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者精神与抵抗的勇气：选择悲剧的刘晓波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癌末的消息于上个月传出后，国际人权组织和人权运动者极力奔走于欧美大国之间，期能透过国际压力，让刘晓波有离开中国就医的机会。不管最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刘晓波能够离开中国就医，作为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民主运动重要人物的刘晓波，都注定成为这个阶段中国知识份子悲剧性的象征。

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到2008年，刘晓波长期从事关注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及民主运动。他最为世界所熟知的部分，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他与张祖桦等人共同草拟《零八宪章》，作为中国知识界向统治者提出政治改革的主要诉求。

2009年，他因为遭到中共政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而获罪入狱。起诉书内文非常明确地指控其在2005年以来，不断在国内外重要网路论坛当中批判统治当局，以及2008年《零八宪章》中诉求「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及「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刘晓波的入狱引起中国国内和海外的极大关注，也因此使其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从他获奖到近日罹癌消息传出前，他都一直受到中国当局的关押。

舍弃民族大义，追寻人性尊严

作为一位中国知识份子的异类，刘晓波在1980年代就以一个文化上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最常受到批评的观点就是他在1988年于香港接受《解放月报》的金钟专访时，所曾提出的「中国300年殖民论」。这段谈话，常使刘晓波遭批评为「叛国贼」。

当时，金钟是这么问刘晓波的：「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刘晓波回答：「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300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金钟知道这段话可能引来的质疑，于是接着：「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则回答：「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注1）

事实上，当人们以国家民族大义质疑刘晓波对于中国的忠诚的时候，往往忽略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他自始至终的核心价值：人文主义或人道精神。一个强调个人尊严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有某种程度对于民族主义的反省，只是刘晓波算是比较激进一点的。

他反对中国传统，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数千年来，由统治政权建构的意识型态是在维护专制政治，完全无法发展出人道主义的精神。因此，才使得刘晓波在了解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传统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在同一篇访谈中，刘晓波清楚地指出了，「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注2）

因此，可以明确指出，他所提出「中国300年殖民论」的重点，并不在于「国家民族」本身，对他而言，统治者是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整体制度是否符合「现代」的标准，而现代的标准，就如同他所说的，是「过人的生活」。因此，重点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作为真正主体的「人」应该过「人的生活」。

他的人道主义价值，从他在2009年受审判时的法庭最后陈述全文中也可看得出来。他说道：「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注3）

对他而言，人权和民主的信念来自于一个坚持：所有制度改革的诉求都是为了实现一个能够保障人性尊严的理想国度。因此，所有替不义政权工作的人不过是「平庸的邪恶」罢了，不该成为追求理想国度道路上的敌人。

这样的主张难道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吗？提出此主张的人怎么会是「叛国国贼」呢？更精确地问，他「背叛谁」、「忠于谁」？难道忠于人民能算是叛国吗？

有趣的是，从八九天安门到零八宪章事件，由于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关注度，刘晓波曾有多次机会得到政治庇护，但他仍继续待在中国国内，关注维权运动和中国民主化的运动。相对于此，那些批评他是「卖国贼」的许多人，有不少都是从中国统治当局的「官僚资本集团」中获利的人。可见，这些口口声声喊「爱国」的人，其实正是「窃国者」，用黄宗羲的话来讲，就是「藏天下于筺箧者」（把国家当作统治者的私有财物）（《明夷待访录》〈原法〉）。这样的对比，岂不讽刺？

对于经历过民主化洗礼的台湾人而言，《零八宪章》的内容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其所提倡的政治改革主张，都是一个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完全不用我们在这里复述一遍）。然而，这却象征著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知识界再次期盼改革的呼声。

1989年文化激进的刘晓波，到了这段时间成了留在自己所批判的国度内部，以温和渐进的手段，透过支持维权运动，以及舆论影响力在民间寻求中国改革契机的知识份子。

中国知识份子的异类：试图成为殉道者

刘晓波当前的处境，其实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在他作出选择之际，他也应该早已知道自己可能会有的下场。

余英时先生曾非常感叹地指出，从1989年的民运之后，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至全球大国的地位，使得中国这个「神州」出现了千古未有的「盛世」。然而，正因为这个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份子快速地成为「识时务」的俊杰，拒绝对当前政局提出批判，不再替底层百姓请命。因此，他借用易经当中的「天地闭，贤人隐」来形容当时的处境（注4）。中国知识份子的集体噤声，是令人感叹的事情，但这也与统治政权统治策略奏效有关。

10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在经济实力上持续增加，其在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等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余英时先生十多年前忧心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当举世正在瞩目并期盼癌末的刘晓波，能够在他生命末期的阶段接受到更人道的待遇，与此呈现对比的现象则是：在中国的国内，绝大部分的民众，由于受到网路管制的缘故，根本无从得知刘晓波其人其事。即便部分中国民众得知了刘晓波其人其事，也仍有许多中国人和中国官方媒体的口径一致，将刘晓波视为「叛国贼」。视其为「叛国贼」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意图「煽动颠覆」缔造当前大国「盛世」的统治政权。

传扬论坛在前几日的文章〈《天降》：中国能向天期盼什么？〉中，作者即已清楚地引述相关的观察和研究指出，刘晓波具有许多当代中国知识菁英「亲基督教」的特色。然而，中国的知识菁英都想学当耶稣，却不想像耶稣一样永远钉在十字架上。

在这一点上，刘晓波可能是少数较为不同的一位。他如同许多当前被关押在狱中的维权律师一样，并没有选择「流亡」（尽管也有很多海外流亡的知识份子也是被迫流亡），更没有选择留在国内对政权「忠诚」，而是选择了一条最辛苦的道路：留下并「反抗」。只是这反抗是用温和的手段来反抗。

早在1980年代末期，刘晓波在谈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时候，就提出，中国中国知识份子的「唯我独尊」特色，让他们缺乏自省，也只会想要「圣化」自己。

他写道：「不信上帝或没有上帝的人，必然是『唯我独尊』的狂妄者，中华民族正是如此。特别是中国的知识份子，禀赋了儒家的『人格至上主义』的遗传，读了几本四书五经便飘飘然如入仙境。……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一本类似西方的《忏悔录》那样的书。……西方人的『原罪』感使他们经常面对内心世界的邪恶、软弱和犯罪感，而中国人的『乐感』使之无法正式自己的内心真实。」（注5）

刘晓波在将近30年前对于中国文化下的人们缺乏内省能力的批判，以及其对于基督教文化当中独自面对上帝并时常进行反省的元素的推崇，其实可能正反映了其拒绝追求自我圣化、却又试图提出抗议之声的态度。

在2000年，刘晓波在写给作家廖亦武（现流亡德国）的一封信当中，清楚地提到了在经历了十多年对于八九民运失败的反省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道义巨人」，在此我们仍引用其文字：

他所提到的「道义巨人」，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庞大的压迫体制，面对这个压迫体制，只能寄望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或许是基于对八九民运失败的这种深刻反省，他试图在中国寻找这个可能成为牺牲者的「道义巨人」，寻找之余，也给他自己一个期许。

现在被关押到癌末的他，以及在近一个月来所引起的国际回响，都显示了这段他在十多年前写的文字所透露出的讯息：选择留下与抵抗，即使可能成为政权压迫下的牺牲者，但却换来了中国的一位道义巨人。

刘晓波在文字里提到「2000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耶稣，在当年所展现的，也是一个与世俗的成就观相对立的精神：以无罪之身为世人的罪「代赎」（atonement）。「代赎」是与人间常理相违背的「逆理」：明明自己没有罪，却要将自己投身在为有罪者牺牲的历程中。这位「道义巨人」，正需要具备这样的特色。

「大国崛起」下的两种生命价值

2008年是中国「大国崛起」的重要指标年，这年，奥运会在北京盛大举办。刘晓波等人甘冒大不讳，居然在这时候发布《零八宪章》。这两大现象背后所展现的是两种生命价值的对立：「大国崛起」所代表的是强调经济展、国家繁荣至上的国家主义与发展主义；民主运动者所代表的则是追求一个更能保障人性尊严的国度。

这让我想起，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心理学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晚年（1976年）发表的成熟之作《所有或所是？》（To Have or To Be?）中所提到的重要观点。佛洛姆区分了两种生命的价值：一种是「所有」（to have）的价值，也就是强调透过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来界定他的价值，例如：他拥有的社会地位、财富或权力等；另一种则是「所是」（to be）的价值，也就是强调透过一个人生命的本质来界定他的价值，例如：他的人格特质里面有正直、诚信、慈悲、慷慨等。

佛洛姆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物质主义抱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精神过度受到资本主义精神主导的结果就是，强调「所有」的生命价值远远超过强调「所是」的生命价值。

如果以佛洛姆的观点来检视当前中国的话，则不得不令人感叹：「发生过的事还要发生；做过的事还要再做。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传道书1章9节）

中国政权透过北京奥运，包装了一个繁华昌盛的盛世，但盛世的基础却是到处充斥的物质至上的价值观，社会的主流价值是：只要能够赚钱发财，我管你什么公平正义、人性尊严和环境保护？他们的价值是佛洛姆笔下过度追求「所有」的生命价值。

相对于此，仍有少部分为底层百姓请命的维权运动者和民主运动者，即使其努力未必被世人看见，但仍前仆后继的为追求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理想国度而奋斗。他们的价值是佛洛姆笔下致力于追求「所是」生命的价值。

在《所有或所是？》的第七章，佛洛姆明确指出两种精神的对比在西方社会的展现。「基督教的英雄是殉道者。……异教英雄的目的是征服，是战胜，是毁灭，是掠夺。……殉道者的性格特质是活生生的生活，是给予，是分享；英雄的性格特质则是占有、剥削、强迫。」基督教精神，尽管各种教派各有分歧，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为了爱他的同胞而舍身。他是爱的英雄，没有权势的英雄，他不用武力，他不想统治，他不想『拥有』任何东西。他是存在（being）、给予与共享的英雄。」（注7）

刘晓波作为中国当代知识界、民主运动人士当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下场几乎是悲剧性的。然而，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成败从不是从现世的表象所决定。基督教信仰的最好典范耶稣所代表的精神就是「殉道者精神」，殉道者精神是「给予」。

短期之内，以「占有」和「支配」为主的大国崛起精神似乎仍将主导中国。然而，以「给予」和「分享」为主的「殉道者精神」却会唤起千千万万的理想主义者，在历史的长流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11节）刘晓波注定要成为此世的悲剧人物。但他的悲剧，却可能为中国成为尊重人权的国度换来契机。

注：

1. 刘晓波、金钟，1998，〈文坛「黑马」刘晓波〉，《解放月报》十二月号。
2. 同注1。
3. 刘晓波，2001，《我没有敌人》。台北市：捷幼出版社。页i-v。
4. 余英时，2000，〈「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61期（2010年10月号）：页36-38。
5. 刘晓波，1990，《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份子》。台北市：唐山出版社。页55。
6. 刘晓波，2000，〈刘晓波给廖亦武的信（2000年1月13日）〉。
7. Erich Fromm著，孟祥森译，1994，《生命的展现：人类生存情态的分析》（To Have or To Be？）。台北：远流出版社。页166-167。

（封面相片来源：kunshou / CC BY-SA；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因为起草《零八宪章》入狱，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由于其在狱中，未能前往领奖。图为当年颁奖典礼现场，一把空椅子是为这位获奖者而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