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bra Kuhnert與Felix Linder等人所作的實證研究，再次證實了我們先前所作的區分同論述。道德哲學為了研究道德決擇的機制所常討論的道德兩難例證，大抵可以依「因果主體模式」（causal agency model）去加以區分為二類。第一類型的道德兩難，最為著名的例子是桑德爾的「失控貨車的兩難」，還有「產難的兩難」（Pregnancy Dilemma），懷孕的母親即將生下三胞胎，結果發生產難，救母親，還是救孩子。第二類型的，主要是「船難的兩難」（Boat Dilemma），基本上是約拿故事的變型，以及類似911事件的「遭劫持客機的兩難」（Hijacked airplane Dilemma），劫持客機的恐怖主義者威脅要攻擊城市鬧區，除非空軍機隊開槍在海上射下飛機，否則的話，機上乘客和鬧區市民都無法倖免於難。原則上，第二類型的倫理兩難，相較於第一類型的比較容易解決。
正是由於道德兩難是很棘手的，經歷犧牲方才倖存過來的，通常會發現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對「人生如此美好」的肯定，如今像是鏡中花水中月，都留在了未成年的另一邊。
所幸，在現實生活中，有關於道德兩難大多時候是有解方的，通常這涉及證明行為人另有其他抉擇的可能。換言之，光有原則在手，知道如何將原則正確適用在具體情況中是不夠的，還需要其他相關的道德能力，比如說，對處境的想像和溝通調解的能力。這些是強調關係導向的道德心理發展所注重的。如前所述，在Lawrence Kohlberg看來，這種思維足以證明女孩道德心理發展較男孩遲緩。然而，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卻認為，那是不同，但卻一樣重要的道德能力。
她也是用「海因茲偷藥」的問題去做田調的。發現的也是同樣的事實，不同於男孩，同樣年齡的女孩對解決道德兩難有著不一樣的取徑。「艾美則說：『除了偷竊外，也許有其他的解決辦法，例如他可以借錢……但他不該偷竊—他太太也不應該就這樣死去』。」除了借錢，第三種可能的選項還可能包括，藥劑師在知道更多有關漢斯太太的處境後，可能就不會那麼堅持原來的強硬態度。「傑克看到的是生命和財產之間的衝突，而這個衝突可以透過邏輯推演來化解，艾美則看到人際關係的斷裂，而此斷裂需要使用人際關係本身的針線來縫合」，據此，Giligan做出不同的總結，女性較易視道德問題為相衝突的責任，而非相競爭的權利，其出發點往往始於關係的促進同關懷，而非原則的優先次序與分配公正性。
繼她之後，女性主義學者Nel Noddings等人進一步發展出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e）的進路，強調用設身處地的想像，同彼此交織的敘事，把涉利個人的身分認同及利益考量都放在關係脈絡中去加以考慮。這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在道德上，對人道及人權的普世價值，我們在實踐上往往採取有等差的作法去落實，要先老吾老，幼吾幼，才能以及人之老或幼。
了解了強調等差關係的倫理範式後，讓我們回頭反省武漢肺炎的兩難，除了派機或不派機接受意欲返台的滯中台商外，還有沒有別的解決問題的可能？當然有！就是台灣應聯合國際力量，要求聯合國及諸如「無國界醫師」、「世界衛生組織」等人道救援團體，以及其他醫療先進國家非政府組織派員進駐災區現場。
可惜的是，海因茲偷藥的虛構情境，而今衍然演變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家暴難題，猶如海因茲的太太患了絕症，城裡的藥劑師要送藥給她服用，偏偏海因茲死也不肯。根據美國衛生部透露，早在1月6日就己知情且曾派員到中國協助防疫。疫情越發嚴重後，1月27日由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Alex Azara向中國衛生部長陳竺直接開口，願積極援助，28日更再度透過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建議，但一再遭中國政府拒絕。在美國召開國際記者會後，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中國允許讓「國際專家」進入協助防疫，但在川普與習近平通過電話後，中國卻再一次拒絕美國專業醫療團隊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先遣部隊。如果你是城裡的一份子，你會怎麼做？當然是宣稱海因茲這樣做根本視人命於無物，太太是獨立的「人」，不是「人質」，更不是丈夫的「所有物」。
可惜的是，台灣現今為中國因素滲透極為徹底，島內輿論忙於內鬥，第一時間，拿陸配子女大做文章，遠勝於批判一直打壓台灣的強國政府所採取的鎖國作法。這是最緊迫的事？最道德的做法？最有效益的運動策略？
持平而論，商人無祖國，在新自由主義經濟襲捲全球下，資本家選擇關廠，資金與人才跟著利潤出走，沒有錯。自由總是帶來風險，而今，主張「國籍作為某種社會契約，有賺有賠，使用前請詳閱公開說明書」，亦應不為過。
更何況，現在還有人在趴趴走，處理寶瓶星、鑽石公主號等，隨時有可能出現緊急狀況，「具國籍現仍在中國的台商很多，清明節即將大批返鄉，如果現在開放邊境，我們擔心到時醫療量能會不足」，如果我們沒有顧及到社區防疫、檢驗和醫療的量能，恐會造成破口，把醫院塞爆。陳時中部長這番言論聽來並不像是危言聳聽，或出於恨意。
反對者或主張，撤僑應考量家庭完整性。通常，這意味著只是現代社會所謂的核心家庭成員。問題是，家庭是一大掛肉棕串，這個家的父親／母親，是另一個家的兒子／母親。便何況，在同婚法制化的時代，性、婚姻和家庭的傳統連結，不再被視為三位一體，非得靠血緣得以建立。個人自由抉擇取代自然，成為權利與義務的連結鈕帶，撤僑的切割點如果不沿著國籍劃開，究竟該從哪裡下刀才最「家庭完整」？
《「疫區」日記：在撤僑選擇前，我決定留在武漢與父母相伴》作者，跨國聯姻的曉宇最知道箇中為難，「英國啟動了撤僑的計劃，安娜打電話，錄入身分信息和聯繫方式。她說，我把你的信息寫進去了，他們說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說，安娜，如果你們能走，我會留下來。我父母，姥姥，還在。年輕人最有可能扛過病毒，我要留下來，直到封鎖結束。安娜說，我能理解。家裏開始一場無休止的討論。父親說，能走一個是一個。你留下來，能幹什麼。我說，我要蹭長假期。母親問，你留下來到底有什麼目的。父親答，他不想被人說是逃兵。我說，難得休息一陣，你們成人之美吧。」
在去與留之間，曉宇的抉擇令人動容，誠如路得的，一樣令人感佩。在這則聖經敘事中，委身不是建基在血緣，而是現今法律體制認為最不牢靠的婆媳關係上。拿娥米死了丈夫和兒子，在異地無倚無靠，打算放生兩個摩押媳婦，自己一個人落葉歸根。這不是殘忍，是犧牲。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他們的子孫雖過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她孑身一人走，就只有一個人孤苦，不然，就是三個人都得受苦。「我的女兒啊，回去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兒子作你們的丈夫嗎？你們能守住自己不嫁人嗎？」此處雖無關生死，卻也是某種左右為難。
最後，俄珥巴哭著走了，但路得卻留了下來。在那個年代，那個處境下，她沒有辦法「堅離地」，選擇雙重國籍，或懸疑不決的身分認同，「你往哪裡去，我也往哪裡去，你在哪裡住，我也在哪裡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裡，我也死在哪裡，葬在哪裡。只有死能使你我分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懲罰我！」
或許，台灣在武漢肺炎蔓延中下面對空前的兩難處境，確實如某些人所言，出現了某種「防疫國族主義」，重新劃定了想像共同體的邊界。但那究竟是不是出於仇恨，抑或是回歸了某種健康的我群意識？！目前看來，其實，後者的可能性居多。台灣的國力和國際地位畢竟不等同於美國、法國和日本，與中國之間，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即便在國際上屢遭中國敵視、打壓，台灣政府至今沒有說，就算能力所及，在接收完滯中有意返台的國人後，也不給陸配或陸生入境，或不肯參與國際救援行動，相反地，在政策上允諾，現居本地的陸配及其子女，在享受醫療處遇上並沒有二致。
國家之於人民經常被類比為母親，意味著國家有積極責任必須調配資源，提供照顧及保障等服務。如果這個比喻確實意味著什麼，那麼Patricia Hill Collins比較黑人同白人對於母職的建構，容或可以供作評比台灣現階段防疫政策的背景值。由於生活在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下，黑人文化中母職的建構，不同於白人，包含了一件事，教導孩子，即便生活在白人霸權下，「不要自願地參與在自己的屈從上」，而發展我群認同是有助於兒童心理福祉的。
（photo credit: wiki／Naomi entreating Ruth and Orpah to return to the land of Moab.）
相關文章：
■道德兩難在武漢肺炎蔓延中（上）
■道德兩難在武漢肺炎蔓延中（中）
■淺談事實查核的解與決（近日刊出）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