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驚奇的合一運動（上）

梵諦岡最重要的期刊《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於7月份刊出了一篇名為〈福音派基要主義與天主教整合論：一個令人驚奇的合一運動〉（Evangelical Fundamentalism & Catholic Integralism: A Surprising Ecumenism）的文章，在歐洲和美國的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界引起不少回響和論戰。該文的兩位作者，分別是由現任教宗親自任命的《公教文明》主編斯帕達羅（Antonio Spadaro），以及阿根廷的長老教會牧師費桂羅亞（Marcelo Figueroa）。

該文的主旨是在批判此現象：美國天主教徒近年來的信仰價值有愈來愈被基督教福音派的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影響的傾向，導致他們在政治上不再信守政教分離原則，取而代之的是以宗教原則指導政治。這種傾向導致了一種「仇恨的合一運動」（ecumenism of hate）。

我認為這篇文章非常值得受到中文世界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的重視，因為它非常深刻地剖析了當代基督教基要主義面對政治問題的盲點，同時提供了一個基督徒反省自己如何面對政教關係的視野。因此，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筆者將先以重點摘譯的方式引介這篇文章；第二部分會對這篇文章作出一些簡單的分析，以及討論本文可以提供台灣處境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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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今年5月訪歐期間前往梵諦岡拜訪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兩人政治價值的差異反應在過去一年多來許多議題上的交鋒（美墨邊界築牆、美國的移民問題、氣候變遷議題等）。這樣尖銳的對比，於這篇教宗親信的文膽斯帕達羅（Antonio Spadaro）神父執筆的全面檢討美國宗教右派的文章當中，達到高峰。

〈福音派基要主義與天主教整合論：一個令人驚奇的合一運動〉

摘譯

本文一開頭就以「我們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這個出現在美元上，後來甚至由國會通過成為美國國家格言的基督教信仰語言，揭示了美國這個國家在政治文化上的矛盾性：某些人相信這是一種信仰的宣示，但另一些人則質疑這模糊了政教分離原則。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明文寫道：「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顯示美國憲政原則中的「政教分離」原則。

作者認為，美國的天主教徒至少在幾個層面受到美國基督教基要主義的深刻影響。

宗教、政治摩尼教主義，以及末世論崇拜

首先，是「政治摩尼教主義」（political Manichaeism）和「末世論崇拜」（a cult of the apocalypse）的元素。

過去這數十年來，宗教在許多國家的選舉過程和政府決策中扮演深刻的角色，主要是由於它為什麼是善和什麼是惡提供了道德基礎。然而，這種政治、道德和宗教的混合卻採取一種「將現實區分為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的摩尼教式語言」。例如：在2001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小布希總統稱一些國家為「邪惡軸心」，同時也聲稱美國有義務要「將世界從邪惡中解放出來」。今天的川普總統則常形容他不喜歡的政敵或國家是「壞的」或「非常壞的」。

這種姿態乃是基於「基督教福音派的基要主義原則」。基要主義原則近來已經從拒絕一切世俗的事物，逐漸轉變成將宗教—道德的強勢和決定性的影響施加在民主的過程和結果當中。今天，「福音派的基要主義者」（evangelical fundamentalist）和「福音右派」（evangelical right）或「神學保守主義」（theoconservatism）指涉相同的概念。它在當代美國政界最有名的推崇者當屬雷根（Ronald Reagan）和小布希（George W. Bush）。

福音派基要主義相信美國是由上帝所祝福的國家，同時他們依據字面上對聖經的詮釋宣稱美國的經濟成長是來自這種祝福。近年來，這支思潮開始將他們的敵人污名化為「被邪靈附身」（demonized）。在過去，對於他們了解美國生活方式的威脅包含現代主義精神、黑人民權運動、嬉皮運動、共產主義，以及女性主義等。在今天，他們的威脅則是移民和穆斯林。

為了要維護衝突的層次，他們對於聖經的解釋則傾向對於舊約聖經中關於對「應許之地」的征服和防衛作出去脈絡化的閱讀，卻沒有依循耶穌在福音書當中犀利視野和充滿愛心的引導。在這種敘事當中，任何造成衝突的事物都不是沒有限制的。它不去思考資本利得和軍售之間的關連性，相反地，戰爭本身時常被等同於大衛和歌利亞的「萬軍的統帥」之英雄式征服。在這種摩尼教式的觀點裡，好戰精神可以找到神學理由，也會有牧師去尋找聖經的根據，去脈絡化地使用聖經文本。

另一個有趣的面向這些主要由美國保守南方的白人（whites from the deep American South）所組成的宗教團體與「創造」（creation）之間的關係。面對生態災害與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問題，他們有一帖「麻藥」。對福音派基要主義而言，天然災害、劇烈的氣候變遷與全球生態危機不僅沒有被他們理解為重新思考他們的教條的警訊，他們甚至以相反的觀點看待這些現象：將這些現象視為足以確認他們對於《啟示錄》當中最終景象的非寓言性理解，以及他們對於「新天新地」的末世論式盼望。

他們的觀點是一套先知式規則：與美國基督教價值的威脅作戰，同時為末日戰爭（Armageddon）中即將來臨的正義而備戰，這個末日戰爭是善與惡、上帝與撒旦之間一決勝負之戰。在這個意義上，在需要結束之前，也就是與敵人進行最後之戰之前，每個過程（無論是和平或對話的過程）都會瓦解。同時，信仰者的群體成為戰鬥者的群體。如此對於聖經文本的單向式閱讀可能麻醉人的良知，或積極地擁護以最邪惡的和最戲劇性的形象來描繪那些生活在它自己「應許之地」以外的世界。

拉什杜尼牧師（Pastor Rousas John Rushdoony, 1916-2001）是「基督教重建主義」（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或「支配主義神學」（dominionist theology）之父，這支神學思潮對基督教基要主義的神學政治觀有很深遠的影響。這個學說給「國家政策會議」（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這樣的保守派政治組織，以及其代表者、川普總統前白宮策略長班農（Steve Bannon）提供了思想上的養分。這派人說：「我們所要做的首要事情是：給予我們教會發言權。」這類言語的真正意義其實是：希望教會能在政治和議會的領域，以及司法和教育的領域當中，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以致於公共領域的規範能夠從屬於宗教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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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的前白宮策略長班農（Steve Bannon），以其極右翼的保守政治觀點著稱。）

拉什杜尼牧師的學說堅持一種神權式的必然性（a theocratic necessity）：使國家從屬於聖經，與此相伴的邏輯無異於那啟發伊斯蘭基要主義的邏輯。在本質上，恐怖的敘事（the narrative of terror）形成了聖戰份子以及新十字軍的世界觀，它從相距不遠的井中汲取水源。我們不能忘記，由伊斯蘭國所宣揚的神學政治觀是基於同樣的對於必須盡早被實現的末世的崇拜。因此，小布希會被賓拉登視為「偉大十字軍」並非偶然。

成功神學與宗教自由的修辭

其次，是「成功神學」（theology of prosperity）的元素。

這種現象已經由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描繪的原初的清教徒式敬虔主義（original puritan pietism），逐漸轉向主要在當代媒體中出現，並且由那些在宗教上、社會上和政治上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富豪牧師和宣教組織所倡議的「成功神學」（Theology of Prosperity）。他們傳揚一種「繁榮福音」（Prosperity Gospel），因為他們相信上帝要那些信仰他的人在身體上健康、物質上富足以及心情上開心。在競選過程中很容易從某些訊息中看到端倪，這些訊息的符碼往往充滿了對福音派基要主義的引用。

知名牧師皮爾（Pastor Norman Vincent Peale, 1898-1993）就是一個曾經啟發過美國總統像是尼克森（Richard Nixon）、雷根和川普的重要人物。在其知名著作《正面思考的力量》當中，總是充滿了這類的詞句：「如果你相信某件事，你就會得到它。」「如果你持續重複：『上帝與我同在，誰能阻擋我』的話，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擋你。」或「記住你對成功的想像，成功就會到來。」許多電視上的佈道家混合了行銷、戰略方向以及佈道方式，並將佈道的焦點放在個人成功，而非救贖或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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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過世的美國知名牧師皮爾）

第三，是「宗教自由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ligious liberty）的元素。

這種元素和「政治摩尼教主義」以及「成功神學」合起來，成為一種特殊的宣揚捍衛「宗教自由」的元素。對於宗教自由的侵蝕，的確是當前到處蔓延的世俗主義當中所帶來的重大威脅。然而，我們必須避免以基要主義的詞彙「完全自由的宗教」（religion in total freedom）來捍衛這種自由，這個概念被認為會對國家的世俗性構成直接而真實的威脅。

基要主義的合一運動

第四，是「基要主義的合一運動」（fundamentalist ecumenism）。

由於訴求基要主義的價值，使得一種奇特形式的令人驚奇的「大公運動」（或譯「合一運動」，ecumenism）正在福音派基要主義者與天主教整合論者之間發展，這個合一運動是由一股宗教在政治領域中發揮影響力的渴望所匯集。

有些宣稱自己是天主教徒的人近年來以極其接近福音派、卻在天主教傳統中找不到的論調來表達他們的觀點。談到選舉投票傾向，他們可以被界定為「價值選民」（value voters）。福音派和天主教往往是信仰歸屬上的矛盾競爭者，但他們卻在許多價值領域進行了合一。他們所共同關切的主題包含：墮胎、同性婚姻、學校的宗教教育，以及其他普遍被認為與道德和價值有關的議題上。無論是福音派信徒或是天主教的整合論者都譴責「傳統式合一運動（大公運動）」，但卻推廣以一種對於神權國家的鄉愁之夢（the nostalgic dream of a theocratic type of state）將他們整合起來的「衝突式合一運動」（an ecumenism of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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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人為主的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基要主義者，在2016年美國的總統選舉當中，有極高的比例支持在許多政策主張上較為保守的川普。）

然而，對於這種奇特的合一運動的最危險前景可以歸咎於排外式的、伊斯蘭恐懼式的（Islamophobic）觀點，這種觀點想要的是高牆與淨化式的驅逐移民。「大公／合一運動」（ecumenism）這個詞轉變成一種弔詭、一種「恨的合一運動」（ecumenism of hate）。不容異己成了純粹主義來自天上的標記。簡化論成為釋經的方法論。超逐字主義（Ultra-literalism）則是詮釋的關鍵。

很明顯地，這些概念和教宗方濟各在各種場合對於合一運動的使用有極大的差異。教宗倡導的是一種以包容、和平、相遇和橋樑為基礎的合一運動。在這裡，我們就能夠了解為何教宗如此致力於反對「圍牆」以及任何種類的「宗教戰爭」。

「屬靈爭戰」的誘惑

第五，是「『屬靈爭戰』的誘惑」（the temptation of “spiritual war”）。

這種宗教元素不應該與政治元素相混淆。一旦混淆了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就意味著使其中一種權力從屬於另外一種權力。教宗方濟各在地緣政治上所表現的一個明確面向並非給予權力以神學的基礎，讓其得以強加在自身之上，或者尋找內部或外部敵人去戰鬥。人們有必要避免將神性投射在政治權力上，以免政治權力會利用它達成自身的目的。教宗方濟各（在天主教信仰中）清除了為末世和「最後衝突」而備戰的偏狹千禧年主義（sectarian millenarianism）和支配主義（dominionism）。以憐憫（mercy）為神的根本屬性為基礎才能夠表達這種激進的基督教需求。

方濟各試圖打破文化、政治、制度和教會之間的有機連結。靈性不能依賴政府或軍事協議，因為靈性乃是為了服事所有的男性和女性的。宗教不能將某些人視為必然的敵人，將另一些人視為永恆的朋友。宗教不應成為支配階級的保證人。然而，基要主義的真實動力卻帶有這種試圖將其律法和邏輯強加於政治領域的虛假神學偏好。

《教會戰士》（Church Militant）網站的文字就使用了這類令人震驚的修辭。該網站公開支持政治上的超保守主義，同時將基督教的象徵應用在這種政治理念上。該網站曾將川普類比為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274-337，首位承認基督教有信仰自由的羅馬皇帝）、將希拉蕊類比為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 244-312，羅馬皇帝，曾大規模迫害基督徒）。在此觀點之下，美國的總統選舉就是一場「屬靈爭戰」。《教會戰士》問道，川普的勝利是否能夠歸咎於美國人的禱告，暗示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川普總統的間接使命再清楚不過了：他必須在這個結果的基礎上堅持向前行。

今天和以往相比，權力更有必要從其褪色的信仰告白的外衣上、從盔甲上、從生鏽的盾牌上被卸下來。基要主義的神學政治計畫就是要在此時此地建立起天國。這個天國是已然建立起來的權力的投射。這種觀點帶來了征服的意識型態（the ideology of conquest）。

真正基督教的神學政治計畫將會是末世的（eschatological），也就是說，它是應用到未來，並且將當下的歷史導向上帝的國度——正義與和平的國度。這種觀點帶來一種以不將任何人視為「神恩眷顧之人」（man of Providence）的外交手腕為表現的整合過程。這就是為何教廷的外交手腕是和強權建立起直接而不固定的關係，而不是加入先前就已存在的聯盟網絡和影響網絡。在此領域當中，教宗不說誰是對的或誰是錯的，因為他深知，衝突的根源總是權力的爭奪。因此，沒有必要去想像為了道德的理由、更糟的是靈性的理由，而在外交上選邊站。

方濟各強烈拒絕將上帝國度建立在此世，如同神聖羅馬帝國的基礎或其他類似的政治或制度的形式，包含在「政黨」的層次。若以上面這種方式來理解，「上帝的選民」（elected people）將會進入非常複雜的政治和宗教網絡，這樣的網絡將會使他們忘記他們是要服事這個世界的，同時會將他們放置在那些和他們相異的人、那些和他們有不同歸屬的人，也就是「敵人」相對立的位置。

因此，基督教對於人民的根源不能以族群的（ethnic）方式來理解。根源（roots）和認同（identity）的概念對於天主教徒而言，就和對於新異教徒而言一樣，沒有相同的內容。優越論者（triumphalist）、傲慢和懷恨的族群主義（ethnicism）是基督教信仰的對立面。教宗在5月9日接受法國天主教報紙《十字架》（La Croix）訪問時說：「是的，歐洲的確有基督教根源。基督教有義務澆灌它們，但卻是以為人洗腳的服事精神為之。基督教對歐洲的義務就是服事的精神。」「基督教對文化的貢獻就是基督為人洗腳或服事的精神，以及生命的賦予。沒有任何殖民主義可以存在的空間。」

對抗恐懼

最後，作者認為這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是來自於「恐懼」。

什麼樣的情緒是這種強調政治和宗教基要主義之間虛假聯盟的迷人誘惑的基礎呢？正是對於已然建立秩序的崩解之恐懼，以及對於混亂的恐懼。的確，由於已被感受到的混亂，使恐懼得以用這樣的方式發揮效果。其成功的政治策略是喚起衝突的聲調、對於失序進行誇大，以及藉由任何不真實的方式來描繪令人擔憂的景象來激怒人們的靈魂。

在這點上，宗教成了秩序的保證人，而政治的面向則體現了秩序的需求。這種對於末世的訴求合理化了一個統治者所渴望的、或與一個統治者相衝突的權力。此外，基要主義所展現出來的，不是宗教經驗的產物，而是對於這種宗教經驗的貧乏和濫用式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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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教宗方濟各反對任何強調「築牆」的信仰價值，倡導和解和「築橋」的信仰價值。）

這就是為何方濟各對於恐懼的敘事，持續採取系統性的反敘事（a systematic counter-narration）加以對抗。有必要對抗這種對於焦慮和不安全氣氛的操控。此外，方濟各很有勇氣地不為恐怖主義者提供神學政治上的正當性（theological-political legitimacy），避免將伊斯蘭簡化為伊斯蘭恐怖主義。他也沒有為那些預設並想要「聖戰」或那些想要以構築由鐵絲網所圍繞的藩籬的人們提供神學政治上的正當性。對基督徒而言，唯一的冠冕是基督戴在頭上的荊棘。（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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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相片來源：notashamed / CC BY-NC-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