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主社会中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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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台湾指标民调」所进行的长期调查,蔡英文政府上任至今,满意度持续下降、不满意度持续上升。无论是蔡英文总统或阁揆林全本身,不满意度都已经高于满意度。

若深究蔡英文政府的执政危机原因,其中有很大成分是由于台湾宪政体制本身的问题:一个有民意基础的总统,在宪法上却无实质主持内阁会议的权力,再加上一个权力来自于总统的阁揆,却能够实际主导内阁施政。

执政的危机:宪政的问题,也是自我定位的问题

1997年的第四次修宪所造成的当前宪政体制,带来的重大影响在于:台湾从第二任民选总统以来,几乎每一任总统在就任初期都试图尊重阁揆的宪政权力;然而,在这几任总统就任数个月后即开始面临民意要求实践竞选承诺的压力,于是,在实际运作上,总统就必须透过「宪政外的机制」来行使自己的实际权力。

这个「宪政外的机制」,就是由执政党、行政院和总统府三方面的协调机制。蔡英文总统如今也无法回避这个潜在定律,宣布于10月3日开始,每周召开一次「执政决策协调会议」,以便有效影响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决策。她同时也以执政党主席的身分,要求执政党立法院党团配合相关决策。

这个机制形成后的第一声枪响,便是10月5日在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由民进党召委陈莹于极短时间内通过的《劳基法》关于「一例一休」的相关条文。此举引来许多劳工团体代表的强烈批判,认为蔡英文政府这项决策是朝资方靠拢,无视于广大的劳工阶级在选前给予蔡英文高度的支持。

台湾自从民主化以来,并未走上许多欧洲国家因为劳工议题以及环境和移民等新社会议题而出现的左右派分化的政党竞争格局。近年来,由于台湾的公民意识抬头,执政的国民党无法有效回应这些新的诉求,使得民进党有机会接受这波新兴公民运动以及网路媒体发达下的优势,在竞选诉求中,几乎接受近年来许多公民团体关于深化民主、强化人权保障的诉求。

从选举的结果和历次民调的统计数据来看,蔡英文和民进党在今年的总统和国会取得大胜的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大部分民众希望台湾的政治能有结构性的改革。然而,新政府成立至今,较受到批判之处也正在于执政团队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回应改革的诉求:从人事的任用,到许多施政的方向,两年前公民运动期间检讨修宪的声音更是早已不见台面上的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蔡政府的执政危机,其根源除了宪政体制上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层面是这个执政团队自我定位的问题:到底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哪一群人?每个执政党都会说他代表所有人民。然而,照顾所有人民的政府并不意味着在重大决策上试图各方讨好、在实际上却一无进展的政府。

一个代表所有人民的政府,在施政上必定也有轻重缓急之分。照顾劳动权益,势必得强势要求企业主做很大程度的妥协;为了防止企业主出走,拜托劳动者相忍为国也可能是必要的。重点就在于,执政党将自己的施政定位在意识型态光谱的哪一个位置?他们到底想要代表谁?

一个犹疑不定的政府,比较可议之处就在于:自诩为照顾劳工的政党,却重蹈自己以前所批判的政策。蔡政府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比较晚近一点的正是法国的欧兰德(François Hollande)总统推动劳动法案修正,增加标准工时以及允许企业主更灵活任用员工,此举引发法国的罢工潮以及执政的欧兰德总统的低靡支持度。

先知的声音:公义的讯息

在犹太—基督教的信仰文化传统当中,上帝也总是在世上寻找「代言人」,这个代言人就是「先知」。先知是能够听见上帝声音,并将这些讯息以各种形式传达给百姓的人。从出希伯来民族形成前的摩西,到即将立王的撒母耳,再到王国分裂时期的以赛亚、耶利米等人。

先知代表上帝对百姓讲话,常常是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特殊身分(上帝拣选他们),不要崇拜假的神(塑造金牛犊来拜)。在许多对于这个信仰文化较不理解的非信徒眼里,这些圣经当中的讯息呈现出的一幅图像似乎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上帝,对于他所拣选的人民要求绝对服从,对于不同的民族则抱持敌对的态度。(具体的表现是:在摩西要求埃及法老王让希伯来百姓自由的那一段记载中,上帝对于夺取埃及人的生命毫不手软。)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旧约圣经,自然会陷入狭隘的希伯来民族中心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旧约圣经的经文以更为「处境化」的方式来阅读,则可以看到更为普世性的意涵。「公义」就是其中一项核心信息。

「阿摩司书」算是先知书当中最强调「公义」这个概念是否有被落实到当时社会的一个经卷,其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文字是:「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章24节)若探究当时的背景,则可以了解到,当时北国以色列是由耶罗波安二世(主前793~753年)统治,是王国分裂时期中,北国相对较为强盛和繁荣的时期。

然而,政治上的兴盛却导致该国人民的自满,以致于在宗教和道德上都堕落。具体现象至少有:「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上层阶级妇女欺压下层妇女)「你们践踏贫民,向他们勒索麦子。」(有钱人压榨贫民)「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枉穷乏人。」(贪污腐败)作为先知的阿摩司早在以色列王国兴盛的时候看到败坏的因子:不公义。因此,他对于以色列最后必将灭亡的预言也在数十年后,以色列王国亡于亚述帝国而得到实现。

在当代社会的情境当中,如果要说特定个人或特定团体是「先知」未免太为沈重,也不符合人性的堕落倾向以及民主体制。然而,如果我们将「先知」这个角色的当代面貌视为民主社会的一种「防弊机制」,则其面貌较可被接受。如果从旧约先知书当中寻找出像「公义」这类的人类社会原则,那么,那看见社会中的不公义,进而站出来为这些现象发出不平之鸣的个人或团体,可称为「当代先知」。

在民主社会,没有人可以永远自称为先知而不受检验或批评。谁以公义的原则说话,谁就是先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是使一个民主体制更加完善的必要条件。因为在有活力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社会本身是防止掌权者和社会堕落腐败的角色;在有活力的公民社会里,人人都可以发出先知的声音,但却没有人可以垄断先知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掌权者永远都只能虚心接受先知的批评。

(封面图片来源:Juan de Borgoña, 1535;旧约先知阿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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