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神學理由比神學理由更有理由：論香港基督教與政府

「寸土必爭」的背後

自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公佈如何產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委員的方法後，有些信徒因而很雀躍，積極爭取提名，希望中籤，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委員。他們相信基督教界別10席對香港行政長官的提名和選舉結果（選舉委員會由1200人組成）有重要影響。

基督教界別10席也吸引戴耀廷的「雷動聲吶」注意。它特別組織基督教選委抽籤計劃，其目的是：1.希望提名民主派基督徒參與抽籤；2.希望為這些人找到足夠提名人數。

在「寸土必爭」的理念下，有些信徒不再執著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對基督教界別委員的做法是否合乎信仰，也不理會為基督教界別委員的安排是否關乎特權，反而視教會為社會組織之一，認為有權不用和有票不取是助紂為虐，不負責任；積極參與基督教界別委員抽籤是公義行動。

使命公民運動發起人之一的陸鳳萍說，「我認為這時候不應沉默……我參與（指基督教界別委員抽籤）不代表我不道德。我出來參與，也有其道德的一面。若梁振英或另一Evil當選，我們是否不發聲？」 從公民角度來看，陸的言論沒有甚麼要討論，但當她認為反對基督教界別委員的安排就是沉默，積極參與基督教界別委員的安排就是發聲時，她只不過是美化其選擇、醜化那些反對者。

事實上，我們不須要透過積極參與基督教界別委員抽籤才可以發生。反諷、反對基督教界別委員的安排才是發聲呢！因為它向只有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說不。說到底，重點不是那個行動才算是沉默還是發聲，而是陸對發聲早已界定。當她個人政治決定（現任特首梁振英不獲連任）成為合理化基督教界別委員的安排時，她所講的教會是她的教會，不是基督的教會。（本文對陸的言論之評論並非針對其個人，只是陸的言論在教會裡較為普遍。）

權力的誘惑與詭計

為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不願意放棄基督教在選舉行政長官一事上的特權？於我來說，如何產生基督教界別10席不是重要課題，而最重要課題是基督教要配合政治制度，不要令政府尷尬。所以，政府擔心的不是陸所言的發聲（因為行政長官選舉這齣戲須要像陸一樣的積極者），反而政府擔心陸不認同的沉默（因為行政長官選舉這齣戲做不下去了）。另一方面，為何有信徒如此熱衷參與抽籤？排除由政治權利帶來可能的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利益外，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

第一， 生活世界從不是自主，而是按著文化密碼系統（cultural code）來安排。這些文化密碼系統本身是控制性。它安置好和扣連好生活世界中不同事，而人們是不自覺地，甚至很投入地按此生活和選擇。漸漸地，人們失去對另類想像的可能，甚至認為在文化密碼系統以外的選擇是次越軌和錯誤。

當我們以為社會運動者應該更有意識和勇氣挑戰當下主導的文化密碼系統時，他們也不自覺製造另一文化密碼系統排列生活世界。例如，當參與選舉已被視為最有效影響政府的途徑時，參與特首選舉的基督教界別委員就自然是一項積極和有意義的行動。又當選舉已被賦予這更高價值時，教會的獨特性也要讓路，而反對基督教界別委員的安排就被視為對不義沉默和不負責任。

第二， 權力以誘惑、挑戰和詭計叫我們相信它的實效，即有了權力，我們就可以改變社會。至於如何獲取權力？按第一點，有權投票就是獲取權力的途徑。所以，每次選舉，我們都會說，投下你神聖的一票。選票當然重要，但改變社會不是選票式民主，而是參與式民主。

在權力誘惑、挑戰和詭計下，信徒漸漸相信基督教界別10席可以帶來社會改變。奇怪的是，為何他們對八三一方案有關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安排沒有同樣的樂觀呢！權力的誘惑，是它成功令人們相信它的實效性，但這只是詭計，因為有權力從沒有想過分享其權力。

第三， 按鄂蘭（Hannah Arendt）理解，私人領域主要滿足生存所需，而公共領域是人們進行討論和協商共善的事。然而，今日私人和公共面對的課題，不是公共領域不見了或私人領域膨脹了，而是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一同被社會化。鄂蘭認為社會領域特徵是以功利、實用和效率代替公共領域的共存的共同性世界。

教會是一個甚麼樣的領域？神學上，教會是公共的，因為教會是一個可見的聖禮，並見證上主國要彰顯的萬物眾生之合一。奇怪的是，有信徒認為信徒積極爭取基督教界別10席是將教會帶回公共；反諷的，他們卻以功利、實用和效率將教會的公共社會化。

雨傘運動對教會影響之一是「寸土必爭」成為基督教倫理原則。「寸土必爭」之可以確立，因為權力以誘惑、挑戰和詭計叫我們相信它的實效。當下有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別委員之安排的討論就是在這背景下討論，即以一個不是神學理由的神學討論。

（封面相片來源：Wing1990hk / CC BY 3.0；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