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驚奇的合一運動（中）

在〈令人驚奇的合一運動（上）〉一文當中，我摘譯了梵諦岡期刊《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近來引起歐美宗教界、政治界和知識界廣泛討論的文章。以下試圖提供讀者一些思考這篇文章的觀點。

一、 美國特殊性（一）：基督教基要主義在美國的崛起

在Antonio Spadaro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了他所要討論的標的就是具有相同意義的「福音派的基要主義者」（evangelical fundamentalist）和「福音右派」（evangelical right）或「神學保守主義」（theoconservatism）。

美國的基督新教原本來自於歐洲，然而，這個龐大又分雜的基督教信仰在美國經歷了至少經歷了四次「大覺醒運動」轉變，以致於到了20世紀末期，已和歐洲的新教有極大的不同。從美國建國初期一直到19世紀的中期，基督新教中的「平等主義」曾是美國《獨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精神，以及19世紀中期的廢奴運動中的重要思想來源，這使得基督新教曾經是近代民主和人權價值的重要思想來源，同時也引領美國的人權進程。

一個明確的證據就是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在遊歷美國之後寫下的經典作品《民主在美國》（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1835, 1840）當中所表達的觀察。他認為，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在美國的土壤裡面，都發展出有利於民主的特質。這些特質至少包含了：「平等」和「自由」的精神；政教分離的精神；維護民主共和的公民文化；重視家庭的風俗習慣；對人們智力的正面影響。

然而，這樣的基督教精神，卻在20世紀初期，悄然產生轉變。在1925年，美國本土曾經發生了重要的「基要派與現代派的爭論」（Fundamentalist—Modernist Controversy），是年，田納西州頒佈法令，禁止在公共學校教「演化論」，一位老師史科普（John T. Scopes）因為在公共學校教「演化論」，因而遭到審判，是為「史科普審判」（Scopes Trial）。這件事引起美國長老教會內部自由派和基要派的爭論，後來爭論擴展到全美教會。現代派成了後來所稱的「主流新教派」（Mainline Protestant），福音派則開始在美國政治場域當中沈寂，直到1970年代才逐漸出現復興的跡象。

美國史學者Matthew A. Sutton就指出，原本「福音派」（evangelicals）的概念是指：「廣義上處在改革宗和衛斯理傳統當中的基督徒，他們在過去數個世紀強調以聖經為中心、耶穌的死亡與復活、個人歸信的重要性，並透過宣教的方式傳揚福音。」但當福音派所所推崇的內涵開始改變時，逐漸出現了「激進的福音派」（radical evangelicals）。他於是將「激進的福音派」定義為「基要派」，指出他們的特徵是：「由白人和盎格魯美國人組成的幾近福音派信徒組成的網絡，他們從1910年開始建立起獨特的、明確的及跨宗派的末世運動」到了1940年代，他們認為基要派這個詞不好，於是代之以「福音派」這個概念。（註）由此可看出，基要主義是20世紀初期美國福音派在價值信念上走向更加保守的路線所演化出來的結果。

二、 美國特殊性（二）：基要主義在美國政治光譜中的位置

Spadaro的文章看到美國的矛盾性：美國憲法修正案的政教分離原則，以及美元紙鈔上的基督教精神。筆者認為他掌握了美國政教關係的特殊性和矛盾性：既在法律上政教分離，又在精神上政教合一。即使時至今日，美國的許多政治人物，仍然喜歡使用宗教的修辭來談論政治。

我曾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後撰寫的〈宗教信念，還是政治修辭？〉文章中，談到美國各教派在該國政治光譜上的位置，基於這個分析角度，那時曾提醒讀者，在面對政治問題時，不用過度相信特定宗教領袖以宗教語言所掩飾的政治立場，而需要明辨他們是站在政治光譜的那個位置來發言。

若要看Spadaro所指出的美國基督教基要主義特點，我們可以將這些右派的基要主義放在美國政治經濟議題的光譜上來看，會明確許多。

針對經濟議題，主要的分歧點是國家對於社會和經濟干預程度的高低，右派強調少干預的「個人自由」價值，左派強調干預的「平等」精神。左派主張：反對提高聯邦稅、支持歐巴馬醫改法案、擴大公共支出以強化基礎建設。右派則主張：為企業減稅、廢除歐巴馬醫改法案。

Spadaro提到的「成功神學」在美國非常發達的現象值得關注。基本上，美國的宗教右派由於支持「經濟自由」的原則，因此把個人經濟自由、資本主義體制，以及福音三者進行連結。對他們而言，以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運作不僅不符合經濟自由，更是不相信上帝會祝福個人經濟生活繁榮昌盛的沒有信心的表現。

針對政治議題，主要分歧點是國家權力（powers）與個人權利（rights）在光譜的兩端，右派偏重國家權力以及「美國人」的同質性，左派則偏重個人權利及多元族群與文化。左派主張：支持移民權利、對伊斯蘭教友善、履行巴黎協議、批判以色列鷹派（外交政策）。右派則主張：反對移民權利、伊斯蘭恐懼症、反對巴黎協議、親近以色列（外交政策）。

極端右派的具體例子包含：Spadaro提到的美國保守基督徒菁英組織「國家政策會議」（Council for National Policy）在氣候變遷議題、移民議題，以及美國的中東政策和以巴政策所提出的右派主張。另外有一個由保守基督徒政治菁英里德（Ralph Reed）成立的「基督徒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也對美國南部州的政治具有動見觀瞻的影響力，1995年5月的《時代》（Time）雜誌還曾以里德為封面，稱之為「上帝的右手」（The Right Hand of God）。

這個組織在政治議題上的主張和「國家政策會議」非常接近。《教會戰士》（Church Militant）使用「屬靈爭戰」的意象來描繪美國的政治人物，以及他們將屬靈爭戰等同於現實世界的戰爭。另外，筆者以前文章中討論過的基督教右派組織「基督徒團結支持以色列」（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在外交政策上支持美國對於中東政策採取鷹派作風。在這些例子當中，基督教信仰的福音試圖透過國家的支配，以及排除異己的方式表現。

在政治議題下，道德議題作為一個次議題，卻是美國基要主義特別關注、甚至試圖在政策上發揮高度影響力的議題。右派強調國家全權力必須在特定宗教和道德議題上必須有所介入，注重傳統道德價值，左派則由於強調個人權利，反對國家過多干預道德議題，同時主張多元文化論。表現在具體政策主張上，右派一般而言反對墮胎、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支持公共學校的宗教教育；左派一般則支持墮胎權利、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反對公共學校的宗教教育。

近年來在美國比較引起宗教右派關注的議題，自然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議題。在歐巴馬擔任美國總統任內，積極在法案和政策上推動性別平權，同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2014年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引起宗教基要派的高度不安，知名福音派牧師葛福臨（Rev. Franklin Graham）就因此嚴詞批評歐巴馬「領導這個國家走在罪惡的道路上」。

三、 美國政教關係的反思：「極化政治」給了基要主義運作的空間

從整個20世紀的美國政治史來看，雖然美國基督教的基要主義在1920年代的與現代主義的辯論當中沈寂，但其影響力仍然持續存在美國社會。1960年代，隨著美國民權運動和多元文化論逐漸出現在美國的公共領域，基要主義再次找到對手。原本在南方州的白人和基督新教徒擁有廣大支持群眾的民主黨，由於在1960年代出了天主教徒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同時在甘迺迪以及其繼任者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任內都採取較為支持民權運動的立場，使得基督教基要主義的群體對政治採取觀望的態度。

基督教基要主義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主要發揮在一些南方的州，在一些關鍵性的議題（公共學校的宗教教育議題、墮胎議題和同性戀議題）上，透過其堅持，而得以左右這些州的國會議員得票。

1960年代開始，基要主義者逐漸對美國國會議席有了關鍵性的影響力。1976年民主黨的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出身美南浸信會，曾擔任主日學教師，但卻因在任內推動的社會政策不符合宗教右派的價值，而遭到基督教基要主義的背棄。

1980年代的雷根（Ronald Reagan）是將基督教基要主義成為共和黨主要支持者的關鍵性政治領袖，他競選時，即打著「家庭價值」的口號。在其當選後，經濟政策上採取解除管制的措施，也完全符合經濟自由的右派觀點，政治上對共產世界的強硬態度，更被視為是重要的「護教者」。

以上所描繪這段關鍵時期美國政教關係，即是美國歷史學者Daniel K. Williams所著的《上帝的政黨》（God’s Own Party）所要揭示的命題：美國的基督教右派或基要主義者，逐漸在政治上發揮其關鍵影響力，然後將共和黨變成「上帝的政黨」。

以下，有幾個近日的例子可以注意。

首先的例子是基要主義與選舉政治。今年六月間，在美國總統川普聲望已經下跌的情況下，美國南部的喬治亞州第六選區進行眾議員改選，這對民主黨來說是個大好機會，於是民主黨推出了年輕的歐瑟夫（Jon Ossoff）參選，歐瑟夫在政見上面主打進步主義價值，支持女權和歐巴馬健保法案，完全不談宗教和傳統價值。

相對於此，其對手韓德爾（Karen Handel）卻旗幟鮮明地主打宗教價值，以及當前最受到美國南方基要主義基督徒重視的同性戀議題，她在競選中說「我的信仰呼召我反對你女兒的同性戀權利」。競選的結果是：強調世俗價值的民主黨候選人歐瑟夫仍然未能在川普的低迷聲勢中，擊敗訴諸基督教基要主義價值的共和黨候選人韓德爾。Daniel K. Williams於《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此選舉結果的關鍵就出在宗教上面。他認為，當民主黨的世俗主義價值面對美國南方龐大基督教人口的宗教保守價值，毫無吸引選票的可能性。

第二個例子是基要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密切關係。美國南方的保守宗教團體，除了在政治上將共和黨當成他們的禁臠之外，「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ism）也是不少信眾所同時抱持的態度。「宗教」和「種族」原本是兩個各自獨立的變項，但在這些保守宗教團體裡面，卻常混合在一起。

我們來看具體的例子：在今年6月，本論壇的〈教會必須對抗種族中心主義〉即已經指出，即使美南浸信會通過一項由黑人牧師提出的決議，譴責曾經大力支持川普的「另類右翼」（alt-right）以及盛行於美國南方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然而，這種白人至上主義的氣氛仍然瀰漫在美國各地。前幾週發生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夏綠蒂鎮（Charlottesville）的白人至上主義殺害反對者的現象即是高峰。

曾在美南浸信會任職的非裔牧師維爾（Lawrence Ware）於今年6月美南浸信會進行此項議案的討論時，投書《紐約時報》，指出他退出美南浸信會的主要理由在於，這個教派裡面的許多白人至今仍然抱持著極端的種族主義以及恐同情緒（homophobia）。他的投書後來得到極大的迴響。

8月間，他再次投書《紐約時報》，具名引用該篇文章刊出後收到許多曾參與美南浸信會的會眾寫給他的信，指出他所言不假，許多來信者並以自身經歷具體指出，有許多美南浸信會的神職人員本身就對黑人抱持著鄙視的態度，甚至用信仰語言來強調黑人比白人低等。

第三個例子，是以信仰語言合理化戰爭。本論壇在前幾日的文章〈別濫用羅馬書替當權者盲目背書〉即已經清楚揭露了此現象。這正好也是Spadaro提到的，這些基要主義者慣用的方式就是將現世戰爭等同於和那些美國基督教價值的威脅作戰、等同於「末日戰爭」。

走筆至此，我的重點在於：當基督教信仰結合了偏見和政治權力，它早已失去了原初那份與弱者同行悲憫的情懷。或者，根本不用講悲憫情懷，可能連對於「人的尊嚴」都不尊重了。

Spadaro提到在美國的天主教徒在選舉的時候，也和基督教基要主義走在一起，成為堅持特定議題的「價值選民」，同時得以要脅美國政治人物。

何以致此？美國當中「極化」（polarization）政治的現象可能是導致基要主義得以運作的空間。在美國兩黨政治的格局下，共和黨和民主黨在號稱為「聖經帶」（Bible Belt）的許多保守南方州，得以用「關鍵人數（未必是少數）」的姿態來面對所有候選人，當民主黨訴求的是非裔美國人、移民、年輕人和高教育程度者時，共和黨勢必得擁抱為數眾多的白人，以及基督教基要主義者。

要改變這種現象，除了美國基要派必須重新自我反省信仰價值當中對於「人性尊嚴」的概念，調整美國的選舉制度可能也是一個極為關鍵的選項，但此處我們無法多所著墨。（待續）

註：

• Matthew Avery Sutton. 2014. American Apocalypse: A History of Modern Evangelic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0.
• 系列文章：令人驚奇的合一運動（上）
• 系列文章：令人驚奇的合一運動（下）

（封面相片來源：Art4TheGlryOfGod / CC BY-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