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与信徒皆祭司

在张贴于威登堡诸圣堂的《九十五条论纲》中，路德没有提及信徒皆祭司。他主要针对当时罗马教廷对大赦（indulgence）的做法，非针对教宗及其代表的圣统制。虽然《九十五条论纲》中有批评主教和神父，但其重点是他们滥权，非基于信徒皆祭司的神学。

相反，《九十五条论纲》第七条要求信徒顺服神父（「上主为人赦罪，还要同时使他凡事谦恭，顺服于他的代表－神父」）。要到1520年，路德才开始强调信徒皆祭司。原因之一，于1519年，路德跟罗马教廷神学家约翰艾克（John Eck）在莱比锡（Leipzig）辩论。

事后，路德被劝谏以和解方式回应，但他拒绝了，因为路德认为他不能听从教宗而否认上主的道。于1520年8月，路德出版《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贵族书，论基督教社会的改革》挑战罗马教廷，指出其权力源于三层城墙，令教会无法改革 （同期的著作有《教会被掳于巴比伦》（1520年10月）和《论基督徒自由》（1520年11月）。

第一，当他们受俗世权力所迫的时候，他们就制定了教谕，说俗世权力不能管辖他们，反而宗教的权力是超乎俗世权力之上。第二，若有人根据圣经谴责他们，他们就加以反驳，说圣经的解释，除教宗以外不属于任何人。第三，若有人提议召开教会会议，他们就用胡言回答说，除教宗以外，没有人能召集会议。

耍挑战这三层城墙，路德分别建立信徒皆祭司、唯独圣经和两个国度等神学论述回应之。

就著第一层城墙建立的属灵阶级和属世阶级之别，路德严厉批评这种阶级划分是谎言和虚伪，这是教宗、主教和神父等创作出来的。他说，

所有基督徒都是真属灵阶级，他们没有阶级分别，只有职责（office）之别。保罗于哥林多前书12章12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但每一成员有其工作，借此服务他者。因为我们有同一洗礼、同一福音、同一信心和我们同样都是基督徒。洗礼、福音和信心使我们成为属灵的和基督徒。

如圣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说，藉洗礼，我们被祝圣为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主的子民。」启示录五10说，「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上主。」

圣职人士与信徒的分别只在于职责，非本体之别。路德解释，教宗或主教的祝圣不会使人成为神父。像皇帝有十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是平等继承的。当选出其中一位作管治时，其他儿子不会因此而不是皇帝的儿子，他们都拥有平等权力。同样，神父是受群体邀请的结果，非只由个人内在秘密的呼召而来。承担牧养职责是要成为其他人的仆人，但这与其独有身份和地位无关。然而，若要确立信徒皆祭司的论述，路德认为要从罗马教廷取回圣经的唯独解释权。否则，信徒仍会听从罗马教廷教导，而改革之路无法发生。

路德先批评教宗对圣经的错误教导（例如，大赦），继而指出教宗不可能没有错误理解圣经。他说，「我信一圣基督教会」，不是「我信罗马教宗。」马丁路德问，若教宗犯错，谁能帮助教会和社会呢？

若我们都是祭司，如上面所说，我们同有一信心、一个福音、一个圣礼，为何我们没有权力去测试和判断信仰中甚么是对和错呢？如林前二15，「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哥林多后书4章13节，「但我们既然有从同一位灵而来的信心。」

这一切和很多经文应使我们有勇气和自由，如保罗说，我们自由的灵不应被教宗的虚伪吓怕，反而我们应该有勇气，按着我们的信心对圣经的解释，测试他们所做的或他们没有做的，并要求他们不要追随他们自己的解释，而是那更好的解释。

虽然路德鼓励信徒要有信心读圣经，但他不接受基进改革者（radicals）和唯灵论者（spiritualists）等对圣经的解读。他认为圣经解读需要受训的，不是读者随意地解读。他提出解读圣经需要注释，而这注释的基础是基督，即圣经的中心是指向基督、带出对基督的信心，并将基督带向我们和将我们带向基督。

他说，「若圣经被引用来反对基督时，我们应该以基督反对圣经。」这是路德阅读圣经的原则，而这原则有助唯独圣经免陷入狭义圣经主义或将圣经分割于作为耶稣门徒的呼召。换句话说，唯独圣经要在唯独基督下来理解，即上主恩典、宽恕和基督十字架下。按路德想法，当第一和第二层城墙倒下时，第三层城墙也会随之倒下，因为教宗已没有理据足以维护第三层城墙了。

信徒皆祭司不是路德建立的，这从来就是圣经观点，但这是被隐藏的观点。早于在第二次西维尔议会（Seville，619），教会已利用申命记22章10节，「不可并用牛和驴来耕地」，合理化圣职与信徒的分别。在「唯独圣经」下，路德不但成功重构信徒皆祭司的圣经基础，更从中体验「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和「唯独信心」。简单来说，信徒皆祭司是上主给祂儿女的恩典、基督是唯一中保和祭司的典范、信徒倚著信心承担祭司之职。除了神学考虑外，信徒皆祭司的神学有其重要社会意涵。

用现代理念来说，信徒皆祭司是民主化的觉醒教育，即让被剥夺权利的信徒认识他们是上主儿女，不次等于圣职人士。更重要，圣职是信徒群体授权，不可能凌驾于信徒群体。此外，信徒应要自己学会读圣经，忠于圣经教导，承担维护教会的责任，不假手于圣职人士。从此看来，信徒皆祭司的神学是一个从被主体到主体的过程，但这不是一种权力转移，否则，信徒又将成为另一特殊阶层。

路德很清楚说明，耶稣基督是信徒作祭司的典范，即为他者。信徒皆祭司的神学打破圣俗二分，但其目的不是要推倒整个罗马教廷及其圣统制，而是要求圣职人士应忠于他们的职份，非滥用之。然而，要推动教会改革不可能只倚靠一般信徒的觉醒。不但因为路德的德文新约圣经要到1522年才出现（德文旧约圣经则要到1534年），更因为培训有能力解释圣经者需要时间。

此外，因路德仍某程度延续中古时期对教会与地上政府的看法，这解释为何他的《致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贵族书，论基督教社会的改革》是给德意志的基督徒皇帝、诸侯王、贵族、市议员等，并呼吁他们应该发挥其信徒角色，借此推倒罗马教廷的第三层城墙，即质疑为何只有教宗才有权利召开教会议会。明显地，路德利用德意志基督徒贵族的政治权力推动教会改革；同样，他们也利用路德摆脱神圣罗马帝国对他们指指点点。那么，信徒皆祭司是政治论述还是神学论述呢？

第一，若罗马教廷不是如此封闭和顽固，路德可能不会发展出信徒皆祭司的神学。我们可以说，对权力问题的关注帮助马丁路德有不同视野准确阅读圣经和掌握基督教信仰。这不只是神学的社会处境，更是神学的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第二，虽然路德对信徒皆祭司的神学可能是一个很政治性考量，但这不代表神学被利用了，反而神学从来就有社会重要性。

第三，因路德的关注是要挑战罗马教廷的权威，以致信徒皆祭司的神学只集中圣俗二分这单一议题上，未能全面发挥信徒皆祭司对信仰的挑战，反而可能因其单一而导致矫枉过正的可能，例如，对修道誓愿持负面看法。

第四，虽然信徒皆祭司是一个基督教理念，但它是面向公共。可惜的是，路德对其身处的社会制度（包括罗马教廷和诸侯王）持相对地保守态度（路德算是君主主义者），并因他倚赖德意志民族基督徒贵族的支持，令他在农民抗争一事（1524-25）上，没有反映出他倡议的信徒皆祭司的公共性和他对抗罗马教廷时表达的勇气。

（封面相片来源：Wiki；威登堡诸圣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