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二次反送中的百萬人和平示威遊行，印證了宗教在轉型正義的推動上能夠作出積極的貢獻。不僅有基督徒領袖發表連署聲明，呼籲特區政府暫緩修法。信徒們更站在鎮暴警方對峙的街頭，徹夜吟唱聖詩〈Sing Halleluiah to the Lord〉，令舉世對東方之珠刮目相看。與此相對的是，警方向和平示威群眾發射150多顆催淚彈及多發布袋彈與橡膠彈的暴行，引發媒體競相指謫，宛如韓國光州事件的不良翻版。
其實，香港爭民主的處境與教會在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像光州，更像離光州不遠的濟州。
當然，光州事件是極殘忍的。獨裁者全斗煥要的不只是人命，更是靈魂。軍政府先是派軍隊用真槍實彈和坦克進行暴力鎮壓，並封城搜索，造成數百位示威群眾的死傷，以及數千計的人遭逮捕扣押。為了掩飾真相，其後數年，事件一直被定性為「金大中等親共主義者主導的內亂陰謀事件」，一切相關報導及出版都被禁止，無人敢置一詞。
惟獨天主教的正義和平委員會，在第一時間出面呼籲政府停止屠殺，除了分派神父到首爾各教會講述「光州事件」外，亦敦請羅馬教廷出面制止暴行。事後，光州正義和平委員會更發表反政府聲明，公開播映德國、日本等國際傳媒所製作的錄影帶，出版相關檔案圖片及資料集等文獻。
1980年的光州事件影響之深遠，不只標誌了韓國在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位置，更促成了民眾神學（mingjung theology）的出現。民眾神學家們如Ahn Byeongmu等人開始大膽地用新眼光讀聖經，聚焦在耶穌同其跟隨群眾（ochlos）的互動處境，而非經文本身。在他們的神學建構中，耶穌，不單單是上帝的兒子，更是解放者，他認同那些受壓迫及厭棄者的苦難，與民眾一同打造在地如在天的上帝國。
對於發生過228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記憶的台灣，伴隨著知名的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播映，輕易便能記得並想像光州的不幸，卻往往忽略了1980年的光州之前約四十年，早就有濟州的四三事件。
四三慘案，是軍警鎮壓圍剿手無寸鐵島民的事件，被史學家認定是韓戰之前朝鮮近代史上最血腥的事件，連日本殖民政府都未曾像這些「自己人」殘暴屠殺過。不能不令後人懷疑，濟州的四三事件如果當時也曾引起韓國本土民眾或教會的良心聲援，會不會就能避免或減緩後來光州事件的血腥與殘暴？！
那一年，徹骨的戒嚴冬日臨到開滿山茶花的濟州，不是沒有原因的。濟州島位處東北亞的航道上，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日本為了阻止美軍登陸的重要戰略基地。二次戰後，無視濟州島居民自決的呼聲，聯軍強行將其歸還給韓國。期待破滅，就業困難、嚴重的農作歉收等社會問題，加上軍政官吏的不法牟利，導致了當地民眾普遍的不滿。三月一日群眾示威遊行，遭警察開槍射擊，反軍警運動遍地開花，並引發了官民聯合大罷工，包括公家機關、民間企業等濟州島95%以上的公民營事業機構都有參與。手足無措的接管政府所採取的回應措施，當然是大規模的逮捕與刑求。這進一步使得警民衝突升溫，終而出現了武裝暴動。
濟州島旋即被抹黑為是左傾紅色之島。總統李承晚派兵鎮壓，並宣布戒嚴，其嚴峻的程度堪以「焦土化」來形容，真真是「留島不留人」。與此有關的美軍情報報告書中這樣記載，「第九團基於山區地帶村落的所有居民，明顯提供游擊隊幫助與方便的假設之下，而對村落居民採取『大量屠殺計畫』（Program of mass slaughter）。」縱使無辜的人民紛紛逃離家園，避居到漢拏山區的山洞中，政府鐵腕鎮壓仍未見手軟。「只要被稱為暴民，居民就會無辜犧牲，開槍擊斃、用水淹死、用竹矛插死、用火燒死或是直接活埋」，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3月，濟州島地區戰鬥司令部才展開鎮壓與安撫並行的策略，用赦免換取居民下山投誠。而軍警與民眾反抗軍的武裝衝突，則要到1954年9月漢拏山禁足令全面解除，方才正式落幕。
只要沈默忍耐個七年，1987年六月民主運動展開後，光州的受難者便可以無懼地站在國會聽證會講述所受到的迫害。因為涉及南北韓左右派意識型態，以及國土完整的爭議，濟州四三事件的平反卻要等上七個七年，到2000年政府才頒佈「濟州四三真相糾明與犧牲者名譽恢復特別法」，2003年的《濟州4·3事件真相調查報告書》，承認至1954年解除戒嚴，共有3萬餘名無辜者犧牲。
而這份調查報告書所呈現的「真相」，仍舊是「轉型不正義」的，把軍警人民統統描述成是受害者，那誰要來當加害者？！在去年，四三事件七十週年的追悼儀式上，韓國總統文在寅這樣形容，「悲劇太長，悲哀太深，深到清風拂過，就叫人潸然淚下」，「就連一道石牆、一朵凋落的山茶花也知道濟州的那段苦痛歲月，人們在這七十年間持續尋找探問：這塊土地還有春天嗎？」這個疑問現在仍舊需要被探問。
姜禹一，韓國天主教濟州教區主教，正是探問者之一。他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年出生在首爾的，在一個四代天主教的家庭中長大。在中學時，舉家移民到日本，性格早熟且深思熟慮的他早在那時便決志要獻身。「我當然可以為自己的未來作出很多不同的選擇。但當時，或許是上帝的感召，我想，既然我只能活一次，便要儘可能活得有意義，所以我決定成為神父」，於是，他在東京取得哲學學位後，便遠赴羅馬深造。
在1974年，學成返國的他正式被按立為神父，並在首爾教區一路從輔理主教榮升至領銜主教。那期間的濟州，教會的規模不大，一直到1977年方才正式升格成為教區，恰恰隸屬在光州總教區下。是在2002年，濟州四三事件剛剛打破政治禁忌，開始被談論的時候，他來到這個在國際局勢及地緣政治上註定被犧牲的小島，擔任上帝派來守護、醫治並安慰羊群的好牧人。
像一般的韓國人，姜禹一從過去所受的教育，知道「濟州曾發生過事情」。但究竟真相是什麼，濟州的人們又經歷過怎樣的創傷，他其實一無所悉。但教會裡面有濟州出身的神父是倖存者，有信徒是受難者的後代，他們向這位來自韓國大陸的牧者盡吐了那段驚恐莫名的過去和至今仍舊揮不去的陰影。
震驚之餘，姜禹一體會到，過去並沒有真的過去，自己若要真正做好牧靈的事工，成為上主和平的使者，便不能繞過這段苦難的歷史。於是他發揮過去作學問的精神，開始四處搜羅資料，閱讀相關文獻，並且親自去訪問經歷過四三事件的當事人，企圖還原真相。說來容易，過程其實並不簡單，「一方面資料有限，畢竟政府五十多年來禁止出版任何相關文件，另一方面，濟州島民也長期選擇噤聲，甚至對自己的孩子也不願意談論」，姜禹一解釋道，「或許，這是因為過去太過沈痛，而且他們也擔心如果把這件事情說出來，會連累下一代受到政治迫害」。
拒絕談論，或噤聲，濟州便永遠不會擺脫遭犧牲的悲情宿命，而那些遭壓抑的過去更會像冤魂，時不時便會出來作崇。更何況，濟州屠殺作為韓國歷史無法直面的一頁，亦突顯出社會如何長期為左右派政治意識型態所操弄的現況。主教姜禹一遂下定決心，要解開這個濟州與韓國本土解不開的結，為遭噤聲者的喉舌，把每一場來自韓國大陸邀請演說，都當成促成真相與和解的機會，為四三事件爭取到更多的媒體能見度。
或許正是他一以貫之的敢言與真誠打動了濟州的人心，在韓國政府最終將濟州定位為「世界和平之島」，濟州成立了和平獎之後，這位非濟州人的主教獲得一致推崇擔任和平獎委員會的主席。
然而，翻過了歷史的一頁，真正的和平仍舊不可企及。如同高橋哲哉在《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所分析，「犧牲的體系」是以某個社會群體常態的、持續的處於犧牲狀態，好讓體系正常運作。它有四項構成要素，1.位於社會邊緣的犧牲者，2.社會主流的獲益者，3.認定犧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神話，以及4.主張犧牲是為了共同體所必要的意識型態。特別是最後的二項，使得所有的人都可以安然享受利益，「犧牲的體系」變成了沒有人需要負責的「無責任體系」。濟州島作為「犧牲的體系」的宿命，除非一場心靈革命，是無法翻轉的。
儘管濟州島2007年被登載成世界自然遺產，總統盧武鉉卻於同年宣布，要在濟南島南端不到二千人的江汀村建設大型的海軍基地。表面上，這一切是完全合法與民主的。是江汀村的村長，召開村民大會，經由出席率不到一成的村民集體鼓掌通過提案，再向政府遞交興建軍事基地的請願書的。由濟州自己人出來配合執政當局出賣自家人，無疑是新殖民主義所謂的「內部殖民式治理」。就這樣2016年海軍基地正式落成，外來移入的軍事總人口未來可望遠勝過本地村民，這裡勢將被打造成如假包換的「海上軍事堡壘」。（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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