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欧洲右派势力的崛起-1

近年来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出现了右派势力崛起的趋势。以欧洲而言，造成右派势力崛起的环境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近5年来自于南亚、中东和北非的难民潮，另一个是极端伊斯兰组织于欧洲大城市所发动的恐怖攻击。

难民恐攻成崛起温床

以南亚、中东和北非难民潮而言，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始于2010年底、遍及北非和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民主化运动，并没有成功在这些地方建立稳定民主政权（目前仅突尼西亚成功）。相反地，许多国家陷入长达数年的内战。

截至2016年初，可被列入「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之列的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叶门。根据「欧洲统计」（Eurostat）网站资料显示，申请前往欧洲的难民中，叙利亚、阿富汗及伊拉克就囊括了前三名，可见内部动乱造成难民人口大量逃出这些国家。

其次，极端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2014年起占据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广大领土，并利用网路进行全球宣传和招募人才，成功在许多西方国家发动多起恐怖攻击，令人震惊的2015年巴黎恐怖攻击和2016年布鲁塞尔恐怖攻击都是其中一环。

由于右派的主要政治语言是「秩序」、「安全」、「我们」或「国家」等概念，因此，当政治情势出现「失序」、「混乱」、「他者」或「外敌」的时候，右派极端势力的温床便应运而生。就此而论，欧洲社会这几年急遽增加的大规模难民潮，以及极端伊斯兰组织恐怖攻击，便给了右派势力倡导其政治语言的机会。

欧洲右派多声势上扬

右派势力的政治运动和政党在欧洲都有声势上扬的趋势。移入欧洲的难民在2015年超过130万，难民数前六名国家包括：德国、瑞典、义大利、法国、匈牙利及奥地利。2015年上半年，当德国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敞开德国的大门迎接最大规模的中东难民之际，德国社会却也兴起一股右派势力来反对这项政策。

▲梅克尔迎接难民，却对德国社会带来压力，使右派势力崛起。

主要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atriotische Europä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这个2014年出现于德东城市德勒斯登的政治运动主张，由于伊斯兰文化总是拒绝融入欧洲文化，使得伊斯兰文化严重威胁了欧洲文化的存续。因此，该运动主张应该拒绝和管制穆斯林难民移入欧洲。

另一个是政党「德国的选项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原本该政党只是反对欧元和对欧债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然而在难民潮和恐怖攻击事件后，该政党决定采取反对伊斯兰的政策方针，主张伊斯兰「不是德国的一部份」。

不只德国出现右派政治运动，许多欧洲国家右派政党近几年得票也日益增加。这些右派政党的共同特色是：反对移民、怀疑欧盟整合。根据BBC的报导，以这些国家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的得票率而言：

排外大旗限公民权利

由于这些右派政党对于外来移民和难民的政策诉求都是加强管制，甚至有些政党高举排外的大旗。可以看出，欧洲社会对于秩序和安全的渴望，已经逐渐压过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人对于人权和人道的诉求。

其次，右派势力的崛起也具体呈现在许多欧洲国家对于限缩公民权利的立法和政策上。面对恐怖攻击，欧洲各国近年都制订了反恐相关法案。法国自2015年11月的恐攻事件后进入紧急状态，国民议会随后于2016年初立法强化执法部门限制公民自由的权力。

匈牙利政府也授予安全部门更多监控人民的法律工具，例如有权对手机通话进行录音、解密手机资料，以及进入个人银行帐户。较少受到威胁的波兰，也在右派执政党「法律正义党」（Law and Justice）的主导下，准备制订限缩波兰公民自由、以及可以立即驱逐外国人和关闭边境的反恐法案。

尽管二战后，欧洲国家基于追求和平与人权的信念而成立并扩展欧盟，并努力将人权与人道救援的理念推展到其周边地区。理想上，欧盟应该尽可能接纳邻近地区的难民和移民。然而实际上，一旦各国内部可能因为外来者而失去就业机会和生活品质时，势必出现紧缩难民和移民政策的政治诉求；甚至把该国当前出现的问题归咎于这些外来者，因而出现排外情绪。排外情绪透过右派政党取得足够的议会席次后，便将这些情绪和价值化为法律和政策。

岛屿台湾与周边事态

台湾对于欧洲社会的这种气氛，感受似乎不强烈。主要理由是作为一个岛屿国家，台湾不容易出现大规模难民涌入的现象；此外，恐怖主义的攻击，主要针对西方国家，在台湾难以感受这股威胁。既然如此，欧洲右派势力的崛起，能够提供我们什么样的反思呢？

首先，右派势力常将社会的混乱和失序归咎于单一因素，而不思考如何更理性、全面地检讨社会制度的弊病。近年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面对每年一次的随机杀人事件，掀起群众对乱世用重典的依赖，认为问题出在台湾是否该执行死刑的问题。

其实，死刑存废可以让社会大众深入讨论再决定。然而，杀人犯的问题应该思考更根本的社会安全和教育制度问题，而非简单丢给国家以死刑解决；后者正是右派思维中，「相信透过国家权威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信念所致。

其次，台湾周边国家的右派近年来逐渐盛行，日本国内在这几年争论不休的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是否该修正的问题，即反映了战后日本右派思维的再度昂扬。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他对公民自由的压制有增无减。除了这几年抓捕了数百名维权律师之外，言论自由的管控，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紧缩程度（如香港铜锣湾书商的「被消失」事件）。

▲艺术家黄国才用綑绑方法象征被绑架，用「人质平安」字条讽刺铜锣湾书店的李波多次家书报平安，后面七个香港警员袖手旁观。（photo by Kacey Wong）

此外，中国近年制订的反恐法案，也是以反恐之名，行压制公民自由之实。最明显的就是用来打压新疆维吾尔族。中国政府的这些举动，都显示中国领导人以极右派的统治权威思维治理国家，丝毫不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关于公民权利的相关条款。

※2016/06/17更新：反思欧洲右派势力的崛起-2

作者简介／廖斌洲

台湾大学政治所博士候选人，主要关注的议题为近代民主思想、当代中国民权运动；额外的兴趣为政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