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然希望，可以跟時間賽跑，順利將所有需要或想要返台的國人全數撤回。但現在連首都北京都淪陷，遭封鎖和隔離的地區總人口數高達5000餘萬人，幾幾乎是整個南韓總人口數。光從武漢周邊近期焚燒屍體釋放出的二氧化硫，可推斷有近1萬5000人死亡。有最新消息指，針對病毒不只可以藉口沫、接觸傳染，甚至可以透過空氣傳播。在公衛體系束手無策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鐵齒硬要在10日開工。可以合理推斷，未來的情況只會更糟糕。
在最壞的情況下，撤僑的問題，遲早會演變成最棘手的道德二難（moral dilemma）。或者，我們得無限制收納染病的台商返國，不惜國人全數陪葬！或者，我們得制定相關政策底限，或制定撤僑的優先順序，本國人、弱勢優先，或限制業己證實收納染病的台商包醫療專機返台的數量，免得癱瘓本地醫療救治的能量。
嚴格來說，撤僑醫療風險評估的「取捨」，只在制定醫療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及救援的底線。到底道德二難困境的相關倫理考量可不可以證成「以照顧本地醫療為優先！」或「不可以無限制收納病人！」？
道德兩難的困境，簡單說，就是在現實處境下，出現二種相衝突的道德義務，而行為人無法兩全。根據Rushworth Kidder在《道德勇氣》（Moral Courage）所說，個人或社會所面臨的兩難處境大抵可以分為四類，分別是: 真理和忠誠的兩難，個人（或我們）與群體（或他們）的兩難，短期效應與長期效應的兩難，正義與仁慈的兩難。基本上，所有倫理爭議都涉及至少一種兩難。可以說，道德兩難，是人類生活世界的構成條件之一。
倫理學家Lawrence Kohlberg甚至用如何解決道德兩難作為課題，去判斷一個人道德人格發展是否臻於成熟。「海因茲偷藥」是他所提出的著名的道德兩難。海因茲的妻子生命垂危，只有一種藥可以救她。偏偏城裡只有一個藥劑師可以配製，還索價不菲。海因茲只好請求藥劑師便宜賣他，因為他的妻子命在旦夕。這項請求遭到藥劑師斷然拒絕。擺在海因茲面前的，只有二條路，偷藥，侵害藥劑師的財產權，不偷藥，放任自己的妻子死去。要成功解決道德兩難，受試者通常必須決定「不可偷竊」與「人命關天」二者孰為輕重，根據更為基本而重要的優位原則，而非次級原則，來採取道德行動。在海因茲偷藥的例子中，我們很容易做出抉擇，當然，人命比金錢更重要！
但道德兩難並不總是這樣好解決的。萬一我們得在人命與人命之間作出抉斷，該怎麼辦？人命也有輕重之別嗎？舊約聖經就有這樣一則故事。先知約拿上了往他施去的船，結果出現大風浪，幾至要沈船。連經驗老道的水手嚇到為了保命，不惜拋棄貨物，呼天搶地起來。然後，神判上場。船上的眾人相信，這一定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一定有人獲罪於天，方才致此。所以，眾人掣起籤來，要看看這場災禍究竟是肇因於誰。最後，掣出個約拿來。
道德兩難來了。或是，把約拿拋入海中，以平息上帝的忿怒，或是，整船人，連帶上約拿，一起命喪怒濤中。不論如何選擇，都得有人喪命，這是註定的終局。船上的眾人於是驚恐莫名，不知如何是好，心想著拼命與天一搏，「竭力盪槳，要把船攏岸，卻是不能，因為海浪越發向他們翻騰」。逼到走投無路，除了犧牲再無他法時，他們作了這樣的禱告，「耶和華阿，我們懇求你，不要因這人的性命使我們死亡，不要使流無辜血的罪歸與我們」。約拿被拋下船，風浪就平息了。
除了人數多少有別，基本上，約拿的故事同知名的「卡涅阿德斯船板」（plank of Carneades）如出一轍，在船難中，乙不得不把甲推下浮木，好讓自己獲救。
不同的文化卻有相同似的故事，這顯示什麼？首先，道德兩難是人類生存的條件之一，這是亙古難解的倫理議題。其次，面對不可避免的人道災難，絕大多數人的道德直覺是接受自保有理，同意「殺一救五」效益原則的。
在一些情況下，我們甚至會願意豁免面臨道德兩難不得不有所犧牲的罪咎，像是法律規定，不論是「阻卻違法事由」或「阻卻罪責事由」，出於「緊急避難」（necessity）的行為，是可以不罰的，或是倫理學所謂的「雙重效果論」（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也就說是，即便道德行動不可避免會帶來某些壞的副作用，不論傷害本身是否是可以預見的，亦是可容許的。
不可否認，仍舊存在某些兩難，既便再怎麼同情抉擇者的處境，我們仍舊不同意當事人豁免其刑責，或者，至少免除其良心的譴責，比如說，耶弗他許願獻女。士師記記載，以色列人被亞捫人欺壓，大軍壓境，上帝遂興起驍勇善戰的耶弗他作士師。聖經說，「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出去與亞捫人打仗之前，向耶和華許願，「你若將亞捫人交在我手中，我從亞捫人那裡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無論甚麼人，先從我家門出來迎接我，就必歸你，我也必將他獻上為燔祭。」結果耶弗他大捷定江山，光榮返鄉的時候，不是別人，而是他的獨生女，拿著手鼓跳舞唱歌出來迎接他。痛苦不堪的耶弗他面臨了兩難的抉擇，要麼他違背向上帝的許諾，要麼得將自己的女兒獻為燔祭。
耶弗他的故事很類似《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作者Michael Sandel所舉的「失控電車的兩難」（Runaway Trolley Dilemma）的例子。假定你所駕駛的電車，現正高速行駛在軌道上，突然間，剎車失靈，前方卻出現五個不知情的工人在維修鐵道。你惟一可以減少傷亡的作法，是在下一個分岔點，轉向駛入另一條軌道。然而，這不是沒有代價的，你遠遠看到，在軌道的盡頭，其實有另一名無辜的工人X正在工作。
你該怎麼做？怎麼做才是道德上對的？「殺一救五」，在這種道德兩難中，按Sandel的說法，並不是可接受的選項。在這類道德兩難處境中，工人X和耶弗他的女兒都是無辜的「局外人」，只不過是在不對的時間出現在了不對的地點。他們全是因為決策者的行動，而無端端捲入了這個兩難的困局中，成為犧牲品。
再怎麼同意效益原則的重要性，不容踰越的基本道德原則之一，是尊重他人自決，沒有人可以代別人決定生死。因此，在這類的困局中，唯一可以為決策者解套的要件是，工人X，或耶弗他的女兒，同意自我犧牲。否則，就算是「一人為千千萬萬的眾人死」，都不能免除殺害無辜者的罪愆。
在聖經中，耶弗他的女兒為了父親，犧牲了。其實，真正該死的，是她的父親。亂許諾的是他，理該由他來承擔錯誤許諾的後果。不過，通常在講「犧牲是必要的」這種話的人，經常是位高權重者，而不是前線，心裡想的「代價」亦往往不是他自己本人。這是犧牲的不正義！可惜歷代的聖經學者，就像現在不少人一樣，罕見得這樣追根究底地分析、詮釋。大多時候，我們傾向於檢討提出質疑的、反抗自我犧牲的個人，而不去追問「誰」為「誰」在「什麼情況」下犧牲或被犧牲，又「為何非得如此不可」的課題。
讓我們先撇開犧牲是否正義的問題，先聚焦在道德兩難的課題上。值得注意的是，耶弗他的女兒與約拿，其實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道德兩難，其中有著結構性的差異。首先，約拿是局內人，他早就置身在那場人道災難中。其次，在船上的眾人是出於自保，無奈作出的決定。在道德兩難的任一選項中，不論是否將他拋下海，或是整艘船沈沒，他的結局都是死，雖然約拿是否出於自願也是不得不考慮的。
那麼，在制定撤僑政策上，台灣社會是面對哪種兩難課題？其實更接近耶弗他的女兒那類。因而，要求「以照顧本地醫療為優先！」「不可以無限制收納病人！」這二個主張，分別符合了有關道德兩難的「自保的正當性」，以及「原本未身陷在這次人道危機中的他人是否自願犧牲」的原則。
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公布的資料，「目前台灣居家檢疫量能一天是5000人，檢疫14天等於每天7萬人起跳，這還未包括未來增加的人數。檢驗量能由最初一天380人、520人，到現在是1010人」；醫療量能負壓隔離病房是1100床，據二月六日最新統計，目前僅剩餘479張空床。坦白說，在沒有充足的醫療資源與裝備的情況下，醫護人員的訴求委實不應被批評為「自私自利」，「沒有愛心」，「不打算冒險，就別來擔任醫護人員」！（待續）
（Photo credit: Lettuce. / CC BY-N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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