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什么名字？

出埃及记3章，上帝表明自己名为「我是我所是」；相对于自有永有者，大概没有人能像祂那样豪气或干脆、清晰地，以自己的存有为名，尽管我们会说「人如其名」，或「有负英名」（辜负了那美好的名字），但通常顶多只能让名字与部分特征或与愿望、想像、尊严近似，于是名字多多少少暗示了姓名拥有者的性别、年龄、出身、父母期待，有的也看得出宗教背景。

因此有人说，名字其实是一种社会分化，尽管我们向往公平、人人平等的社会，名字却泄露了社会不尽公平的现实。就算未必能证成名字与社会不公的直接关联，法国哲学家傅柯（M. Foucault）在《作者是什么？》一文中坦言，作者（的名字）至少具有分类识别的功能，标志着特定的思想谱系。名字，并不仅只是名字而已。

曾有位不会讲瑞典语的台湾人爸爸，送女儿上幼稚园时遇见女儿的同学，同学大方地跟他打招呼，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照平日在实验室里的习惯，按拼音回答自己叫Chunyu，不料原本天真烂漫的笑脸忽然一脸错愕，呆站原地不知该如何是好，他女儿淡定地向他解释：「我同学听不懂你的名字。」异文化的名字落在谱系之外，无从解读；天真的幼童会显出惊愕，教会里的老人家则常面露尴尬。

不管在哪个社会，名字总有依据本地文化发展出来的一套规则，汉文化中，姓氏发展得早，代代相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许多姓氏流传数千年未变，某些姓氏即使稍有变异，仍追溯得出递嬗的脉络；反观西亚及欧洲姓氏的发展相对较晚且多元，倒是名字的选择性不多，且在亲族间代代相传，许多名字每隔两三代就会再度流行，仿佛名字能在代代之间永留不朽，尽管时代日新月异、沧海桑田。

带着自己的名字行走异乡，令本地人感到陌生的名姓暗示我们来自的地方，特殊的威翟式拼音（Wade-Giles）更向识者揭示，我们来自那个自由的华人国度。在大学、学校或实验室，许多欧洲人为了展示自己的教养与对异文化的宽容，多半会尽力拼读这些对他们而言缺乏意义的名姓，并努力掩饰缺乏意义连结的促狭；但陌生的名姓常让老人和小孩不知所措。

对于这种陌生与促狭，来自希腊、如今已是受欢迎的瑞典语诗人及小说家Kallifatides，形容这像是一块冰冻的高丽菜卷，咬不动、闻不到也尝不出味道、甚至看不出那是什么东西，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对顶着异文化名姓的异乡人来说，有时对这种陌生与促狭的应对很敏感，不少人相信履历上让瑞典人难以发音的名字，会增加求职的困难度，于是想办法改换成较欧化的名字，这曾是瑞典媒体的热门话题，也成为瑞典小说《码头》（Yarden 2009）及其电影改编（2016）的主题之一，尽管如此，研究显示（M.Carlsson & D.-O. Rooth 2007）媒体恐怕言过其实，况且根据调查，外国人改换瑞典化名字的趋势也已减缓。

取一个「西化」的名字，对台湾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就算没出国，许多台湾人为了方便与美国人做生意、来往，甚至只是学个英文，就会取个英文名字，某外语大学甚至鼓励学生取英文和欧洲语文（法、德、西文）两个名字，加上本名就会有一堆名字。关于学习一种新的语言，Kallifatides有段很生动的描写：

「作为异乡人，就得为自己的灵魂开辟一种新的语言，这可不容易，因为感觉习于走它特定的轨道、习于某些语言之外的模式。」《我窗外的新国家》（2001）

就算忘了自己本是异乡人，台湾社会里也还有为数不少的异乡人，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起生活，再说，我们无论如何是世上的客旅。一种新的语言尚且难以被灵魂接纳、认同，名字呢？我的灵魂愿意被按哪个名字召唤？

由于生长在瑞典，Kallifatides的子女已不太会说希腊话，对希腊历史与世界观也是一知半解，最让诗人感叹的，是他们不能体认「友爱、情爱、圣爱」是活生生、有血有肉、再自然不过的「爱」，他们只会瑞典式的「爱」。这不是特例，而几乎是移民的通则：多年的融合与同化使母国的文化与特征几乎消失殆尽，只剩下尚未改换的名姓。

就像U. Eco闻名全球的小说《玫瑰的名字》，主角阿德索（Adso）年老时回头寻找当年被烧毁的图书馆遗迹，蒐集、拼凑断简残篇来追想那个庞大的知识宝库：「因昔日玫瑰的盛名，我们知道它曾经存在，但也只有它的名字还得以让我们保存。」

当一切缓缓地物换星移，异乡逐渐变成故乡之后，名字或许将成为唯一能让人追想那个遥远的语境与文化的凭借，或许将是少数古早的残余，不会跟着瞬息万变的社会改换。也或许，经过时间与空间变换留给我们、又随着我们在在世的年岁里迁徙的名字，是我们得以藉以猜想永恒、猜想那位「以自己存有为名」者的凭借。

（Photo credit: Thomas Hawk / CC BY-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