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西方歷史過程中,教會和許多教堂首次存在於國家之外。上帝和凱撒、教會與國家、精神權威及世俗權威在西方文化中已成為主流的雙元格局(dualism)。……在伊斯蘭世界,上帝就是凱撒;在中國和日本,凱撒就是上帝;在正教會世界,上帝是凱撒身邊的小媳婦。」(註1)
已故美國知名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在其著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當中,將世界幾個主要文明區域的政教關係作出如上的「模式化」描述。儘管杭廷頓的這些宣稱,有過度簡化之嫌,後來也曾引起許多爭辯,但其核心命題卻值得我們思考。
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在當代俄國政教關係的脈絡當中,「上帝是凱撒身邊的小媳婦」嗎?關於這個問題,從近日俄羅斯最高法院判決耶和華見證人違法的例子,應可見微知著。
耶和華見證人被禁:宗教少數團體被禁的首部曲
今年4月20日,俄羅斯最高法院作出一個關係到宗教自由的判決:由於宗教團體「耶和華見證人」違反俄羅斯法律,因此,其在聖彼得堡的總部及其在全俄羅斯境內的近400座教堂必須被查封和沒收,信徒也不能進行宗教活動。
(俄國最高法院判決指出,「耶和華見證人」違反俄國法律,應予禁止。)
根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在判決公布的前幾個月,耶和華見證人已被俄國官方貼上「極端主義」的標籤。基於這項官方立場,俄國司法部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控訴該宗教組織「威脅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俄國司法部並找來該組織過去的信徒,指控耶和華見證人的教會領袖「全面控制他們的私人生活、教育和工作」。
由於時常批評其他基督教團體,再加上核心教義上的差異,使得耶和華見證人不被大部分的基督教派承認是基督教的一個「教派」(denomination),甚至被認定是「異端」。然而,該團體在俄國被禁,卻值得基督徒和關心人權的人注意。主要原因在於,耶和華見證人在俄國被禁,可能只是俄國境內少數宗教群體被禁的開端而已,其他來自所謂「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團體的傳教活動極有可能在未來受到俄國官方類似的限制或禁止。
其中的關鍵在於,俄國國會於2016年修訂了「亞羅瓦雅法案」(Yarovaya Act)。該修正法案主要是針對俄國反恐怖主義而修訂,內容除了擴張了執法機構以反恐和公共安全的名義,對人民的通訊進行監控之外,也強化了對於宗教少數群體的管制,任何不符合俄國官方認可的宗教少數團體(包括耶和華見證人和基督教福音派)的傳教活動都受到高度限制。
政府當然可以立法對於宗教團體進行規範,但俄國政府利用反恐的名義禁止耶和華見證人的作為,不僅不符合國際人權對於公民自由的標準,其取締該組織的理由更是令人高度質疑。最令人懷疑的地方在於:耶和華見證人是否真如俄國官方所宣稱的「威脅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事實上,耶和華見證人在教義上的特點是:和平主義,其信徒被要求不准服兵役。正因為該團體要求信徒不參與政治和軍事行動,尤其是拒服兵役,使得其信徒在二次大戰期間在許多國家(美國、加拿大、蘇聯和納粹德國等)程度不一的迫害。在多年前的台灣,該團體的信徒曾因拒服兵役觸犯了《陸海空軍刑法》而入獄。大法官的釋字490號解釋文甚至也不肯認其拒服兵役的作為,可以以信仰自由作為基礎。直到2000年,立法院通過《替代役實施條例》,及陳水扁總統的特赦,才讓此衝突得到完滿的解決。
回到俄國的脈絡,耶和華見證人在該國被禁,只是這項法案管制宗教少數團體的首部曲而已,很難保證未來俄國官方不會利用同一法案取締源自西方的基督教福音派團體。
普亭主政下的俄羅斯,各種公民自由不斷受到國家權力的限制,這已是飽受國際人權組織關注之事。從近年俄羅斯政治發展的脈絡下來看,耶和華見證人被俄國官方當作非法組織,其中只有極小的比例是因為該國司法部所指控的內容(威脅俄國秩序),主要是因為:該宗教團體不受到普亭主政下俄國政府的控制。
被國家收編的俄羅斯正教會
在俄羅斯聯邦憲法(1993年制訂)第14條是關於宗教自由的規定。該條第一項寫道:「俄羅斯聯邦應該是一個世俗國家。沒有宗教可以被設立為國家宗教或是必須強制信仰的。」第二項寫道:「宗教結社必須和國家分離,同時在法律之前應該平等。」
既然俄國憲法這麼明確寫出「政教分離」以及「信仰自由」的原則,那麼上述「亞羅瓦雅法案」賦予執法機構壓迫宗教少數團體的規定豈不是違憲?當然,不過在普亭統治下的俄國,憲法在多數時候只是參考用的。統治者的意志才能決定一切。這是典型的威權國家。普亭統治下的俄國,他需要一個上帝作為「在凱撒身邊的小媳婦」。
在近代俄羅斯的政教關係傳統當中,原本俄國正教會(Russian Orthodox Church)(註2)的牧首(Patriarch)享有極大的權力。到了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時,徹底對俄國正教會進行組織的改革,於1721年任命「神聖宗教會議」(Most Holy Governing Synod),廢除牧首,並透過沙皇對於各教區主教的任命,實質影響正教會的運作。從這時直到20世紀的俄國革命之間,俄國沙皇都有權透過「神聖宗教會議」影響俄國正教會。可以說,從彼得大帝對正教會進行改革的1721年開始,到1918年為止,俄國政教關係是「政教合一」制度。
蘇聯時期,儘管蘇聯憲法中也保障宗教自由,但共產黨政權卻試圖消滅宗教。1930年代,史達林大肆迫害正教會和其他俄國境內的宗教信徒,拆毀的教堂不計其數。二戰期間,為了對抗外敵的緣故,史達林才短暫地容忍正教會,將其當作民族動員的工具。戰後的俄國,仍然不減對於正教徒的反對和迫害。
正教徒在俄國受到統治政權迫害的情形,直到1991年蘇聯瓦解後才結束。俄國迎來了政治和經濟都逐漸邁向自由開放的年代。剛從共產政權走出來的俄國人民,亟需宗教信仰作為支柱,於是正教會就成了俄國人民找回信仰的重要選項。這時候,正教徒的比例開始增加。隨著無能力解決經濟和國內安全問題的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於1999年將政權交給強人普亭,俄國政教關係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普亭深知俄國人在蘇聯瓦解後,經歷了失敗的經濟改革,再加上政治霸權的式微,亟欲找回俄羅斯昔日的榮光,於是除了以強硬的手腕處理國內恐怖主義(車臣叛軍)、收購石油和天然氣公司以強化俄國經濟體質、在國際政治上重新施展俄國影響力之外,在他心裡,更清楚體悟到一個道理:唯有建立起屬於俄羅斯這個民族的「公民宗教」,才可能為他的統治政權打造堅實的正當性基礎。也唯有這樣,才能「讓俄羅斯再度偉大起來」。
這個公民宗教,正是俄國正教會。一方面,普亭自己是正教徒,也時常參與正教會的宗教活動,並透過參與正教會的宗教活動,試圖將自己在政治上的形象和正教會作為俄國國民的宗教做出有效的連結。
(俄國總統普亭與俄國正教牧首基里爾)
另一方面,俄國正教會的牧首時常發表言論支持普亭政權及其作為。現任俄國正教會的牧首基里爾(Patriarch Kirill of Moscow)就曾於2012年宣稱普亭的統治是「上帝的神蹟」。在多次政治爭議當中,基里爾也毫不保留地力挺普亭。例如,在2014年,基里爾牧首力挺當時在國際上極具爭議的俄國兼併克里米亞的行動;在2016年,基里爾牧首將「人權」斥為「異端」,完全違反上帝的話語以及神聖性的概念。
基里爾牧首的政治表態,完全符合俄國統治者普亭的思維,是統治者最需要的「政治神學」。因此,那些會對普亭政權產生威脅的任何宗教團體,都可能是「境外勢力」意圖干涉俄國內政的陰謀組織,當然應該冠之以恐怖份子之名。只要不是俄國正教會,都有被冠上此名的可能,現在是耶和華見證人,未來就可能是其他來自歐美的基督教教派。
俄國的情境是否符合杭廷頓的斷言:「上帝是凱撒身邊的小媳婦」呢?下次我們將再從另一角度來討論此問題。
註1: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70.
註2:以往中文語境都以「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稱呼這個在1054年和西方羅馬大公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然而,這麼稱呼通常只是基於地理上的因素。由於該教會希望人們以「正教會」稱呼之,以表明其在信仰群體當中的重要性。因此,本文提到該教會,一律以「正教會」稱之。
(封面相片來源:Miradortigre / CC B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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