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兩難在武漢肺炎蔓延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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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希望,可以跟時間賽跑,順利將所有需要或想要返台的國人全數撤回。但現在連首都北京都淪陷,遭封鎖和隔離的地區總人口數高達5000餘萬人,幾幾乎是整個南韓總人口數。光從武漢周邊近期焚燒屍體釋放出的二氧化硫,可推斷有近1萬5000人死亡。有最新消息指,針對病毒不只可以藉口沫、接觸傳染,甚至可以透過空氣傳播。在公衛體系束手無策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鐵齒硬要在10日開工。可以合理推斷,未來的情況只會更糟糕。

在最壞的情況下,撤僑的問題,遲早會演變成最棘手的道德二難(moral dilemma)。或者,我們得無限制收納染病的台商返國,不惜國人全數陪葬!或者,我們得制定相關政策底限,或制定撤僑的優先順序,本國人、弱勢優先,或限制業己證實收納染病的台商包醫療專機返台的數量,免得癱瘓本地醫療救治的能量。

嚴格來說,撤僑醫療風險評估的「取捨」,只在制定醫療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及救援的底線。到底道德二難困境的相關倫理考量可不可以證成「以照顧本地醫療為優先!」或「不可以無限制收納病人!」?

道德兩難的困境,簡單說,就是在現實處境下,出現二種相衝突的道德義務,而行為人無法兩全。根據Rushworth Kidder在《道德勇氣》(Moral Courage)所說,個人或社會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大抵可以分為四類,分別是: 真理和忠誠的兩難,個人(或我們)與群體(或他們)的兩難,短期效應與長期效應的兩難,正義與仁慈的兩難。基本上,所有倫理爭議都涉及至少一種兩難。可以說,道德兩難,是人類生活世界的構成條件之一。

倫理學家Lawrence Kohlberg甚至用如何解決道德兩難作為課題,去判斷一個人道德人格發展是否臻於成熟。「海因茲偷藥」是他所提出的著名的道德兩難。海因茲的妻子生命垂危,只有一種藥可以救她。偏偏城裡只有一個藥劑師可以配製,還索價不菲。海因茲只好請求藥劑師便宜賣他,因為他的妻子命在旦夕。這項請求遭到藥劑師斷然拒絕。擺在海因茲面前的,只有二條路,偷藥,侵害藥劑師的財產權,不偷藥,放任自己的妻子死去。要成功解決道德兩難,受試者通常必須決定「不可偷竊」與「人命關天」二者孰為輕重,根據更為基本而重要的優位原則,而非次級原則,來採取道德行動。在海因茲偷藥的例子中,我們很容易做出抉擇,當然,人命比金錢更重要!

但道德兩難並不總是這樣好解決的。萬一我們得在人命與人命之間作出抉斷,該怎麼辦?人命也有輕重之別嗎?舊約聖經就有這樣一則故事。先知約拿上了往他施去的船,結果出現大風浪,幾至要沈船。連經驗老道的水手嚇到為了保命,不惜拋棄貨物,呼天搶地起來。然後,神判上場。船上的眾人相信,這一定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一定有人獲罪於天,方才致此。所以,眾人掣起籤來,要看看這場災禍究竟是肇因於誰。最後,掣出個約拿來。

道德兩難來了。或是,把約拿拋入海中,以平息上帝的忿怒,或是,整船人,連帶上約拿,一起命喪怒濤中。不論如何選擇,都得有人喪命,這是註定的終局。船上的眾人於是驚恐莫名,不知如何是好,心想著拼命與天一搏,「竭力盪槳,要把船攏岸,卻是不能,因為海浪越發向他們翻騰」。逼到走投無路,除了犧牲再無他法時,他們作了這樣的禱告,「耶和華阿,我們懇求你,不要因這人的性命使我們死亡,不要使流無辜血的罪歸與我們」。約拿被拋下船,風浪就平息了。

除了人數多少有別,基本上,約拿的故事同知名的「卡涅阿德斯船板」(plank of Carneades)如出一轍,在船難中,乙不得不把甲推下浮木,好讓自己獲救。

不同的文化卻有相同似的故事,這顯示什麼?首先,道德兩難是人類生存的條件之一,這是亙古難解的倫理議題。其次,面對不可避免的人道災難,絕大多數人的道德直覺是接受自保有理,同意「殺一救五」效益原則的。

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甚至會願意豁免面臨道德兩難不得不有所犧牲的罪咎,像是法律規定,不論是「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罪責事由」,出於「緊急避難」(necessity)的行為,是可以不罰的,或是倫理學所謂的「雙重效果論」(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也就說是,即便道德行動不可避免會帶來某些壞的副作用,不論傷害本身是否是可以預見的,亦是可容許的。

不可否認,仍舊存在某些兩難,既便再怎麼同情抉擇者的處境,我們仍舊不同意當事人豁免其刑責,或者,至少免除其良心的譴責,比如說,耶弗他許願獻女。士師記記載,以色列人被亞捫人欺壓,大軍壓境,上帝遂興起驍勇善戰的耶弗他作士師。聖經說,「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出去與亞捫人打仗之前,向耶和華許願,「你若將亞捫人交在我手中,我從亞捫人那裡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無論甚麼人,先從我家門出來迎接我,就必歸你,我也必將他獻上為燔祭。」結果耶弗他大捷定江山,光榮返鄉的時候,不是別人,而是他的獨生女,拿著手鼓跳舞唱歌出來迎接他。痛苦不堪的耶弗他面臨了兩難的抉擇,要麼他違背向上帝的許諾,要麼得將自己的女兒獻為燔祭。

耶弗他的故事很類似《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作者Michael Sandel所舉的「失控電車的兩難」(Runaway Trolley Dilemma)的例子。假定你所駕駛的電車,現正高速行駛在軌道上,突然間,剎車失靈,前方卻出現五個不知情的工人在維修鐵道。你惟一可以減少傷亡的作法,是在下一個分岔點,轉向駛入另一條軌道。然而,這不是沒有代價的,你遠遠看到,在軌道的盡頭,其實有另一名無辜的工人X正在工作。

你該怎麼做?怎麼做才是道德上對的?「殺一救五」,在這種道德兩難中,按Sandel的說法,並不是可接受的選項。在這類道德兩難處境中,工人X和耶弗他的女兒都是無辜的「局外人」,只不過是在不對的時間出現在了不對的地點。他們全是因為決策者的行動,而無端端捲入了這個兩難的困局中,成為犧牲品。

再怎麼同意效益原則的重要性,不容踰越的基本道德原則之一,是尊重他人自決,沒有人可以代別人決定生死。因此,在這類的困局中,唯一可以為決策者解套的要件是,工人X,或耶弗他的女兒,同意自我犧牲。否則,就算是「一人為千千萬萬的眾人死」,都不能免除殺害無辜者的罪愆。

在聖經中,耶弗他的女兒為了父親,犧牲了。其實,真正該死的,是她的父親。亂許諾的是他,理該由他來承擔錯誤許諾的後果。不過,通常在講「犧牲是必要的」這種話的人,經常是位高權重者,而不是前線,心裡想的「代價」亦往往不是他自己本人。這是犧牲的不正義!可惜歷代的聖經學者,就像現在不少人一樣,罕見得這樣追根究底地分析、詮釋。大多時候,我們傾向於檢討提出質疑的、反抗自我犧牲的個人,而不去追問「誰」為「誰」在「什麼情況」下犧牲或被犧牲,又「為何非得如此不可」的課題。

讓我們先撇開犧牲是否正義的問題,先聚焦在道德兩難的課題上。值得注意的是,耶弗他的女兒與約拿,其實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道德兩難,其中有著結構性的差異。首先,約拿是局內人,他早就置身在那場人道災難中。其次,在船上的眾人是出於自保,無奈作出的決定。在道德兩難的任一選項中,不論是否將他拋下海,或是整艘船沈沒,他的結局都是死,雖然約拿是否出於自願也是不得不考慮的。

那麼,在制定撤僑政策上,台灣社會是面對哪種兩難課題?其實更接近耶弗他的女兒那類。因而,要求「以照顧本地醫療為優先!」「不可以無限制收納病人!」這二個主張,分別符合了有關道德兩難的「自保的正當性」,以及「原本未身陷在這次人道危機中的他人是否自願犧牲」的原則。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公布的資料,「目前台灣居家檢疫量能一天是5000人,檢疫14天等於每天7萬人起跳,這還未包括未來增加的人數。檢驗量能由最初一天380人、520人,到現在是1010人」;醫療量能負壓隔離病房是1100床,據二月六日最新統計,目前僅剩餘479張空床。坦白說,在沒有充足的醫療資源與裝備的情況下,醫護人員的訴求委實不應被批評為「自私自利」,「沒有愛心」,「不打算冒險,就別來擔任醫護人員」!(待續)

Photo credit: Lettuce.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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