭」裔的勞工階級。對於這些傢伙而言,貧窮是家族傳統,他們的祖先是南方奴隸經濟體系中的臨時工,之後成為佃農, 再成為煤礦工,近年來又成為機械技師和磨坊工人。美國人稱他們為鄉巴佬、紅脖老粗及白人垃圾,但我稱他們為鄰居、朋友及家人。
經濟和階級地位的差異,大於種族的差異。某些白人與另一些白人之間的差異, 大於某些白人與某些華人及其他人種之間的差異。就地理環境而言,這類鄉巴佬生活在大阿帕拉契山脈地帶,深受阿帕拉契亞大山谷文化的影響。這個區域很大,從南部的阿拉巴馬州一路延伸到喬治亞州,再往北直到俄亥俄州及紐約部分地區。他們長期自我封閉、自給自足,卻在二十世紀末期這場無遠弗屆的全球化浪潮中,如同滾筒洗衣機中飛舞的泡沫般身不由己、前途莫測。整個工業鏈條迅速繁榮,又更加迅速地衰敗,他們猝不及防,夢想幻滅、家庭破碎、生命斷裂。
新自由主義預言全球化帶來世界大同,但長期以來這群鄉巴佬被東西兩岸的主流社會和菁英階層遺忘、背叛、蔑視,光鮮的美國夢跟他們毫無關係。東西兩岸愈是亮麗,中南部就愈是黯淡,兩者的「反向命運」存在著草蛇灰線般的關聯性。左派牢牢掌控的媒體和頂尖學術機構,聯合封殺鄉巴佬的聲音;「政治正確」的緊箍咒,又讓他們只能「沉默是金」。歐巴馬在談起中西部小鎮上的失業人士時輕蔑地說:「那裏的工作已經流失25年了,沒有新的工作出現,這群人變得忿忿不平也不足為奇。於是他們依戀槍枝或是基督教,或者對與他們膚色不同的人感到反感,或通過反移民和反貿易的情緒,來表達他們的挫折。」這種居高臨下、帶有侮辱性的說法,似乎是說,你們的失敗都是你們自己的錯。這種說法讓美國工農大眾更加憤怒,他們於是成為川普的強烈支持者。
「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當川普在一場激烈的大選中捕捉到他們的心聲並毫不隱諱地替他們說出來時,他們的憤怒如決堤的大洪水,「驚濤拍岸,亂石穿空,捲起千堆雪」,成為一股將川普這個「非典型」政治人物推進白宮的重要力量。歐巴馬執政八年,將政治鐘擺擺到羅斯福新政以來左翼的最高點,美國的傳統價值和立國根基遭遇前所未有的侵蝕。如今,政治鐘擺猛烈往回擺動,這是不是鄉巴佬們所期盼的福音呢?
他們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受害者
傑德.凡斯的家族來自東肯塔基州的山區,是「蘇格蘭-愛爾蘭」裔的白人移民,從東岸平地來到山裏謀生,定居在此。這裏曾因伐木業及礦業發展出繁華小城,二十世紀初政府開始保護阿帕拉契山林木,加上煤礦業沒落,廣大居民失去工作機會,經濟及社區發展一蹶不振。
隨著二十世紀上半葉鋼鐵、汽車等工業興起,鄉巴佬們移居平原地區的新興工業城市,成為大型工廠中裏的工人。他們享受到城市化的榮景,擁有現代化住宅、穩定的收入、水準不錯的公立學校,美國夢似乎近在咫尺。誰也不曾料到,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美國的鋼鐵和汽車等工業顯現疲態,工廠紛紛離開美國,老闆去人力成本更低的亞洲或南美開新廠。正要蛻變為城裏人的鄉巴佬們,在地圖上連中國都找不到,卻被中國從未謀面的農民工奪去工作機會。鄉巴佬們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是全球化的犧牲品——雖然他們與普通的美國消費者一樣, 可以在沃爾瑪等超級市場買到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但他們失去了工作,也就失去了消費能力,他們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當然,這些夾在鄉巴佬和城裏人之間身分曖昧的美國勞工,境況並未糟糕到中國沿海勞動密集型工廠裏不堪壓力跳樓自殺的農民工的地步,但他們被鎖定在日漸衰敗的城市中、找不到新的工作機會、公立學校水準不斷下降、家庭破碎、暴力及毒品泛濫,由此形成惡性循環。他們的希望逐漸破滅, 被絕望所籠罩。
這就是傑德.凡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生活環境。他的母親是從山區移居城市的第二代工人子女,她原本是一位優秀高中畢業生,還被選為畢業致詞的代表,大有希望進入大學學習,卻未婚先孕、生下孩子,失去以高等教育改變命運的契機,人生軌跡直線下墜。在凡斯的成長過程中,他的母親至少換了16位男友,他至少有過五個繼父。喪失自控能力的母親,沉溺於藥物和毒品,失去醫院護理師的工作,成為被孩子照顧的對象。像凡斯母親這樣的「人生失敗者」,在其親友和鄰里之中比比皆是。外部環境的惡化和內心的崩塌,使他們無力改變命運。更可怕的是,第三代的孩子大都憤世嫉俗,認為「我再怎麼努力也沒用」,自暴自棄、自取滅亡。
東西兩岸的菁英階層對鄉巴佬群體視而不見。他們倒是享受到全球化的好處,股票扶搖直上的矽谷高科技企業、華爾街的投資者和律師、華盛頓的政客和遊說者、好萊塢的明星,這些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美國的「臉面」。殊不知,美國的「裡子」卻在潰敗和腐爛。
深入研究2016美國大選的外商資深策略顧問葉立錡撰文分析說,歐巴馬任內的政策如減碳、發展綠能以降低暖化速度,立意看似良善,但勢必降低化石燃料使用、增加營運成本甚至關閉工廠。自由貿易協定(FTA)雖有助全球化與加強與盟邦互惠,卻會伴隨「去工業化」及工廠移出,這些政策受害最深的是中西部各州的鄉村小鎮,以及在全球化下工廠大量關門的鐵鏽帶——密西根、俄亥俄、賓州等州。美國不分政黨,三位總統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都是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支持者,藍領與中產的反體制忿怨,讓川普在共和黨黨內初選階段輕鬆擊敗以體制派為主的十六位參選者。
川普是極少數體察到鄉巴佬的憤怒和痛苦的政治人物,他在總統就職演講中說: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首都的一小批人從政府獲得好處,而買單的是人民。華盛頓繁榮了,但人民卻沒有分到好處。政客發達了,但是工作流失了,工廠關閉了。既得利益集團照顧了自己,但是沒有保護我國公民。他們的勝利沒有成為你們的勝利。他們的成功沒有成為你們的成功。母親和孩子陷於市區的貧困當中,廢棄的工廠像墓碑一樣遍布全國各地,教育系統資金充足,而我們年輕可愛的學生卻無法獲得知識,犯罪、幫派和毒品奪走了太多的生命,也奪走了我們國家太多未能發揮的潛力。
川普上臺之後確實扭轉了這種「只讓東西兩岸菁英受益」的全球化趨勢,透過重新簽署與外國的貿易協定,讓更多的工廠和工作機會轉移回美國。
他們為什麼從民主黨人變成共和黨人?
凡斯靠個人奮鬥以及好運氣,擺脫了鄉巴佬的厄運。當他躋身於從常春籐名校畢業的「高等美國人」行列之時,也沾染上波士頓、紐約和矽谷的「政治正確」,他是共和黨人,2016年卻沒有投票給川普;他的那些仍在鐵鏽地帶等死的鄉親們,聽到川普的講話,熱血沸騰、心有戚戚焉,都是川普的熱切支持者——傳統的媒體不願傾聽鄉巴佬們的心聲,不會料到川普具有如此強大的民意基礎,在總統選舉中大獲全勝。
書中最發人深省的部分,是作者分析這群鄉巴佬,如何從「堅定的民主黨人」轉化成「堅定的共和黨人」,甚至因為傳統共和黨人向中間立場靠攏,轉而選擇堅持更草根、更堅持共和黨基本價值的川普。川普與希拉蕊的對決,鐵銹地帶的幾個中部州的翻盤,至為關鍵。威斯康辛、密西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等州,向來是民主黨的鐵票倉,民主黨認為工人和工會必然支持他們——希拉蕊從未去過這些地方催票。選票開出來之後,這些州全都由藍轉紅,民主黨那些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的政客悔之晚矣。
為何不到一個世代的時間,阿帕拉契山區及其南側區域會從民主黨支持者轉變為共和黨支持者?有人從種族和宗教的原因來解釋——白人和基督徒更願意投票給川普。凡斯的回答卻是:比貧富懸殊和種族差異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對鄉巴佬的忽視和蔑視,終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他們是貧窮的鄉巴佬,但持守自己的尊嚴,可以忍受貧窮,卻不能忍受政府和菁英對其尊嚴的剝奪。民主黨政府偏好於施行「幫助窮人」的福利制度,反倒點燃窮人的怒火——這套制度是在剝奪鄉巴佬所剩無幾的尊嚴。過去美國人可以不用每年花數萬美金取得大學學歷,在家鄉附近鎮上一家小公司或小工廠找份正常工作即可過活。在全球化後,美國本土製造業沒有競爭優勢,非知識工作者多數只能做沒有員工福利的兼職工作,領著微薄時薪,「這群人要繳上個月的電費都很困難,怎麼會想到綠能、全球暖化跟自由貿易」。愈來愈貴的歐巴馬健保,看著歐巴馬政府花大錢保護中美和中東難民,社會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他們當然轉而投票給川普——「鐵鏽帶」的藍領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讓工廠與工作機會移至墨西哥、世界貿易組織(WTO)導致大量中國商品進入美國等結果極度不滿,選民統統都在2016年宣洩在選票上。鐵鏽地帶的鋼鐵工人約翰告訴媒體,自己一直是民主黨支持者,但因為川普競選時對鋼鐵行業的承諾,而改投共和黨一票。
歐巴馬把自己打扮成窮人總統、平民總統,但鄉巴佬們對其極為痛恨。凡斯用充滿諷刺的筆調寫道:
歐巴馬的出現立刻引發我們最深刻的不安全感:他是個好父親,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是;他上班穿西裝,我們穿連身工作服(首先我們還得想辦法找到工作);他的妻子告訴大家不該餵小孩吃某些食物,我們恨透她這麼做——不是因為她說錯了,而是我們知道她說得沒錯。
歐巴馬推動的那些所謂進步價值,更是讓鄉巴佬們怒火中燒。鄉巴佬們舉雙手贊同川普對歐巴馬的批評:「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歡歐巴馬總統,我認為他是個很糟糕的總統——他沒經驗又自大,把我們國家給害慘了。」
如何找回美國的清教徒傳統?
凡斯價值觀的轉變,發生在十七歲那年。外婆為了讓他明白金錢來之不易,讓他假期到百貨公司兼職當收銀員。正是在收銀員這個卑微的職位上,凡斯看到了決定社會政策的菁英們在辦公室中看不到的人間百態。他發現,很多所謂的窮人,挖空心思鑽福利制度的漏洞,分批結帳,用食物券買食物,再以折扣價賣出換現金,最後用現金購買啤酒、葡萄酒和香煙等奢侈品。這整個過程都在他眼皮子底下施施然地發生, 他無權制止,也無法舉報。
凡斯的外婆苦口婆心地教育他說,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能不勞而獲,盡力不要成為領取政府福利的人。然而,在民主黨的社會政策之下,勤勞工作者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偷奸耍滑者反倒游刃有餘。凡斯舉例說明福利制度帶來的不公:「每隔兩週我會收到微薄的薪資支票,然後注意到聯邦政府會從薪資中扣掉所得稅。在此同時,一位住在附近的用藥上癮者也會以差不多的頻率來買丁骨牛排。我窮到買不起丁骨牛排,但託山姆大叔的福,我得替其他人買的丁骨牛排結帳。」他心裏非常憤怒:「我實在搞不懂,我們家辛苦度日,這種人卻可以靠福利津貼享受這些我完全沒有機會嘗試的小玩意。」凡斯得出結論:民主黨號稱代表工人,其實言行不一。
《絕望者之歌》最可貴之處在於,作者在質疑左翼世俗主義思潮的同時,也對當下美國教會做出深刻反思。凡斯指出,與一般人刻板的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區會上教堂的人比中西部、西部山區及密西根州與蒙大拿州之間的人還要少。「在我出生的俄亥俄州南部,辛辛那堤和代頓這樣的大都會區其實很少有人上教堂,比例大概跟極度自由開放的舊金山差不多。」但在接受民調時,基於對傳統的尊重,大家都說謊,聲稱每個禮拜日都去教堂,因而造成「聖經帶」信仰穩固且繁榮之假象。實際上,在鐵銹地帶,宗教機構雖然幫助許多人維持穩定的生活,但面對製造業衰敗、失業率高企和濫用藥物等嚴重問題,教堂已然無能為力,信徒大量流失。
如果該地區的信仰真的穩固而鮮活,凡斯的外公怎麼會酗酒並死在外面?凡斯的母親怎麼會一次次婚姻破裂並染上毒癮?遺憾的是,教會的神學和講道刻意迴避信徒的現實困境。凡斯的外婆是虔誠的基督徒,卻極少去教堂做禮拜,她發現教堂裏的牧師在講臺上「耍蛇」——這不是一個比喻,極端靈恩派教會確實如此,他們像雜技團的藝人那樣耍蛇,似乎表明其擁有舊約時代先知摩西的能力。凡斯的外婆是鄉巴佬之一員,從未受過高等教育,不具備強大的理性精神,她憑藉長年在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常識,對極端靈恩派的作法不屑一顧。確實,無論牧師耍蛇的本事有多高,只能讓人拍案驚奇,但無法帶來廣大信徒信仰的復興。近半個世紀以來,在新教各宗派中,美國靈恩派教會信徒數量的增長最快,但並未帶來從政府政策到家庭婚姻的整體性的翻轉。
在高中時,凡斯跟生父短暫相處了一段時間。他的生父常去教堂,也帶他一起去,打下他的信仰根基。在敏感多思的青少年時代,凡斯觀察到教會的種種情形,不能讓人點頭稱善。很多基督徒的言行不具基督徒精神,整天如驚弓之鳥,憂心忡忡、患得患失——擔心世俗資訊洗腦年輕人、擔心藝術裝置污辱信仰、擔心菁英迫害讓世界成為恐怖而陌生的國度。牧師在講臺上攻擊同性戀將導致世界末日、地球毀滅,卻很少宣講基督徒應有的美德,「我所學到的基督徒的道德觀,反而呈現在消極反對他們不接受的主張,譬如同性戀議題、進化論、柯林頓的自由主義或者婚外性行為。」 這種視野和思想被狹窄化的、處於防禦狀態的基督信仰,喪失了基督信仰的精髓。
今天,無論美國教會還是美國社會,都應謙卑地追尋建國之初的清教徒傳統,從中發掘醫治「美國病」的藥方。歷史學者霍爾在《改革中的人民:清教與新英格蘭公共生活的轉型》一書中指出:
我們是否正確理解了清教徒為什麼如此重要?一個簡單的答案是:它很重要,是因為我們的公民社會和他們的公共生活一樣,有賴於把權力的使用和公益的道德聯繫起來。在我們這個社會,自由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人們過於關注權利而忽視了對整個社會的義務和責任。權力被濫用、公益缺乏的現象隨處可見。正確理解清教徒不會改變我們在感恩節吃什麼,但是可能會改變我們感恩的對象和內容,可能改變我們想像更好的美國的方式。
作者:余杰
本文出自:《川普向右,習近平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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