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一个没有需要问责政府下

人与人相处之道之一在于信任，而信任之可以形成在于彼此的问责关系（accountability）。人不能只怪责别人对他不信任，而不问他是否值得被信任、是否对人问责。信任与问责的道理不限于人与人关系，更关乎人们与政府的关系。当政府没有任何问责意识，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很正常的。这正是当下的香港。

问责是相处之道

简单来说，问责是那受托付者要对托付他的人负责任和交代，并愿意承担其中责任。当然，受托付者是否自愿、托付者是否所托非人等都是考虑因素。近50年对生态的关注令我们对问责的理解有更阔和更深的理解，即对地球、众生和将来的责任。

基督徒对「问责」有其独特之处，即上主是人类要交代的对象。上主创造大地，赐福人们，并吩咐人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创世记1章28节）此外，在该隐与阿伯故事中，上主对该隐说：「你弟弟亚伯在哪里？」（创世记4章9节）然而，上主的创造使祂也进入问责关系中，以「约」（covenant）的关系与众生建立关系。

耶稣基督就是这约最具体和最完整的表现。祂教导我们，「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章10节）然而，对上主的问责不只限于个人，更牵涉政权，「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罗马书13章1节）重点不只是人民要顺服政权，更是政权要向上主问责。尼西亚信经说，「主耶稣基督将来必从威荣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在人与人关系，问责关乎个人诚信，但在制度里，问责牵涉强化对制度的监察，并对不负责任者惩罚。那么，问责可分为：官僚问责性（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即下级向上级负责，上级对下级的监管；专业问责性（professional accountability），倚赖专业人士的专业操守来进行问责，而不靠严密监管；法律问责性（legal accountability），透过订立法律或合约，来确保人与人、组织与组织的责任；政治问责性（political accountability），透过政治机制（例如选举），监察施政不善的公职人员，并对之进行惩处。

假戏真做的政治问责

就政治问责性，香港人对此有特别感受。事缘于2002年，当时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引进的「高官问责制」（Principal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System）。这是一个新制度，给行政长官选用一些与他理念相同、有合作经验的人才，以建立自己的团队协助施政。所以，它是一个政治任命制度（political appointee system），与政治问责毫无关系。若有问责成份，它只是一种政治任命制度。

奇怪的是，董建华却刻意选择用「高官问责制」来描述这制度。第一，他希望这政治任命制度取代当时由公务员承担高官职位，但他预计这样做法可能触怒公务员，因为这影响了公务员的晋升机会。因此，董建华用「高官问责制」这理念争取人民的认同，并淡化他对权力的控制。第二，「高官问责制」的问责对象是中央政府，而非人民。跟公务员不同，高官不是政治中立，而是有明显政治立场。我们从没有从在位的高官中听见他们不满意政府政策的声音，反而只有那些离职者才会说「人话」。

有趣的是，在董建华执政时期，下台的官员计有财政司司长梁锦松（2003年）、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2003年）、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2004年）。当中更包括董建华以脚痛为由下台（2005年）。虽然香港政府没有承认他们的下台是问责的结果，但在假戏真做下，香港人已建立有别于政府对问责的理解。

若说曾荫权当行政长官初期时（2005～2007）有很高民望是来自他个人诚信的话，我会说，这是来自人民对高官问责体会的结果。所以，其第二任期的民望已明显下跌。至于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他刚复自用，委任多无能者当高官，与人民对问责的期望越来越远时，要求梁振英下台就成为人民对高官问责的体会。

良知和监察是我们仍有的工具

民主选举是其中一种要求政府问责的方法，但当当下香港选举制度和议会政治（特别是功能组别的安排）越来越荒谬时，香港人不可能只寄望议会的影响力，应要提升人民社会意识、聚焦社会生活议题、深入研究、结社结党、运用社交媒体等发挥监察力量。

监察不是要跟政府对抗，也不是事事要高官「人头落地」，但在一个很被动的议会政治下，我们必须有外在问责性的机制（external accountability）。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将政府拉近问责。保罗提醒我们：

在香港政治环境下，光明的兵器就是良知、监察和问责。

（封面照片来源：Colt Group / CC BY-NC-ND；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