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灵」服务（chaplaincy）本身是一个基督宗教的概念，但不限于基督宗教，甚至非宗教也可以提供牧灵服务。牧灵指对其服务对象提供个人心灵关怀和指引。以基督宗教为例，牧灵者的服务场景是教堂以外的地方，例如，学校、军队、医院、监狱、工厂、足球队和飞机场。近年来，心灵需要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成为关顾服务一个重要探索领域¹。
例如，在澳大利亚，青年人的自杀率和抑郁等等已响起警号。于200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每年投放3000万澳币（约2亿人民币）发展中小学学校的牧灵计划（为期3年）。经评估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肯定牧灵计划的成果和重要，分别于2010年延续计划三年和2014年延长计划四年。
当人的成长包括德、智、体、群、美和灵等方面时，牧灵者就是从人的灵性需要提供心灵培养和关怀。至于香港的大学，只有有基督宗教背景的大学才设立牧灵服务（在香港，牧灵服务称为校牧室），分别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岭南大学。本文尝试以心灵健康为题，并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校牧室（以下简称，祟基校牧室）为个案，探讨教堂和校牧室对建立心灵健康校园的角色。
心灵健康
于1975年，美国跨宗教对长者关注联盟（National Interfaith Coalition on Aging）认为心灵健康是一种和谐关系，包括对自我、他者、世界和上主。就此，除了个人自我实现外，Craig W.Ellison特别认为人有对超越的向往和需要。他说，「我们经验的健康就是找到可以委身的目的，而这目的是关乎对人生的终极。」²对他来说，健康包括垂直关系（即宗教健康）和横向关系（即存在健康）。心灵健康就是人经验到整合和自由。心灵健康超越物质维度，拒绝将生命化约为一个目的动向和一系列的发展模式，反而是一种积极和正面的生命力量，表达在价值和生命技能上。就此，John Fisher提出心灵健康是人在以下四个领域的和谐，分别为个人、他者、世界（环境）和超越³。他解释：
与个人和谐：这指到生命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其中包括人的自我醒觉、自我身分和自信等等。
与他者和谐：这指到一切人际，并与道德、文化和宗教等等关系的质素，其中包括爱、正义、宽容、信任、盼望和信心等等。
与世界（环境）和谐：这不只是一份对生物世界的关怀，更是一份从中产生的惊喜和好奇，并表达与世界合一。
与超越和谐：这指向终极关怀、宇宙力量或如基督宗教所讲的上主等等，其中包括对超越的向往和尊崇，并从而产生一份宁谧。
这四个领域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相紧扣。心灵健康不只是与超越的和谐，更泛指人的不同领域。一个人的心灵健康从他对各方面的连系性、对生命的好奇与赞叹、个人的喜乐与和平等等表达出来。R.Jackson 和A.Monteux对一个心灵健康的人有这样描述：
对自己作为人和独特性有一健康的感觉。他实现作为个人和人的潜能。他乐天，并有方向。他在其他人身上也感受到这素质，以致尊重他人，并容易与周遭世界建立关系。⁴
宗教学或基督宗教的神学没有对心灵健康有任何专利，反而不同专业人士也有其角色（例如，心理学）。很多现代人会说，「我是灵性，但不是宗教。」虽是如此，但这不等于灵性可以取代宗教，因为这只会陷于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批评的「经验之贫乏｣和麦金泰（Adastair MacIntyre）对现代性社会的破碎性之批判。因此，宗教学或基督宗教的神学有它独特的视野（例如，他们相对地对与超越的和谐有较深的体验），但不是排他性。这将是以下要探讨的祟基校牧室。然而，要探讨这问题之先，我们还需要对教育理念作一澄清，因为不同教育理念对牧灵会有不同理解。
就著教育理念，我们可以将这课题简化为教育作为人类资本和教育作为个人能力培育和发展⁵。人类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创造技能，并有助获取知识，为经济生产因素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亦会从中获取更好的经济回报。然而，人类资本理论不足之处就是只以经济视野评价事物，而忽略文化、社会和非物质等等生活。此外，人类资本理论是完全工具性，只看重可以带来经济生产的知识和技能。结果，学生就被剥削不同学习机会。
事实上，过份强调经济回报的教育只会增加学生、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压力。再者，这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对教育作为人类资本的批评不是否定教育可以有教育作为内在价值以外的工具性角色（不论个人或群体，经济或非经济），而是提升人类资本不是教育的目的。若提供心灵教育和牧灵支援是为人类资本理论服务时（即解决学生问题、提升学生竞争力、并以成效量度其功能等等），这绝不会促进学生和校园的心灵健康。
相反，一个强调个人能力培育和发展的教育不会是一个强调成果或成就的教育，而是强调让学生可以有机会迈向他个人有价值的人和事。这样的教育不会只关注个人能力，更会关注当下社会已定下的安排等等，因为后者直接和间接影响一个人的发展。此外，强调个人能力培育和发展的教育是要扩阔学生的视野和机会，而非代学生选择。所以，强调个人能力培育和发展的教育鼓励学生对美善的追求，非从一种控制性方法；对社会正义的向往，非只专注自己。在这背景下，心灵教育和牧灵就是一个培育同学潜能发展的服务。
近年来，生命教育成为两岸四地教育界共同关心一个课题。查实，生命教育与心灵教育有很多重叠之处。他们的不同只是生命教育相对地较少探讨人与超越和谐的层面（要留意：西方社会多倾向用心灵教育而不用生命教育）。若他们两者的分别不大，这是否等于我们可用生命教室取代牧灵室？我没有排除这个可能。如起初所说，非宗教人士绝对可参与提供心灵服务，因为心灵成长是人的实存。就本文所关心，崇基校牧室提供的灵性服务不只是知识和价值教育，更包括建立生命的承载力和委身。以下，我先介绍祟基校牧室，继而探讨其在校园的角色和对建立心灵健康校园的贡献。
祟基校牧室
鉴于1950年代初期香港社会对中文高等教育之需要，崇基学院于1951年10月由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⁶崇基之命名，乃取「崇奉基督为万世师表｣ 之意。祟基的校门也写上一幅对联，是
祟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
基础在育才当海山胜境有怀抱与陶铸人群。
崇基校训取自《大学》中「止于至善｣。另一方面，崇基学院的礼拜堂两旁排列中国（1951年前）13间基督教大学的校徽木刻，见证崇基学院的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承传和使命感。至于崇基校牧室，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四所成员书院中独有的（注：从2010学年开始，书院将逐步增至9所）。宪章上列明校牧的职责是：负责主领校内之宗教活动；协助关顾学生的福利、群体性和社会性的生活；执行校董会指定的其他工作。校牧的工作主要如下：
（一） 学院周会—上课期间每星期五之第四节及第五节于礼拜堂举行。设立周会委员会负责筹划每学年周会内容，成员由校牧、学生和老师组成。周会目的是作为学生道德教育、心灵建设，使跟着通识教育的专题讲演有一种价值向度。以2009-2010年为例，周会内容有艺术与政治有何相干呢？—个人反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装备自己迎向创意工业、与龙应台教授对话、性与爱、服务学习成长路、麦兜与香港流行文化、与耶稣同行三十五年、粤曲欣赏、社区的新生命等等。
（二）信仰辅导—同学及同事在信仰及生活所遇到的挑战，都是校牧所关心并乐意提供适切的支持。
（三）心灵绿洲—学期间每周四下午一时十五分至二时，校牧室举行圣乐欣赏，俾教职员学生心灵有安静、默想时刻，重新得力。
（四）主日崇拜—崇基礼拜堂主日崇拜是向校内人士及邻近社区提供崇拜的方便，作为本学院对大学团体及社会人士的一项宗教服务。倣效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礼拜堂的传统，设立大学讲章，将学术与讲道熔于一炉。
（五）支援和推动校园基督徒团契活动－传统上，这不只是一个宗教活动，他们更积极推动社会服务运动。例如，在1950-1960年代，他们成立「崇基学生基督徒团契平民免费小学｣；1970年代，为圣基道儿童院开设义务补习班等等。
校牧室属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制度之内。它直属于学院院长和校懂会，保持有其独立性。虽是如此，但它与学院不同部门有密切合作关系，共同促进校园心灵健康。相对于学院其他部门，校牧室更主动联系和参与学院不同部门，因为心灵健康包括与个人、他者、世界（环境）和超越等等和谐，而这绝非校牧室单独可以完成的。校牧室主要提供非正规教育，支援师生灵性需要，而没有提供正规生活教育课程，因为大学其他部门和崇基学院已提供不同有关课程（例如，通识教育、服务学习等等）。
校牧室如何促进和推动校园的心灵健康？另一个相关问题，学院的学生、老师与职工如何评价校牧室对他们的意义？虽然这两个问题是息息相关，但本文只集中处理第一个问题，不但因为这是崇基学院宪章已说明有校牧室的设立，更因为校牧室的设立不是从其果效来决定。其果效是用来检视和改善校牧室的工作，而非否定它的存在。
校牧室与礼拜堂
在崇基学院，校牧室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以一座教堂坐立于祟基学院内。除了代表崇基学院的基督教背景外，崇基礼拜堂更成为学院生活的核心。不但逢星期五的周会在礼拜堂举行，同学和教职员的婚礼、丧礼和毕业礼等等都会在礼拜堂举行。某层面说，礼拜堂成为一个多元活动空间，但我却认为它承载人生不同阶段，为不同人生阶段提供过度。查实，以宗教场所作为生活的核心是前现代性社会很普遍的事，不是因为人的迷信，而是因为人需要仪轨协助人过度不同的人生阶段。⁷
然而，现代社会特性之一就是人的社群性之失落。与此相关，就是人变得的无地方性。一方面，这是人的释放，不受社群监控；另一方面，人多成为独立，甚至孤立的个体。对于一个新大学生来说，这份孤立感觉可能很真实。有别于中学生，大学生没有属于自己的课室，也没有固定上课时间。这一切都是由自己安排。这份由自容易产生一份迷失感，而礼拜堂和校牧室就为同学提供一个地方感。它没有强迫同学参与校牧室，但它具体以礼拜堂出现，让同学可以有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
有别于大学其他地方，校牧室是一处异域（heterotopia）。按福柯（Michel Foucault）理解，异域就是一处有别于社会文化视为正常的空间，但又不因此，异域需要被消除，因为异域代表理想、不可以被归类和印证正常等等的异质空间。⁸或许，用异域来描述礼拜堂和校牧室并不适合，因为牧灵室是西方传统很正常的事。然而，这不是华人社会很正常的事。
以华人公立大学为例，只有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同时有礼拜堂和校牧室。礼拜堂和校牧室是异域，因为有别于心理辅导室和保健室，校牧室不是因有问题而设立。所以，校牧室不是从成果和效率来量度它的价值。同样，有别于教授的办公室和行政部，校牧室不是以功能导向，也不存在层级关系。在校牧室，信仰、地位和职级等等都变得不重要了。这对一个现代社会的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此外，有别于其他职位，校牧是不容易被界定。例如，一个研究校牧有效性的报告指出，校牧是牧灵者、青年工作者、老师、社区网络者、生命师傅等等。⁹没有因其异域性，校牧室的角色就可有可无，反而因其含混，它跨越大学不同单位清楚界定的角色，接触不同同学。
就着地方空间概念，崇基礼拜堂为对神圣体会提供一个场景。它没有制造神圣，只制造环境，让人可以自由地体验超越。按心灵健康，这份超越体验是人之基本，因为这关乎终极关怀。事实上，一个强调新儒家传统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也在其范围，建立合一亭象征天人合一，为学习环境塑造一个憩息和洗涤生命的空间。虽然我们不需要用奥图（Rudolf Otto）的神圣概念（holy）和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神圣的实在来描述这心灵体验，但环境的设计肯定有助开拓人的心灵，因为建筑空间是生活空间。甚么物质和精神生活反映建筑空间如何设计，而甚么的建筑空间又塑造生活空间。在崇基学院的礼拜堂就是一个例子。
以上主要是从三个不同地方概念讨论礼拜堂作为校牧室的空间意含。建立一个心灵建康的校园不纯是一件软件问题，更是一个硬件问题。原来，心灵是在和透过具体性出现（embodiment）。然而，当下社会对硬件设计过份功能性和管治性时，建筑空间没有开拓人的心灵空间。有基督教背景的崇基学院以礼拜堂和校牧室建立一个群体空间、异域和神圣空间，让人可以有一份地方性，从而建立自己的生活。当然，没有宗教背景的大学也可以从它的实际处境计划和设计一个开拓和承载生命的种种。
校牧室与心灵接触
如起初所说，牧灵工作不限于学校，所以，牧灵关怀不一定要与礼拜堂有关。崇基校牧室有其礼拜堂只是一个偶尔，而不是必然。虽是如此，但以礼拜堂出现的校牧室有其特别角色。以下，我尝试从校牧的工作探讨他如何参与建立健康心灵的校园。
以现时香港中文大学有1万7000学生来说，学生事务处只有4位全职辅导员（心理咨询）。他们工作包括提供建立全校的精神健康教育和提供个别心理咨询服务。按2009-2010年，被界定高危精神困扰的同学有1000人，而有中度精神困扰的同学大有人在。单单倚赖辅导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需要的，不但因为有财政的限制，更因为每一个在校的人都有份参与社群的建立。从此看来，校牧室有一定角色扮演。它绝不是辅导室，不适当提供危机辅导，但它本身提供的活动和个别关怀却可以为同学带来生命支援。
另一方面，心灵健康的校园是由学生和教职员共建的，但教职员所面对的压力和焦虑不比学生轻。相对于其他组织，校牧较容易接触到教职员，不但因为他的身分有一定认受性，更因为他不牵涉权力。校牧室就是建立一个安全的避风堂，让师生可以得到支持和放下担子。它又为师生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建立自尊。例如，平日举行的「心灵绿洲」就有这样的目的。
此外，校牧参与危机处理。有别于临床心理学家，校牧提供宗教仪轨，协助师生面对生活中的悲剧。早前，一位内地同学自杀后，校牧室就举行一次蠋光祈祷会，让师生可以聚首，一同怀念、互相拥抱和支持等等。参加者有数百人。当然，校牧提供的宗教活动不只是满足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借此开拓师生对心灵需要的认识。
除了以上的角色外，校牧室提供不同的讲座和活动都直接和间接提升师生的灵性发展。例如，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基督教文化节。今件主题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其中的活动有演讲、音乐会、艺术展览和电影欣赏等等。基督教文化节的目的不是狭义的传教，而是表达基督教在文化中的角色，让参与者可借此体会灵性。
我不得不承认，以上的讨论是单方面描述校牧的工作和角色。我们需要从受服务者的角度评估校牧室的工作。这方面研究只有留待另一专文交代。
结论
校牧室不是唯一建立心灵健康校园的媒介，因为这是一件师生共同的事。校牧室只是参与者之一，并以它的独特性作出其贡献。然而，它可以成功发挥它的角色往往取决于校方对它工作的认识、肯定和信任。一个没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倾向不会考虑设立校牧室是可理解的，但他们不可以不考虑校牧作为牧灵者、青年工作者、老师、社区网络者、生命师傅等等角色和它所创造的地方空间对校园的角色。
注：
- 例如，早于1982年，R.F.Paloutzian and C.W.Ellison已发展出一套「灵性健康量度」方法等等。及后，不同学者发展不同量度方法。再者，在当下医护工作研究中，灵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课题。
- C.W.Ellison, ‘Spiritual Well-Being: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1 (1983): 330-340.
- J.W.Fisher, ‘Helps to Fostering Students’ Spiritu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Spirituality, 4:1 (1999): 29-49.
- R.Jackson and A.Monteux,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ith Spiritual Needs’, Scottish Journal of Residential Care, 2003:2 (1), 52.
- Ingrid Robeyns, ‘Three Models of Education: Rights, Capabilities and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in Education, 2006: 4 (1), 69-84.
- 参考吴梓明：《五十年来崇基学院的基督教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1）。
- Arnold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London: Routledge, 1960).
- M.Foucault, ‘The Other Spaces’ (1967).
- Philip Hughes and Margaret Sims, The Effectiveness of Chaplaincy (Edith Cowan University, 2009).
（Photo credit: Art Yu；崇基学院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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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心灵健康的服务（或创造心灵健康的条件），这与提供知识或任何其他校园内的教育服务，有很大的差别。乃在于「心灵健康」虽是人的一部分，却是无法与一个人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它具有一种对于整全性的必然要求，牵涉到生活性、道德性、身体性、生命性、知识性、……的平衡发展。但例如提供健康餐饮服务的食堂厨师，你不会要求他不能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肥胖（往往厨子都很胖，哈）；提供知识或学术的教员，也并非必须要人格高尚个性优雅（大学教授还往往特难缠）。
因此，一所学校或任何公共机构要成功建立chaplaincy的前提，是这个组织本身的灵性基础，以及组织成员的灵性素养必须足够，才能使chaplaincy的层次，提升与深刻涵摄于组织的公共性之中，进而强化与建立组织具有整全的灵性基础底蕴。否则，这类所谓心灵健康的建立，往往仍会被专业化地挤压到一方自己的小天地中（例如心理咨询单位、保健体育单位、应付评鉴单位…），如果是有宗教背景的机构，在实务上更常被化约成提供宗教活动与甚至传教功能的一群人与一个地方，甚至主事者也会把这种「分工思维」套进自我专业身分的认同。最后，它就真的成为「异域」了。
龚文要甚防chaplaincy（牧灵服务）被不小心滑入了组织分工的框框，而要更加强调chaplaincy的首要target，是「牧育那些能够牧育别人的」，包括了组织成员（工作同侪、行政权者、还活着的founder）与建制（使命宣言、规章办法、硬体符号），因为这些软硬体，才是对与组织之心灵健康，会产生关键与长远影响力的。尤其在不具备心灵教育或公民宗教脉络的华人社群中。
谢谢你的回应. 你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 或许, 这篇短文只是从一个现象开始, 期望当权者能从此中思考教育目的和实践, 从而能回答你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