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后现代、信仰实践

身为七年级的我，在台湾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前现代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现代化国家」。因此，每当在教科书上看到「现代化」一词时，总是把它与「进步」和「开明」联想在一起。

90年代末至今，台湾教会在人数上经历明显的增长，许多教会增长的策略纷纷从韩国、美国和新加坡被引进台湾。一时间，各式各样的「模式」和训练教材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台湾：新加坡小组教会模式、马鞍峰模式、柳溪模式、双翼模式……等。

这些模式都是不错的参考，刺激我们思考在不同的处境中，如何成为「忠于上帝呼召的教会」。然而，当我们的核心焦点从「忠于上帝的呼召」转移到「方法」时，问题就来了。

现代主义的渗透

美国神学家James K.A. Smith在《Who’s Afraid of Postmodernism》一书中（中文书名翻译为《与后现代大师一同上教会》）认为当代的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已与现代主义（modernism）结盟，而这种结盟需要受到质疑和挑战。Smith认为，后现代思想有其限制和危险，但也提供当代教会一个视角，帮助我们批判夹杂在信仰实践中的现代主义，重新反省和认识圣经所启示的福音。

如果说西方的福音主义已被现代主义所绑架，那么我们必须探究，华人教会的福音主义是否也受现代主义所辖制？

在欧洲，现代主义是从启蒙运动开始一系列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实践过程的结果，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但在华人社会中，现代化的深层文化结构被跳过，被简化成追求效率和结果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华人社会的「现代性」首先关乎功用，而不关乎「过程」。华人社会整体来说不太在乎「现代主义」形成的过程，只要现代所带来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华人社会中的「现代性」，往往伴随与传统的割裂。

在信仰实践上，华人教会的福音主义往往跟着欧美福音主义的脚步，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欧美神学的脚步，希望吸取欧美「成功」的经验，进而在华人社会和教会中复制。这种心态使得华人教会习惯从复制实践开始，从实际的操作方法着手，不太问为什么，而喜欢问要怎么做。

反省当下的教会实践

若我们仔细反省当代华人教会的一些价值观和文化偏好，就会发现其中夹杂了许多华人儒家文化和西方教会文化传统的影子，把儒家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以及随着西方宣教士带到华人教会的某些西方文化传统给神圣化，变成神圣不可动摇的实践。

举例来说，十几年前，许多华人教会认为只有某些乐器（像是钢琴）才是合乎圣经的敬拜乐器，却视另外一些乐器为魔鬼的音乐（像是爵士鼓），认为古典音乐才是上等的敬拜音乐，民谣爵士风的音乐则是不入流的敬拜音乐。

然而，现代钢琴并不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乐器，古典音乐也不是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乐风；西方教会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渐渐开始使用钢琴，把古典音乐融入在对上帝的敬拜中，而今成为多数教会敬拜上帝的主要乐器。一味强调钢琴敬拜的优越性而贬低爵士鼓，其反应的价值观可能更多是关于西方教会的文化偏好，而非圣经对敬拜的教导。

又比如说，当代华人教会对某些行为（像是同性恋性行为）大加批判，但却对另一些行为（像是信徒之间的大小眼）无限缄默。然而圣经对贪婪和大小眼（favorism）的警告远超过对同性恋性行为的警告。

我们需要诚实地问自己，在教会中讲到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时，我们是否该更忠心地反应圣经的启示，在谈论性伦理的同时，也应花更多时间教导上帝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教导和实践？！

让上帝的话语挑战我们的信仰实践

上帝启示自己的方式，不是脱离处境，而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耶稣，在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地区出生，住在我们当中，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向我们彰显上帝自己。而当时反对耶稣最卖力的一群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宗教和政治领袖；他们反对耶稣，因为耶稣的教导威胁到他们的权力、习惯和既得利益。

今天我们也需要反省，在我们教会生活的信仰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到底是上帝透过圣经所启示的心意，还是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偏好？我们是否容许上帝的话语挑战我们捍卫既得利益的倾向和行为，在圣灵的引导中更新我们的信仰实践？

我想，在面对当代思潮和文化的冲击时，站稳信心的脚步不一定等于下意识地抓紧某些传统和习惯；而是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向三一上帝要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事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在教会群体中与他人一起耐心地聆听和分辨上帝的心意，调整我们的实践来参与在三一上帝的作为中。

（封面图片”Chief Priests Take Counsel Together” by James Tissot 1836-1902/French；绘出马可福音11章18节中，祭司商议谋害耶稣之场景。）

作者简介／董家骅

美国富乐神学院神学博士，现居洛杉矶，牧养教会，喜欢对话。
生活在消费主义当道的北美社会，不时需要自觉地抗拒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学习在耶稣门徒的群体中忠心跟随耶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